南明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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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明这段历史之前所知甚少,崇祯帝煤山自缢后一直到康熙彻底统一中国大地,期间发生了很多的历史事件,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可以说是承载了我对于这段历史很大一部分的记载。看到豆瓣上有这样一部作品,评分9分以上,就在通过微信读书上抄抄写写(现在看书的原则是:先看电子书,好看的话再买实体书,避免踩坑),整理了一个大概。回到这部作品本身,如同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对于作者顾诚也是毫无了解。通篇看完,只能说这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学者,大量的史实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相貌。但在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上,个人觉得作者更多以开天眼的角度帮我们解读,无法苟同。下面开始总结,以每章标题为核心内容,按照真快时间段的方式,重新梳理了大概,如下:
一、崇祯帝自杀到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的覆灭
1、崇祯帝自杀,清军入关。
公元1644年4月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结束。是年,明朝崇祯十七年,清朝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永昌元年。逼死崇祯帝的李自成攻占北京以后没有站稳脚跟,原因在于他们只考虑到了受压迫的农民群体,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这样引起了官绅地主阶级的强烈不满,让他们投靠满洲贵族,大顺政权没有把汉族各个阶层的人士结合成抗清的统一势力。吴三桂降清后发动山海关战役,占领北京,大顺军西撤,标志着大顺政权的历史使命由推翻明王朝变成了抗清斗争,标志着清廷统治者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一步,标志着以吴三桂为首的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拥清派。多尔衮对于明朝和大顺政权的官员,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这个政策对奠定清朝在中原的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招。
2、弘光朝廷的成立与错误
崇祯自缢后,明王朝并没有结束,在谁来继承大统的问题上,史可法态度游移动,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致使他求助于镇将,大权旁落武将集体。朱由崧于1644年下半年正式即位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弘光政权对待满清的态度是借用满洲贵族的兵力来扫灭李自成的大顺流寇政权,所谓的“联虏平寇”。而清廷对待南明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清廷不再满足占领黄河以北的地盘。
史可法在弘光政权中出任督师一年,耗费江南百姓大量粮饷,却坐看黄河流域落入清廷之手,姑息养奸。对比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和多尔衮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弘光政权在内政上完全继承了崇祯朝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一是失去人性,二是文官武将坐吃山空,一旦形势危急费逃即降;
潼关战役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陕北战役大顺军放弃整个西北,败退过程中李自成被杀,大顺政权覆亡。在用兵策略上,趁着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西安时,弘光军队应趁着清军主力在陕西的时机派军北上,但是马士英、史可法唯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复山东等地会触怒清廷引火烧身。阶级的偏见、生活上的苟且使他们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坐看清廷控制整个北方。东线无战事给满洲贵族休养生息,弘光朝廷这种愚不可及、消极避战的联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政权的覆亡。
弘光政权南渡后,发生了大悲、伪太子、童妃三案,这三个案子表面是孤立互不干涉的,却都贯穿着上下对于朱由崧不满的政治背景。弘光政权内部,睢州之变,主帅遭到部将暗杀而,史可法本应该趁此军队同仇敌忾之心,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稳定局势,然而他却失魂丧魄,仓皇南逃。左良玉作为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害怕与南下的大顺军作战,于是假借伪太子密诏,赴南京“救驾”,想夺取政权,其结果是加速弘光政权瓦解。
3、弘光政权的覆灭
1645年4月扬州失守,史可法战死。作为政治家,在册立新君上犯错,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经营江北一年,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却毫无作为,他的军队在清军南下时大多倒戈投降。其真实历史地位,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扬州失守后弘光帝出逃,清军占领南京。5月弘光帝被俘,送往北京处死。
弘光朝廷当国一年时间里,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为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方面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朱由崧的昏庸荒淫固然是事实,作为皇帝要负主要责任,但弘光朝廷继承的党争、腐败、武将跋扈,忙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的内耗才是弘光朝廷覆亡的最主要原因。
朱由崧死后,太后懿旨命潞王朱常淓监国,是为了给他继统增添合法性,然而他却投降清廷。朱常淓的降清有两个重要象征。首先证明了明朝北京覆亡以后,南京一带官绅展开的争权夺利不过是一场权力之争,本质上朱常淓也好,朱由崧也好,毫无二致;其次,他的降清直接带来了朱明宗室两个远派子孙唐王朱聿键同鲁王朱以海的争立,严重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
二、南明第二个政权永历政权成立之前全国各地的抗清运动
弘光政权覆亡后,多尔衮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暴露出征服者的面孔,开始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主要有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圈地投冲掠夺大片土地和劳动力以及严酷的缉捕逃人法,汉民族被彻底激怒了,大江南北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清运动,而清廷则是进行了残忍的屠杀镇压,他们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但是这种屠杀反而激起了汉民族更加顽强的抵抗。江阴等地百姓自发抗清,英霍山区、皖南、陕西各地的抗清斗争。其中江阴士民的奋勇抗战,在两个多月里顶住了数万清军的围攻,作者认为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
1、鲁监国政权早于隆武政权成立
鲁王朱以海在朱常淓降清后出任监国,于次年1646年改元,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时间上早于朱聿键。朱以海毕竟是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哪怕过上一天皇帝瘾也好。鲁监国政权任用皇亲国戚,一批文官武将也以拥立定策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军事上鲁监国政权处于抗清最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利用当地兵力财力,本质上来说鲁监国政权只是沿袭了弘光政权时期的四镇和左良玉等军阀割据余习。
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从1645年七月初一改纪元为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隆武政权。尽管他想有一番作为,可是他缺乏自己的班底还没有足够的名分,是他不得不以来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尽管唐、鲁政权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消耗在了内部矛盾上。文官武将的升迁并不是以抗清功绩为据,而是要看在内部斗争中是否有功,这样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效组织起抗清阵线。
2、隆武政权覆灭,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
清胜明败主要决定于内部凝聚力。清廷虽有内部斗争,但掌权者基本上能威福自操,令行禁止。而崇祯朝时虽出现少数武将拥兵自重的迹象,朝廷命令基本上还能畅通无阻,弘光时武将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违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后武将一味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朝廷命令不行,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这段时间与清军的抗争只有原大顺军反攻荆州、鲁监国政权同清军相持钱塘江、忠于隆武政权的赣南军队与清军争夺江西,其他兵力最多的郑芝龙、何腾蛟都龟缩于后方毫无进取之意。南明高官显爵的文恬武嬉错过了最佳战机,直接导致了浙东的溃败和隆武政权的覆亡。
清兵随后占领浙东,朱以海遁往舟山一带海岛,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清军占领赣南。赣州失守具有关键意义,因为以赣州为中心的江西南部是连接福建、湖南的要区,又是广东的屏障。随着清军入闽,郑芝龙决定投降清朝,1646年8月隆武帝逃亡赣州,清军追到汀州,隆武帝被杀。
3,大顺军、大西军、郑成功和鲁监国政权的动作
1647年初,张献忠牺牲,领导大西军的重任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他立即改变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率领大西军由贵州进入云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沙定洲叛乱,使云南全省当地百姓首次过上了自明末以来的安宁生活。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大西军入带滇,取得了一块稳定的基地,修养补充,为抗清斗争继续了力量,是张献忠政权在西南的延续,又在政策上纠正了张献忠的过激行为,针对云南地方特点团结少数民族。与此对比的是,人力物力严重不足大大限制了大顺军的战力,在抗清斗争中他们的战绩远不如大西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块比较大而且富庶的后方基地,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自己的具备相当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作为保障,一直以来都在南明顽固派势力和清军的夹缝中勉强支撑,组织混乱,也缺乏具有魄力的领导人带领。而这个时候隆武朝廷选择同大顺军联合抗清,也反映了南明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上升到了民族矛盾。
隆武帝即位以后,欣赏郑森,于是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实则为了笼络郑芝龙。郑成功最晚于隆武二年就弃文从武,开始军事生涯,和叔父郑鸿逵坚持抗清,选择了与父亲郑芝龙截然相反的道路。初期他们经过同清军的反复较量,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本人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同安一役郑成功得到了擅长骑射的将领,开始组建起适合陆战的骑兵队伍。郑成功甚少被南明永历中兴提及,原因在于永历朝廷与其有很深的隔阂,体现在郑成功、郑鸿逵失策地进攻潮州,加速了清军占领广东全省的过程。郑军只顾自身利益,想夺取已属于永历朝廷的潮州府解决粮饷问题。其实他们本可以请求永历朝廷拨给,但郑军只想在扩张自己的领地,导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把这块地方让给了清军。对于施琅,郑成功一直怀有戒心,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容忍下级对他的不尊重。而智勇双全的施琅,忽明忽清的表现说明他是以个人的立功扬名至于王朝利益之上,士为知己者用是他奉行的行为准则。
清军占领浙闽、郑芝龙降清以后,原先唐鲁对立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隆武朝廷覆亡,一些不愿降清的官员改奉鲁监国。浙闽各地改姓纷纷起来抗清,主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以征服者自居实行暴政。舟山群岛成为了鲁监国领导下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也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永历朝廷从建立到覆亡
1、1646年11月朱由榔即位,改明年为永历元年
朱聿鐭抢在朱由榔之前称帝,改明年为绍武元年,同年12月就被清军覆灭,绍武年号从未被使用过。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不过一个多月,业绩只是打了一场争夺地位的内战并导致了广东一省的陷没,失去了财富充溢、人才密集的广东,让原本残山剩水不多的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力人力更加捉襟见肘。广东一省之内几乎同时有两个南明政权,重演闽浙相争的闹剧,再次说明了南明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官僚们仍然沿袭了过去朝廷上的党争套路,一切都是以个人和小集体的厉害为转移,国家大局被置于脑后。
永历元年朱由榔面前的局面是非常暗淡的,清兵步步紧逼,朝内只有几个老臣勉强支撑着残山剩水。一些已经降清了的将领反正归明,给了永历朝廷中兴的希望。他们在投靠清朝的三年时间里,多少摸清了满洲贵族的实力并不像统治者自己吹的那么神,各地汉族绅民反清的运动和思潮也使他们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们先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揭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割辫复制,短时间造成全国形势风云突变。然而这时候永历朝廷内部又开始了老毛病,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朱由榔等人又过上了昏天黑地的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正是由于永历朝廷的无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
最关键的湖南战场对永历朝廷影响最大,罪魁祸首是何腾蛟,其在湖南战场延误战机,挑起内斗,却错过了同江西会师的机会。1649年清军进军湘潭,何腾蛟被俘。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屠城,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何腾蛟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但他的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无所作为。隆武时期,他排挤大顺军余部,隆武帝遇难,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挑起明军自相残杀,给清军以喘息之机;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
1650年尚可喜、耿继茂攻克广州、孔有德占领桂林,永历帝懦弱无能,不作任何部署,立即向南宁逃难。
2、孙可望的大西军接手永历朝廷
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入滇两年,政策实施得当,社会安宁,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有了稳定的后方,实力大大增强,645年大西军余部同南明达成联合抗清协议。忠贞营的主体是由陕北南下的西路大顺军,由隆武帝赐名忠贞营,将领一直以抗清复明为己任,主动请缨,永历朝廷却将他们试做异己力量,一味加以防范。
孙可望请封秦王,提出联合抗清,永历朝廷不仅多方刁难,甚至还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而孙恳望尽管对永历朝廷极不满意,仍不改初衷决定出滇抗清。相比之后来孙可望兵败仅带了一百多官兵向清朝投降,顺治帝封他为义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禄,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朝为什么能战胜南明。四川贵州大部分地区实际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明自弘光朝廷以来虽然一直认命各级高级官员,大多徒有虚名,实权依然掌握在军阀手里,他们只是互相争权夺利,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抗清队伍。大西军出滇抗清后,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四川贵州地区,扩大了抗清基地,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
1651年,清军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帝这才被迫封孙可望为秦王。孙可望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接管永历朝廷权利。永历帝接受安排,搬到安龙府,标志着永历朝廷全部迁入大西军余军控制区。
3、郑成功的抗清运动
清军发动舟山之役,摧毁鲁监国政权,朱以海被迫逃入郑成功势力范围。郑成功原先尊奉隆武帝,后来遥奉永历帝,不承认鲁监国正统地位,只是把朱以海当作明朝宗藩,只保护他的人生安全,不让他作为恢复明朝的正统象征。1652年朱以海决定放弃监国名义,上表永历朝廷。而后郑成功发动围攻漳州和海澄战役,双方处于相持局面。郑成功利用清军无力发动新攻势的机会,决心把海澄建设为大路上的前进基地。
满洲八旗兵由于人数的减少,以及入关后沉迷于酒色,导致实力下降,清朝统治者采取以汉制汉的方针,依赖汉族拥清派,战术上不到关键时刻不动用满洲兵,主要体现在认命洪承畴出任五省经略,对郑成功进行招抚。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只是将计就计,表面上领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依然使用明朝永历年号。他从来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只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害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要站在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名义抗清来维护自己利益。隆武朝廷时期封郑成功为忠孝伯,出于对隆武朝廷和鲁监国的不屑,郑成功极少使用。直到永历帝入云南后,封其为延平王,他才奉永历正朔,一直沿用延平王的身份。
鲁监国政权舟山失利进入郑成功地盘,张民振、张煌言不愿意屈从郑氏家族,只愿保持同盟关系,二张决定率军北上,以原鲁监国军队开辟抗清斗阵的新局面。1654年三入长江之战。而这场战役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尤其是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翻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的抵制,长江会师夺取江南的大计就此化为泡影。张煌言三入长江失败以后,郑成功独自发动长江战役,意图攻下南京收复长江中下游各地,复兴大业将由出没海岛之间转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然而郑成功的南京战役却失败了。军事上犯了轻敌的错误,导致清军能够扬长避短,缓过劲来集中兵力对付;在战略上的失策则是私心自用,郑成功的兵力相当强盛,当年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时,如果郑成功能够真心拥戴永历朝廷,率领主力部队会师夹攻,江南必然可以收复,可是他却按兵不动,直到永历朝廷难以招架之时,他才独自大举进攻。
郑成功长江之战是清初反对满族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郑成功确实做到了让清廷统治者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可以说,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自作聪明地想利用永历军队牵制清兵,自己出兵收复江南。
4、李定国营救永历帝,孙可望降清
接收永历帝后,孙可望基本完成了对南明武装的收编工作,南明政权及其军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原大西军为主的抗清实体。帝只是一面号召远近的抗清旗帜,领导权掌握在原大西军领导人手中。湖南战役旗开得胜,李定国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刘文秀进攻保宁,为吴三桂所败,南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这时候,作为最高实权人物的孙可望却嫉贤妒能,激化内部矛盾,在刘文秀兵败以后解除其兵权,发往云南闲住。在李定国连战连捷之际,调令李定国全军入湘,让退入广东的清军趁虚而入,使刚刚收复的广西未能稳定,接着又逼走李定国,导致复湘失败。
李定国在被孙可望排挤后,转而联络郑成功共图复兴大业。他的战略意图是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整个江南地区,然后分路向北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要看郑成功的态度,然而郑把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放在首位。1653年广东肇庆战役失利,1654年广东新会之战失利,都源于郑成功的私心自用,一味拖延。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江西战场大展雄才,中期寄望于郑成功,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南明中兴无望。
孙可望把永历帝迁到安龙府以后,朝廷大权已经被他掌握。军国大事形式上通知永历帝认可,日常事务本根不关白朝廷,他已经放任或者指使亲信用带自己登上皇帝宝座了。为了摆脱孙可望的严密控制,永历帝秘密联络李定国。孙可望对这些联络者,以永历朝廷名义组织审判,史称十八先生案。李东国新会兵败后,用本部兵力冒险突入安龙,把永历帝君臣护送入滇,导致的后果则是他长期经营的广西落入清军之手,自此永历朝廷同广东义师的联络被切断,东西呼应不灵各自为战。更重要的是,失败的孙可望降清。
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加封王爵,孙可望靠的是出卖云贵川的抗清事业。随着清军顺利的向西南进兵,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1660年11月,李定国的明军残部仍然在边境地区坚持抗清斗争,孙可望死了。孙可望的叛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统一了昆明贵阳两个隐隐相对的实力集团。如果李定国同刘文秀齐心协力,以永历帝为号召,联络郑成功、夔东十三家(大顺军余部),抗清形式依然客观。但李定国的失策就表现在同刘文秀的关系上,以及只想利用夔东十三家来减轻自己云贵压力,在执掌大全后用人政策上刚愎自用,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
5、永历帝被俘,南明最后一个正确瓦解
由于李定国的失策,1658年清军由湖广、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西南,永历帝撤离昆明。各方局势下,永历皇帝流亡缅甸,清军进入西南,清剿西南明军,同时向缅甸施加压力。朱由榔进入缅甸时,他们对南明朝廷多少持有善意。但后来看到清朝在大陆统治基本稳定后,不愿意因为收留南明流亡政权而开罪中国实际统治者。之后李定国又企图进兵缅甸救主,弄成双方兵戎相见,缅甸当局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内部咒水之难发动政变,转而配合清兵,消灭残明势力,保境安民。
顺治十八年1661年12月,永历帝被俘,押送回昆明。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用弓弦勒死,清廷昭告天下擒获永历帝,吴三桂有功封为亲王。南明最后一帝至此烟消云散。李定国之死也标志着原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的结束。
四、南明史结束
南京战役失败后,郑成功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需要一块足以解决几十万兵员粮饷物资供应的后方基地。收复台湾后,郑成功操之过急的命令将士和官员的家属也送来台湾,这一举措引起了镇守金门厦门将士的抵触。1661年清廷见郑成功如此态度,诛杀拘禁中的郑芝龙。1662年6月郑成功离开人世。永历帝朱由榔,郑成功,李定国的相继离世,表征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
除了郑成功和浙江沿海岛屿少数兵力意外,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夔东十三家。1662年以后,清廷集中兵力组织三省会剿夔东抗清武装。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标志着南明史的结束。因为尽管1644年永历帝被俘杀,以明朝为正硕的夔东抗清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地方政权和军队,维护和行驶南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