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1.1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声明：原作为《Agatha Christie’s GoldenAge》，版权归作者以及出版方所有，本翻译仅供学习交流。人名以及对阿加莎原文的引用均参考新星版译文，以便查阅。本评论集完全泄底。

解答

本次，波洛在埃塞克斯的斯泰尔斯庄园中调查了艾米丽·英格尔索普案。艾米丽十分富有，但年事已高，她于7月18日那个星期三死于士的宁中毒。

这个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故事是由黑斯廷斯叙述的。黑斯廷斯因病从前线返乡，病假期间被艾米丽的继子约翰·卡文迪什邀请去往斯特尔斯庄园。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被告知黑斯廷斯的教名或是军衔，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30岁，因为45岁的约翰比他大15岁。

黑斯廷斯于7月5日到达斯泰尔斯庄园，除了艾米丽和仆人外，当时庄园里还住着：约翰和他的弟弟劳伦斯，虽然两人分别有律师执照和医生执照，但都没有工作；约翰的妻子玛丽，她在农田里干活；辛西亚·默多克，艾米丽所援助的老同学女儿，她在医院药房工作；伊芙琳·霍华德，热情友好的40岁女士，她是艾米丽的伴侣；伊芙琳的堂兄，黑胡子的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他是艾米丽的秘书，并在三个月前与艾米丽订婚，成为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约翰认为，阿尔弗雷德，这个比艾米丽小了至少20岁的男人，是一个“糟透了的小瘪三”。

7月18日那个星期三，快到凌晨5点时，卧室里的艾米丽昏厥症发作。黑斯廷斯、劳伦斯和约翰到走廊后发现，艾米丽的房门是被锁上或从里面闩上的，就像进入她房间的另外两扇门一样——一扇连通着辛西亚的房间，另一扇连通着阿尔弗雷德的房间——他们打破了阿尔弗雷德房间里的门。随后，辛西亚、玛丽和今晚早些时候才来斯泰尔斯庄园的包斯坦医生也到了现场。艾米丽大叫道:“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然后就倒在枕头上死了。黑斯廷斯怀疑艾米丽是被毒药毒死的，于是他向约翰建议，让住在村里的老朋友波洛来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毒药专家包斯坦认为艾米丽死于士的宁中毒。除他之外，还有三人了解此毒药：拥有医学知识的劳伦斯、医院配药员辛西亚和护士伊芙琳，伊芙琳在7月6日与阿尔弗雷德争吵后已经离开了庄园。

读者很可能会认为，士的宁是被下在了艾米丽的晚饭后咖啡里，因为黑斯廷斯指出，当艾米丽上床睡觉时，有三个证人（辛西亚、约翰和黑斯廷斯自己）“可以证明，当时英格尔索普手里正端着咖啡，还没有喝”。但毒并没有下在咖啡里，因为士的宁并未立即毒发。尽管毒发时间可能因为晚饭吃得太多而被推迟，但艾米丽晚餐吃得并不多，却直到凌晨5点才出现症状。

另一种可能是士的宁被下在了可可里。每天晚上，艾米丽都会把装着可可的平底锅放在酒精灯上加热。装有可可的托盘从晚上7点15分起就一直在弹簧门旁边的桌子上，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被女佣安妮拿进了房间。安妮当时注意到托盘上有“盐”，黑斯廷斯认为安妮发现的“盐”就是士的宁，但包斯坦医生在被问话时说士的宁有一种苦味，而可可不像咖啡那样可以掩盖这种苦味。

那凶手是如何下毒的呢？我们在调查中得知艾米丽正在服用一种含有士的宁的“补药”，在那个年代，士的宁可以被用作兴奋剂【注2】。但补药似乎没什么问题，艾米丽长期服用它，且从未产生任何不良反应，甚至瓶中一剂药都没剩下。

然而，波洛在解答时提醒我们，艾米丽有一个空盒子，里面装着溴化物安眠药。波洛通过阅读一本配药书了解，将溴化物粉末引入瓶中会导致士的宁的大部分沉淀到底部，导致底部的士的宁剂量足以致命。虽然我们没有被告知这本配药书的名字，但它其实是彼得·麦克尤恩所著的《配药的艺术》，该书于1888年首次出版。

通过添加溴化物得到足以致命的士的宁沉淀物，这是一种巧妙的原创诡计（尽管《配药的艺术》中说英国曾有一位女士可能在无意中摄入了类似的混合物导致死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仅一剂补药就足以带走艾米丽的生命。但毒发时间的推迟是在凶手计划之外的，在一段次要情节中，艾米丽的可可被加入了一种麻醉药（“盐”），从而延缓了士的宁毒发。

谋杀是由阿尔弗雷德和伊芙琳策划的，他们想要艾米莉的财产。事实上，谋杀本计划在昨天晚上，但昨天艾米丽忘了吃补药。因此，摄入致命剂量士的宁的时间比凶手计划中晚了24小时，阿尔弗雷德担心伊芙琳因为计划失败而惊慌失措，所以打算给她写一封安慰信，阿尔弗雷德把这封未完成的信放在了书桌里。在解答时，波洛拿出了这封“凶手亲笔”的信，向我们介绍了“凶手——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波洛曾三次称阿尔弗雷德为“凶手”，这说明波洛把阿尔弗雷德当作主犯，把伊芙琳当作那个帮助、煽动、出谋划策甚至促成犯罪的“同伙”（波洛两次这样称呼她）。阿尔弗雷德的确是个令人难忘的凶手，但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溴化物的主意实际出自伊芙琳（“你那个溴化物的主意，真是神来之笔”）。甚至在7月6日上演完与阿尔弗雷德的争吵之后，伊芙琳在离开庄园之前可能就已经将溴化物添加到了补药中（文中并未说明是谁实施了这一关键步骤），因为波洛说“惨剧差不多要两周后才会发生”。

不过，在伊芙琳离开庄园后，负责给艾米丽倒补药的一定是阿尔弗雷德，他“一定会极为小心地不去摇晃瓶子，好让沉淀物老实地待在瓶底”。有趣的是，1900年第六版的《配药的艺术》中写道，那位死去的女士也曾“小心地不去摇晃瓶子”（第368页），但1912年的第九版中删去了这部分描写（第376页）。

凶手计划中另一个“真是不错”的点在于，阿尔弗雷德准备了“一大堆假证据来控告自己”，使得他能够被逮捕，再指出自己“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的证据”进行脱罪。正如波洛解释的那样，根据当时的英国法律，“一个人一旦被无罪释放，就不能再为同样的罪行受审”——即“双重审判”条款。【注3】

波洛提到的“假证据”应该主要是指7月16日伊芙琳戴着眼镜和假胡子伪装成阿尔弗雷德，在村里的药店买了一瓶士的宁，并以阿尔弗雷德的名义在登记簿上签字这件事情。而事实上，我们后来得知，有五个证人看到了那时阿尔弗雷德在两英里外送农场主雷克斯的妻子回家。

但还有其他假证据：伊芙琳与阿尔弗雷德的争吵；伊芙琳激烈地说阿尔弗雷德想得到艾米丽的钱，并有可能谋杀她；伊芙琳暗示阿尔弗雷德和农场主雷克斯的妻子有奸情；阿尔弗雷德给艾米丽倒了咖啡；以及阿尔弗雷德在命案当晚缺席。此外，还有非故意制造的证据——案发当天下午，阿尔弗雷德和爱米丽吵了一架（尽管和她吵架的其实是约翰）；还有她临终的遗言：“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正如波洛所说，这是一种指控。

计划的最后一步是陷害约翰。所以，当伊芙琳以阿尔弗雷德的身份购买士的宁时，她模仿了约翰的笔迹；她把眼镜和士的宁药瓶藏在约翰的房间里；她把假胡子藏在阁楼里，让它们被波洛和黑斯廷斯发现；她把订单纸交给了波洛，并说是在衣橱顶上找到的。这张订单被证明与约翰有关，约翰也因谋杀罪而被送去受审。

然而，真正的凶手一直隐藏在一个巧妙的双重骗局之下：我们最开始都怀疑黑胡子的阿尔弗雷德，但他有不在场证明，而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嫌疑人时，他最终被揭露为凶手。这个骗局听起来非常好，但不幸的是，其中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双重审判”计划。波洛说的没错，根据当时的英国法律，“一个人如果被宣判无罪，就不能再以这个罪名被审判”，但关键词是“宣判无罪”和“再次受审”。他必须被审判和无罪释放。仅仅被逮捕是不够的。然而，书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在同一段中，波洛说:“他想让自己被捕，这样就可以制造出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的证据——接着，你看，他就可以保住性命了！”提到“被捕”并不是笔误，因为波洛在第五、七和十三章中多次提到“被捕”。

“逮捕”和“无罪释放”的区分对于计划的可行性来说至关重要。如果雷克斯夫人或五个证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出面，那么阿尔弗雷德的不在场证明就能一直藏到审判时——这是可能的。但尽管证人们的确没有出现，（在制定计划时）做这样的假设却是有风险的。由于审判（将要进行的消息）是公开的，并且证人没有理由保持沉默，阿尔弗雷德的不在场证明几乎不可能一直隐藏到审判时。而且，上述计划成功，这个结果对也伊芙琳没有益处，因为一旦真相后来被发现，根据1861年颁布的《从犯和教唆法》第八条，作为共犯的她是可以被视为主犯而受到审判和惩罚的。

接下来是遗嘱的问题。在第十三章中，波洛解释了凶手们的计划：“他们早就预谋了这无耻的计划——他和这个富有但愚蠢的老女人结婚，诱使她立个遗嘱把钱留给他，之后通过一个构思巧妙的谋杀以达到目的。”

然而，阿尔弗雷德不需要“诱使”艾米丽在结婚后立遗嘱，因为婚姻自动撤销了之前的任何遗嘱【注4】，使她成为了无遗嘱人。这意味着，作为她丈夫的阿尔弗雷德无论如何都会继承她的个人财产【注5】。但是，如果阿尔弗雷德认为需要有这么一份遗嘱，为什么他们要在艾米丽婚后还没立遗嘱时就计划杀死她呢？因此，波洛在这里阐述的计划要么在法律上错误，要么就不是凶手所计划的。

最后，波洛其实搞错了伊芙琳去药店买士的宁的意图。波洛说“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把嫌疑转嫁到约翰·卡文迪什身上”，甚至还提到“毕竟买士的宁这件事只是用来嫁祸约翰·卡文迪什的而已”【注6】。但毫无疑问，购买士的宁是“双重审判”计划的关键，无论伊芙琳是否伪造约翰的字迹，这一行为都是为了制造假证据，从而使得阿尔弗雷德具有“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情节

这个故事颇具意义，因为它是作者的第一部侦探小说（共66部小说），也是波洛（系列共33部小说）和黑斯廷斯（出现在8部小说中）的第一次亮相。黑斯廷斯在比利时遇到了波洛，对他现在“步履蹒跚”感到遗憾，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因为第二天早上他就描述波洛“像只蚱蜢一样敏捷”，后来还“冲”、“跑”、“跳”。黑斯廷斯在第一段中写道，这起案件“人尽皆知”并且引起了“耸人听闻的传言”，这也是很奇怪的。

不过，黑斯廷斯的叙述总体上还是很吸引人的。他在发现与解释线索方面的迟钝带有一种魅力，他的自夸也相当幽默地暗示他觉得自己有才且善于社交。不过，他这样想也不算错：他在说“我认为自己的第一印象还是非常准确的”时就已经对阿尔弗雷德产生了厌恶。他还敏锐地预感到案件即将发生，且在检测出士的宁之前，他就已经翻查书房寻找到了一本关于士的宁的书。

他还提供了两份平面图和三份（关于字迹的）文件。两张平面图分别是一楼和艾米丽卧室的，他所记叙的场景都没有超出这两张平面图，不过地面例外。他说从卧室可以看到一个园子。事实上，正如一楼的平面图所示，他卧室的唯一一扇窗户在左侧，的确可以看到院子。

一楼平面图还显示艾米丽的卧室只有一个窗户，而她的卧室平面图上有两个，文字提到了“左手边的窗户”；在一些版本中，表示仆人房间门的字母’B’不见了；在大多数版本中，辛西亚的名字（Cynthia Murdoch）被错误地多拼成了“Murdock”；辛西亚的房间在右侧，而黑斯廷斯在第八章中说“除了辛西亚·默多克，其他人的房间都在左边这一侧”，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丽的房间也在右侧。

第一章中用于提供背景信息的叙述相当杂乱，介绍嫌疑人的速度太快，以至于除了阿尔弗雷德是一个为了财产而结婚的投机者以外，我们对其他人几乎一无所知。但节奏随着故事的发展和对人物关系的介绍变得好了起来。我们看到了各种男女关系，包括艾米丽/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雷克斯夫人、玛丽/包斯坦和约翰/玛丽。这些关系把我们的目光从阿尔弗雷德和伊芙琳的关系上引开，除了伊芙琳对阿尔弗雷德的强烈反感，书中从来没有直接提到过两人的关系。

总的来说，整个故事有13章，推进速度还算合理。本书最大的优点是：情节中含有大量的线索，但它同时也是最大的缺点，读者根本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吸收，更别说像波洛那样解释它们的意义了。

书中有四个次要情节。其中两个是由7月17日下午4点艾米丽和约翰的争吵引出的，另外两个是分别是劳伦斯试图保护辛西亚和包斯坦医生的作用。从争吵中引出的两个次要情节（艾米丽立了一份有利于阿尔弗雷德的新遗嘱，然后又销毁了它；玛丽在艾米丽的可可中加入了麻醉药并潜入艾米丽的房间）十分复杂，所以在分析线索之前我们需要先理清它们。

这场争吵涉及约翰和雷克斯太太的关系。艾米丽说它是“丈妻丑闻”（指约翰和玛丽）。他们还讨论了因婚姻而被撤销的遗嘱，艾米丽因此意识到她在结婚后没有有效的遗嘱，她大概（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财产将归刚刚和她吵架的约翰所有，于是在下午4点30分，在园丁的见证下，她立了一份有利于阿尔弗雷德的新遗嘱。然而，当她在阿尔弗雷德的书桌里寻找邮票时，她发现了阿尔弗雷德给伊芙琳的未写完的信。她难以置信地盯着这封信，让女仆多卡斯生起一堆火（她在火中烧掉了这份新遗嘱），下午5点，她又提到了“丈妻丑闻”（但这次指的是阿尔弗雷德和她自己）。

然后，听到争吵的玛丽看到艾米丽拿着文件，她（错误地）认为这是约翰不忠的证据，并要求看它。艾米丽拒绝了，并向玛丽保证这与她无关。于是玛丽在艾米丽和辛西亚的可可里加了麻醉药。早上5点，她通过辛西亚的卧室进入了艾米丽的卧室，在艾米丽的文件箱里找到了那份文件。但在玛丽看文件之前，艾米丽因为士的宁发作而醒来了，所以她退回了辛西亚的房间。第二天早上，在发现尸体后，阿尔弗雷德撬开了文件箱的锁，找到了那封信，并把它撕成条，塞进壁炉台上花瓶中的其他纸捻之间。

这些次要情节与主要情节（谋杀、不在场证明与陷害）的交织融合既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人费解，对于喜欢复杂性的读者来说，它们十分引人入胜。但是艾米丽烧掉遗嘱这件事的奇怪之处在于，在约翰受审时，菲利普斯先生无法解释“旧遗嘱还在，是什么导致死者重新立一份新遗嘱”。他说，“她可能以为一旦结婚，这份遗嘱就作废了”，并明确表示艾米丽错了。但是读者们知道（菲利普斯先生也应该知道）艾米丽想的没错，波洛和律师韦尔斯先生在第五章中也是这么说的。

然而，“约翰的审判”最应该批评的一点是，波洛明知道约翰不是凶手却还是允许审判继续进行。他声称，为约翰洗脱罪名“可能会让真正的凶手逃脱”，甚至说，“至于我真实的想法，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的成功”。然而，凶手并没有对约翰的审判作出任何反应（从而帮助波洛找到“最后一环”）。更让人无法信服的是，波洛认为只有这“最严峻的考验”才能恢复约翰和玛丽的婚姻幸福，所以允许审判继续进行。作为波洛让无辜的人因谋杀而受审（即使他最终被释放）的理由，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线索

在第四章中，波洛列出了在艾米丽的卧室里发现的“六点有意思的事项”:一、一个被磨成粉末的咖啡杯；二、有钥匙插在锁里的文件箱子；三、地板上的有咖啡味的湿渍；四、墨绿色布料的碎片；五、地板上的蜡烛油；六、药剂师通常用来装药粉的盒子。而令人惊讶的是，解答时波洛一开始只列出了其中三条——按四、三、六的顺序。

更奇怪的是，那瓶补药不仅没被他列出，甚至也没有在卧室里的物品中提到。由于波洛“仔细地搜查着”卧室，“补药”这一线索直到审讯（或送去分析）才被提起是很不寻常的，这也使得读者几乎不可能推断出波洛在第五章中提到的“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主意”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没有被告知那个主意是什么。但就在这之前，辛西亚说艾米丽的安眠药是溴化物，并且是辛西亚自己配制的（第六点事项说到盒子上没有药剂师的名字，这是因为辛西亚在药房工作）。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波洛的想法是：艾米丽是被加在补药里的溴化物杀死的。

毕竟，从第三点咖啡污渍中可以看出艾米丽没有喝下咖啡。波洛解释说，当他把箱子放在艾米丽的桌子上时，桌子倾斜使得箱子掉到了地板上。当他看到“咖啡污渍”的线索时，他意识到桌子也使得她的咖啡杯掉到了地上。

抛开这个异常的疏漏不提，读者确实在调查中了解到了“补药”的线索和士的宁。当然，读者若要想解释“溴化物”这一线索，则仍然需要了解相关化学知识，需要知道它对含有士的宁的补药的作用。但对于读者来说，还有一条更好的线索——实际上可能是书中的最佳线索——在审判时，陪审团里有人提出药剂师在补品中错误地加入了太多士的宁的可能性，但它被多卡丝排除了，她说:“英格尔索普太太近期没有配过补药，相反，她在去世那一天吃下了最后一包药。”

这条线索隐藏得很好，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多卡丝说既然艾米丽吃过好几次药，就不可能有错误。所以我们关注的不是提供关键线索的“最后一包”，而是“没有错误”。虽然波洛在他的解答中没有提到“最后一包”线索，但如果不是多卡丝这样说，读者不会知道艾米丽当天服用了最后一包药。

其次，波洛还有一个疑问，士的宁的毒效应该在一小时内就会发作。这个问题通过“丢失的咖啡杯”线索解决了。在第五章中，波洛检查了五个咖啡杯。因为安妮没有清理，咖啡杯在客厅里放了一夜。黑斯廷斯认定这些东西分别属于玛丽、辛西亚、劳伦斯、约翰和他自己。因为没有给阿尔弗雷德的杯子（因为他不喝咖啡），而且艾米丽已经把她的杯子带回了她的房间（那个碎掉的杯子），波洛认为这些就是所有的杯子了。他尝了尝那五个杯子里的咖啡渣，半是困惑，半是宽慰。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辛西亚在那晚睡得很沉，他可能之前就从这个“沉睡”线索中推测她被下了安眠药，最终发现咖啡杯中没有安眠药的他松了一口气，但又对此感到困惑。

在第八章中，当波洛得知包斯坦那天晚上在那里，他“就像疯了一样”，两次说“这改变了一切——一切！”波洛后来解释说，安妮给阿尔弗雷德拿了一杯咖啡，却不知道他从不喝咖啡（这令人惊讶），之后包斯坦用了他的杯子。所以（除去艾米丽那个碎掉的杯子）当晚一共用了六个杯子。但是，当多卡丝第二天早上“收拾”时，她只找到了五个——尽管事实上她并没有收拾，否则它们就不会在那里了。

包斯坦的出现让“整件事情都变了，因为现在有个杯子不见了”。波洛确信丢失的（第六个）杯子是辛西亚的，因为通过品尝他得知那五个杯子里都有糖，但辛西亚从来不在咖啡中加糖。然而，在波洛赋予“包斯坦医生在场”这一线索的重要性中，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第一，波洛直到第八章才意识到这一点。这非常奇怪，因为黑斯廷斯在第四章中“毫无保留地讲了整件事情，没有漏掉任何场景，哪怕是琐碎的细节”，并且在第五章中“讲一下前天晚上的情景”，但却都省略了包斯坦医生浑身是泥的到达斯泰尔斯庄园这件事。第二，黑斯廷斯并没有说包斯坦喝了一杯咖啡。第三，既然波洛知道这五个杯子里都加了糖，那么在第五章了解到辛西亚从不在咖啡里加糖的习惯后，他就已经可以推断出辛西亚的杯子消失不见了。

然而，辛西亚“丢失的咖啡杯”线索让波洛开始关注安妮曾在艾米丽的可可托盘上看到的“盐”——“盐”线索——波洛补充说，“因此我从可可里取了一点试样，并拿去化验了”。事实上他在听到安妮的故事之前就拿到了可可试样，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解释他把辛西亚“丢失的咖啡杯”线索和艾米丽的“盐”线索联系起来的原因。

波洛也从来没有说过把辛西亚的咖啡杯（找到后立刻）送去分析的事情。想必他一定这么做了，因为他接着说:“这是分析报告。卡文迪什太太给英格尔索普太太和辛西亚小姐下了一种安全而有效的麻醉药。”艾米丽（和辛西亚）被玛丽下药碰巧与凶手的计划撞上，玛丽这样做的目的，以及她拿走辛西亚杯子的目的，将在对应的次要情节的线索中提到。它与当前上下文（谋杀计划的线索）的关联是，艾米丽可可中的麻醉药使得士的宁延缓发作。

至于阿尔弗雷德，太多不利于他的证据让波洛感到困惑，从而使得波洛没有给出阿尔弗雷德的不在场证明。在审讯中，他低声说:“该死！这个蠢货想被抓起来吗？”之后，他将阿尔弗雷德拒绝说话的行为描述为“愚蠢的策略”和“疯子”。因此，他从这个“疯子行为”线索推断，阿尔弗雷德不提供不在场证明是为了被逮捕。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论。然而，他的思考时机并不合适。

在第十三章解释这个推论时，波洛声称自己“从一开始”就“反复说过好几次”他不希望阿尔弗雷德“现在就被捕”。事实上，他只说过一次：“如果我让她的丈夫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立刻被捕——我一句话就能救出他来——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但是，如果波洛说这话时，已经意识到阿尔弗雷德想被逮捕，为什么他还会喃喃地说“该死！这个蠢货想被抓起来吗？”以及“我跟你说，我的朋友，我很迷惑。我——赫尔克里·波洛！”而且，波洛当时还没有从那五个证人那里得到阿尔弗雷德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波洛的“现在被捕”线索出现了时间上的错误，这一点是个遗憾，因为如果波洛这句话被放在阿尔弗雷德故意被捕之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线索。

至于伊芙琳，波洛开始怀疑她是因为她在调查中对艾米莉7月17日寄给她的一封信撒了谎。波洛说这些的确是艾米丽写的，但日期不对，“1”被添在了“7”之前，从而把7月7日写的信伪造成了7月17日的信。

“7月17日的信”是伊芙琳撒谎的一个很好的线索，但它带给波洛和我们的问题是：安妮告诉我们艾米丽在7月17确实写了信，为什么伊芙琳想隐瞒这封信？奇怪的是，波洛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从未知道那封信的内容。

还有其他不利于伊芙琳的线索——“护理”线索，她是一名医院护士，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医生；“敌视阿尔弗雷德”线索，她“异常激烈地指控英格尔索普”；还有“表兄弟”的线索，这是她与表兄弟阿尔弗雷德同谋并假装成他的线索，关于这一点，波洛提到他们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步态和举止上。然而，我们从书中了解到的是，阿尔弗雷德是一个“瘪三”，而她则“身材魁梧”。

在第六章的审讯中，阿尔弗雷德解释了“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临终遗言的线索，说艾米丽可能把包斯坦医生错认为是他，波洛则认为阿尔弗雷德是被冒充的。此时，他提到了第五章中提到的“两个重要的事实”中的第二个，即阿尔弗雷德“穿衣很独特，有一大把黑胡子，还戴眼镜”。但奇怪的是，此时药店的梅斯先生还没有向波洛提起阿尔弗雷德买过士的宁，而波洛竟然在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在什么场合下可能被冒充的情况下就觉得这一线索很重要。

波洛逻辑链条上的“最后一环”是阿尔弗雷德的“未完成的信”线索，只有当波洛揭示答案时，读者才会知道这个线索。波洛说，“除了那封信，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和犯罪联系在一起了”。从“电铃线”（剪断艾米丽房间的铃线使得毒发时她无法求助）线索可以看出，计划本该在周一晚上执行，但计划由于艾米丽忘记服用补药而被推迟了。我们可以理解阿尔弗雷德写信安慰伊芙琳的行为，不过，他似乎不大可能写下:“老女人一死，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没人能查明是我做的。”

如前所述，艾米丽在阿尔弗雷德的书桌里找邮票时发现了这封信。波洛猜测（三个猜测中的第一个），她自己没有邮票（因为后来她让多卡丝去拿邮票——“邮票”线索），所以她试着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他的书桌。波洛在第四章用艾米丽的一把钥匙打开了它并说道：“他的书桌里没有邮票，可也许那儿有”，因此，波洛知道这把钥匙的存在是合理的，并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已经想到艾米丽可能看过阿尔弗雷德的书桌。

找到信后，艾米丽把它放进了文件箱里。当波洛检查艾米丽的卧室时，“有段时间，书桌上的一只紫色小文件箱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他没有翻看里面的文件。相反，一个小时后，当他看到锁被撬开时，他从“被撬开”线索中知道，“那箱子里有些东西——某种证据，也许本身很小，但足以作为线索把凶手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人们可能会认为，阿尔弗雷德拿到信后会毁掉它（信只有八行，所以他可以把信放进嘴里吃掉），但波洛“推断”说，因为他不敢随身携带，他就把信藏在了房间里。所以，非常令人惊讶的是，波洛没有更彻底地寻找它。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装饰物”的线索。

“装饰物”线索的第一次出现在波洛检查艾米丽的卧室时，他整理了壁炉台上的装饰物（第四章）。第二次出现在波洛发现锁被撬开了，他在整理壁炉台上的花瓶时手颤抖（第五章）。第三次出现在两个月后，当他在搭建纸牌屋时，黑斯廷斯说他只看到波洛的手颤抖过一次，就是波洛发现锁被撬开后，摆弄壁炉台上的东西时（第十一章）。

听到这句话，波洛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想法”。他后来解释说，“如果它们已经被整理过了，就不需要再整理了，除非，在这段时间里其他人动过它们。”于是他冲到斯泰尔斯庄园，在那里他发现了散落在花瓶里的碎纸信。

这个“装饰物”线索构造得很好，可能击败了“最后一包”线索，成为本书中最好的线索。让这个线索起作用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以及促使读者回顾第二次的第三次。这个重要的线索不仅隐藏在不同的章节中，而且巧妙地隐藏在描述它们的语言中。比如，在第一次提到时，与碎掉的咖啡杯相比，整理装饰品似乎不重要；而在第二次提到时，与波洛颤抖的手相比，整理花瓶似乎不重要。这个线索唯一的缺点是，阿尔弗雷德肯定会在之后拿回这个该死的证据，而波洛对此的解释：“既然第一个星期里没有人想到去那儿看看，那么以后也不可能想起来”，很没有说服力。

让读者感到惊讶的是，波洛的出发点——他的“六点有意思的事项”——对找出凶手几乎没有帮助。第六点，我们后来知道那是溴化物，它对谋杀计划至关重要；第三点，地上的咖啡污渍，告诉波洛艾米丽没有喝咖啡。

然而，第一、二、四和第五个事项只与次要情节有关。第二点：被锁起来的箱子，因为锁被撬开了，所以回想起来似乎也是线索之一，但在波洛列出它的时候，它还没有被撬开。所以这个线索只告诉我们玛丽想看艾米丽拒绝给她的那份文件。

玛丽的企图来自于无意中听到艾米丽的争吵，波洛知道这是和约翰的争吵，因为玛丽“在审讯中却没有坦诚相告”是一个线索，只有艾米丽和约翰争吵才能“解释通”。这场争吵首先导致艾米丽立了一份新的遗嘱。但艾米丽已经把它烧了，有什么线索告诉波洛她立了遗嘱，然后又把它毁了呢？

首先是“will and testament”和“possessed”的线索（我们在字迹文件上看到的），它们表明艾米丽立了遗嘱。壁炉里有一块烧焦的厚纸，上面写着“...ll and ...”（“will and testament”）和她的废纸篓里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上面是她试过的“possessed”这个词的拼写——几乎肯定会出现在遗嘱里的单词。

第二个表明她在当天下午立了遗嘱的线索是“海棠”。波洛在她的书桌附近看到了褐色的痕迹，类似于海棠的痕迹，推断她一定叫来了那天下午正在种植海棠的两个园丁来见证遗嘱。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论。不过缺点是，他对隐含遗嘱内容的吸墨纸不感兴趣。而警察（不是波洛）通过镜子反照，发现遗嘱中艾米丽把一切都留给了阿尔弗雷德。

第三条线索是“炎热的天气”，它表明艾米丽销毁了遗嘱。这条线索非常有效，因为它结合了从不同角度提供的三条信息——斯泰尔斯是一个“称职的战时家庭”，就算是一小片废纸也要积攒起来用麻袋装走（第一章）；爱米丽让多卡斯在她的卧室里生火（第二章）；那天是华氏80度（波洛在第五章中提到的“两个重要的事实”中的第一个）。在解答时波洛说，当他听说艾米丽想在这么热的天生火时，他就推断艾米丽这样做是为了销毁一份文件，因为作为战时家庭的斯泰尔斯只能通过这种办法销毁它。

有一段时间，波洛认为艾米丽是因为争吵而想毁掉遗嘱。事实上，争吵是促使艾米丽立下遗嘱的原因。但在立新遗嘱之后，她决定毁掉它。正是这个决定使得波洛将炎热的天气描述为“解开整个谜局的关键”，因为它表明艾米丽一定意识到了什么东西（“未完成的信”线索），正是这些东西让她像急于立遗嘱那样急于毁掉遗嘱。

其次，这场争吵导致玛丽试图获得那份文件。这个次要情节的线索是波洛在结局中从第四点引出的。那件深绿色的布料碎片夹在艾米丽和辛西亚房间之间的门栓上。他说这是从玛丽的绿色土地臂章上撕下来的，玛丽是斯泰尔斯唯一一个在农田工作的人。这个推论是建立在知道陆军制服有一个绿色臂章的基础上的，所以只被告知了玛丽穿着她的白色陆军工作服的现代读者，很难解释这个“深绿色编织物”的线索。

然而，波洛确信玛丽是通过辛西亚的房间进入艾米丽的房间的。对于门是从里面（也就是艾米丽那边）闩上的说法，波洛的回答是“我们只是听她（玛丽）这么说”。玛丽确实在第九章中说过门是闩上的（且她声明“聆讯时我就是这么说的”——其实她没有），但我们并非“只是听她这么说”。安妮说她晚上8点左右进入艾米丽的房间时门就是锁着的，在她离开之前（可能门还锁着），艾米丽已经上床睡觉了。因此，尽管波洛断言玛丽是“傍晚某个时刻”打开了门闩，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

然而，还有其他原因支持波洛作出这个判断。一个是“桌子倒地”线索。玛丽在审讯中声称，她听到桌子倒地的声音后就去了艾米丽的房间。随后波洛尝试推翻了桌子，然而左侧的黑斯廷斯并没有听到，这证明玛丽不可能在自己房间里听到艾米丽房间桌子倒地的声音。另一个原因是艾米丽房间地板上的白色蜡烛油（第五点）。艾米丽没有烛台，而且已知唯一带进来的蜡烛是劳伦斯的粉色蜡烛，波洛从“蜡烛油”线索推断出，玛丽被艾米丽醒来吓了一跳，把蜡烛掉在地上，然后丢下文件回了辛西亚的房间。

但是波洛是如何推断出这份文件与约翰的秘密无关的呢？读者很自然地会认为艾米丽在两次争吵中说的“夫妻丑闻”含义相同。然而，波洛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推断出第二次与第一次的含义不同，第一次是关于雷克斯夫人的，而第二次是关于艾米丽本人的丑闻。

波洛说，下午4点，“她在生气，可还是一副女主人的口吻”，而一个小时后，她“极度痛苦”。然而，她对约翰说:“你怎么敢这样？我养着你，给你吃给你穿！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吗！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第二次，她对多卡斯说：“夫妻丑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多卡丝。要是可能的话，我宁愿保持缄默”，如果这句话指的是约翰的秘密那还说得通，但对于阿尔弗雷德的信来说，艾米丽的反应就非常奇怪了。的确，用“夫妻丑闻”来形容这件事是很奇怪的。

尽管如此，艾米丽还是把它锁在了她的文件箱里。但第二点的关键并不是这个而是文件箱锁里的钥匙，钥匙柄上缠了一段绞合线（“绞合线”线索）。此外，波洛还找到了一串钥匙，其中“一枚闪闪发光的钥匙”线索打开了箱子，波洛后来从多卡丝那里得知，艾米丽丢失了原来的钥匙（锁里的那把钥匙），但还有一把钥匙（钥匙上闪闪发光的那把钥匙）。

这些令人困惑的线索与证据混合在一起，波洛猜测（他三次猜测中的第二次）原来的钥匙不见了，因为“绞合线”线索表明它是（被别人）从钥匙圈上拧下来的；那么如果原来的钥匙被找到了，艾米丽会把它放回钥匙串上。但是，既然钥匙串上的不是原来那把而是“闪光钥匙”（大概是艾米丽放上去的），那么就有其他人拿着原来的钥匙，把它插进了锁里。

在第五章中做的这个推论是很好的。波洛想说有人为了打开箱子而从那串钥匙上拧下了原来的钥匙。但他在解答时说的却不一样。那时波洛似乎已经忘记了绞合线的事情，认为玛丽“无意中捡到了”钥匙，这就远没有那么令人信服。

玛丽可以通过辛西亚的房间进入艾米丽的房间而没有吵醒两人，是因为玛丽给她们俩都下了药。我们看到，波洛参考了分析报告，说玛丽给艾米丽和辛西亚下了一种安全但有效的麻醉药。

波洛猜测（他三次猜测中的最后一次）艾米丽是在捡起掉到地板上的咖啡杯碎片后喝下了有麻醉药的可可。后来，玛丽担心下了药的可可是艾米丽中毒的原因，但太多人在场她不敢处理那些碎片，然而，她把辛西亚的咖啡杯（丢失的那个）扔进了一个花瓶里，后来被劳伦斯发现了。

至于艾米丽的咖啡杯，它已经碎成了碎片（第一章），波洛在第四章中得到了线索，黑斯廷斯说劳伦斯在艾米丽的房间里看到了一些令他“吓呆了”的东西——当黑斯廷斯告诉波洛“整个故事”时，“吓呆”的线索被省略了。波洛后来表示，尽管劳伦斯在第九章中声称辛西亚房间的门是闩上的，但实际上他透过黑斯廷斯的肩膀看到了门没有闩上（在玛丽把门闩上之前）。所以门上的门闩高得足以让劳伦斯隔着黑斯廷斯的肩膀看到，但又低得足以让玛丽用手偷偷关上。

在这一次要情节中，劳伦斯看到门没有闩上，从而认为辛西亚有罪，所以他把咖啡杯踩碎，以防止里面的东西被检测。劳伦斯试图保护她是因为爱，这一点可以从“每当”她和约翰说笑时劳伦斯的“面带愠怒”中看出——尽管事实上这只发生了两次（在第一章和第八章）。

除了“吓呆”这条线索之外，还有很多不利于劳伦斯本人的线索，包括他的医疗资格；他缺钱；如果约翰出了什么事（根据1833年《继承法》第6条，他是最近的直系祖先），他能够继承斯泰尔斯庄园；他拒绝找来波洛；他坚持认为艾米丽是自然死亡；假胡子是以他的名义订购的；他想去辛西亚的药房；他检查了毒药柜里的一瓶士的宁。

波洛知道劳伦斯检查过毒柜，因为他在第九章中问过黑斯廷斯毒柜是否靠近“窗户”，而黑斯廷斯告诉他不在。而既然辛西亚曾叫劳伦斯去“阳台”找黑斯廷斯他们（第二章），就说明那时劳伦斯并未和他们待在一起，而是还在里面看着柜子。这个“阳台”线索被波洛很好地解释了，尽管他在第九章中使用的是“窗户”，而在第二章中使用的是“阳台”，这让读者很难发现。

最后一个次要情节与包斯坦有关。他留着胡子（就像阿尔弗雷德和买士的宁那人一样）。在案发当晚，他浑身是泥地来到斯泰尔斯庄园，可能在艾米丽的咖啡里放了什么东西。后来他在艾米丽奄奄一息时回家，尽管已经是凌晨5点了。

事实上，包斯坦被捕是因间谍罪而非谋杀。波洛并不感到惊讶——尽管包斯坦被无罪释放——那么，线索是什么呢？第一，斯泰尔斯离海岸只有四英里（读者并没有被告知这一点）。第二，著名的伦敦医生把自己埋没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并且晚上到处走动，这很奇怪。第三，他是德国人（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在第九章我们被告知他是波兰人）。

最后，第一版的封皮上写道:“这本小说最初是为一个赌约而写的：一个从未写过书的作者，能否写出一本，读者有着与侦探同等的线索，却无法‘找出’凶手的侦探小说呢？作者赢了。”这个断言有些夸大了，因为，即使我们得到了“补药”、“溴化物”和“最后一包”线索，却只有具有化学知识的读者才能在波洛引用《配药的艺术》之前发现真相。同样，关于凶手的身份，尽管有绝妙的“装饰物”线索，但直到解答时我们才真正得到“未完成的信”线索，也直到解答时才知道信与阿尔弗雷德和伊芙琳有关。

波洛在第七章告诉黑斯廷斯，“今天的聆讯中只有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没有保留或者欺骗地说了实话”，这无疑把读者误导了。我们后来才知道波洛指的是约翰和辛西亚。而且，排除掉可能撒了谎的阿尔弗雷德、玛丽、伊芙琳、劳伦斯和包斯坦后，仍剩下六位目击者。其中一些人可能说错了，但不能说他们所有人（甚至包括出售遗嘱表格的艾米·希尔）都有保留或欺骗。

然而，波洛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在于他没有调查艾米丽的文件箱。他说“我没有权利搜查这些文件”，然而他在向多卡丝提问时说自己“已经征得卡文迪什先生的许可”。如果波洛翻看了箱子里面的文件，他的“最后一环”几乎就是他的第一环——那样的话，斯泰尔斯庄园就不会有什么奇案了。

【注2】：哈卡帕所著《阿加莎的毒药》中提到：直到研究发现它的真正作用之前

【注3】：双重审判条款禁止一个人在已经被判无罪后（以相同罪名）被第二次审判。多年以来，它一直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直到2003年《刑事司法法案》出台。该法案允许对谋杀等严重罪行进行重审，其源于1993年发生在伦敦东南部的斯蒂芬•劳伦斯案，在该案中，1996年（同其他两人）被无罪释放的加里·多布森在2011年被重审（与另一个人）并判有罪。

【注4】：见1837年《遗嘱法》第18条。即使遗嘱有益于遗嘱人的结婚对象，比如艾米丽在订婚时为阿尔弗雷德立了遗嘱，仍会作废（后来1925年《财产法》第177条改变了这种情况）。订婚时立下的有利于阿尔弗雷德的遗嘱（第五章），会使得去年8月立下的有利于约翰的那份（第十一章）作废。因此，尽管在法庭上约翰的律师说，“一年前所立的那份有利于他的遗嘱，已经因为继母的再婚而作废了”，但它实际是因订婚遗嘱而作废的。

【注5】：1677年《防止欺诈法》第24节（《哈尔斯伯里法》，1910年第1版，第11卷，亲缘关系，第四部分第33段，第16页）。

【注6】：阿加莎原文为“since it is Miss Howard who has the strychnine, which, after all, is only wanted as a blind to throw suspicion on John Cavendish”，对应新星版译文为“因为有士的宁的是霍华德小姐，毕竟只需要把嫌疑转移到约翰·卡文迪什身上就可以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