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即地狱——瘟疫、社会与变态
对于刚刚步入后封控时代的我们来说，疫情两个字早已成为无数人的梦魇。对于正常生活的渴望夹杂着重回疫情前世界的愿望，构成了当下的心理底色。得益于疫情的热点，这两年图书市场出现了不少关于“瘟疫”的历史著作，瘟疫如何改变世界历史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这背后寄托的正是上述的那种心理底色，渴望在悲剧中获得一种积极的新生，这些都是瘟疫成为历史鸡汤的佐料。伯恩的《黑死病下的日常》不是这样已经略显无聊的路数，而是希望借助日常——不是日常统治史，而是日常生活史——的角度重回黑死病的中世纪，以一种全景图式展现欧洲各场所——医学院、诊所、传染院、墓地、市政厅、教会、书店与戏院——的状态。场所作为互动的媒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表演”，主体与他者在疫情中的变化必须借助不同的场所加以显现，脱离了场所因素就无法书写社会史。 在伯恩笔下，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如何解构了家庭，让教士放弃公共职责，让“密接”以及确诊病人被扔到传染院中自生自灭。和任何一次疫情一样，一场不明来源的高致死率疾病，可以打破包括教会神圣性在内的一切。我们的确可以在书中找到那些新鲜的历史记忆，好像技术发展了近七百年，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壕沟里杂乱堆弃的五层尸体给当事人带来的神圣性的解构不亚于此前三年的赛博视听对进步的戏谑，那种恐惧欲望和14世纪对于外乡人和集聚的拒斥相比好像也没什么不同，鸟形面罩只是重新编码为口罩，如果我们用庸俗化的方式来理解萨特的名句“他人即地狱”，那么在14世纪，他人就是“瘟疫”。瘟疫具有着一种惊人的随时在场性，其广延的脉络构成了新的宇宙。如果我们记得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于“疯人船”的描写，我们就能知道在这个时代那种对他者地狱般的恐惧绝非空穴来风，疯癫伴随着黑死病而成为新的社会意识，随时可以用来做出拒斥的手势。想走出传染院的人，不是被定义为疯子，就是被定义为罪犯，普通感冒和黑死病没有任何的区别界限。没有进入传染院的人，就必须成为古典生命政治下网格化管理技术的一员，连排泄物都只能在房屋内堆积。（福柯《不正常的人》与《对活人的治理》）
当管控松动，人们逐渐可以凭借证件走出大门，随时随地的拦截检查和强制隔离依然存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双双死亡，正是在疫情状态下，那个为她们传话的教士在半路被强制隔离所酿成的悲剧。黑死病社会，其实距离一种“正常”社会相距不远，它的出现只是放大了某些潜藏于日常深处的社会心理，在这种心理下的社会，混乱却又不乏“秩序”，或者说只是一种我们理解的日常社会形态的变态形式，随时会被激发。只是每次被激发，它的凭借都会有所不同。 除去悲剧的展现，由于城市人口在疫情中的大量死亡，对劳动力的需求解放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西欧的去封建化进程由于农民拥入城市不断加速。作者也接续了勒高夫在《炼狱的诞生》中的研究思路，短暂书写了炼狱由于黑死病中丧葬仪式的简化、教会权威的下降导致炼狱观念逐渐消失。（关于炼狱可点击此参看我的另一篇书评https://m.douban.com/book/review/14653682/）薄伽丘、彼特拉克们没有通过人文主义完成的事情反而被黑死病推动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