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受难：在《城堡》《诉讼》后读《变形记》

告别（Abschied）不会是静态或瞬间的事件；里尔克在第八首《杜伊诺哀歌》的结尾处写道：“正如他在 / 那再次向他展现他的整个山谷的 / 最后丘陵上转身，停顿，流连——， / 我们这样生活着并总是在告别。”类似地，弗朗茨·卡夫卡用生命中的大部分成人岁月来构思一场告别。《变形记》就是这样一种告别的尝试。那是对世界的告别；在一个笔记本上他（带着显而易见的快感）幻想了至少四十种奇异的死亡方式，其中包括被无形的线从街道上提起拉进室内并被拽着撞碎一层层天花板不断上升直到身体的残骸飞出楼顶。但是我们知道，从青年时代开始，在为数众多的笔记故事中他秘密寻求的并非死亡、苦难或这些令人不安的意象自身。他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向往死亡；肉体/物理意义上的死亡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永恒的隐喻，像某个安静的路口藏在一切痛苦的背面，卡夫卡不断试着像理解一个隐喻那样理解它，作为告别的一个步骤。然而告别不仅仅是离开世界。他心中终极的告别应当会是一种醒来，一种解决，一种对自我、对现实世界和社会——他在其中感到陌生，但也是他所爱、所尊重的不可侵犯的故乡——的最终承认与谅解。尽管他也许不愿意使用谅解这个词，他像《判决》中的格奥尔格那样感到人们并不亏欠他什么，他愿意用自己的去人格化换取他人的快乐，那些并不高雅、并不了解他却被他爱着的平凡之人的快乐。我们有这样的印象：无尽、时而融化在叙述当中的判决及其接受（任人理解为家庭象征、政治寓言或后现代失落）所导向的是一种几乎宗教性的牺牲，即同时对自我的放弃和救赎。的确，它导向那在历史上已经被表述过无数遍、但又矛盾地几乎得不到复苏的事物：它导向pietà。这个词很难翻译成中文：虔诚？顺从？忠实？责任感？信仰？它来自经院哲学术语pietas，而这个词同样早已失去了拉丁语的原义。它导向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受难”：1943年同样死于结核症的西蒙娜·薇依若能见到他，想必能够理解。卡夫卡自己很早——自从开始与父亲周旋时，大概——就明白这一点。他不断暗示或者希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两部长篇小说的主角叫做K.，《变形记》中的姓氏Samsa与Kafka恰好对应，等等。人们认为卡夫卡忧伤而精确的作品描绘了人性与社会的悲剧，但也许他自己并不这样想。也许，他不在意人们或者具体的某个判决者不理解他。判决者的观点，对卡夫卡来说，常常处于叙事之外无法触及的超验范畴；有时它是一个符号（《判决》中不无原型的家人），有时是主人公的自我（《饥饿艺术家》），有时是某些遥不可及的事物（《城堡》，酒馆里克拉姆紧闭的房门提示了些许阴森的非现实性），有时是一切（《诉讼》）。无论判决者如何，判决自身在主人公（和作者）身上都上升成了更加抽象的事物。主人公不无惊讶地得知一切，接着作出斗争、反抗——这是故事的必需部分——但在最后他得到启示，他明白判决也是自己的一部分。这些故事并不是悲剧或关于苦难/毁灭的写作，正如福音书并不是悲剧。在《变形记》最美的一个场景里，变成甲虫后受到重伤的格里高尔从清洁工从不光顾的狼藉房间里缓缓爬出，听妹妹为三个房客演奏小提琴。音乐没有打动房客们，但打动了他。（“既然音乐能够感动他，”卡夫卡问，“那么他还是一头动物吗？”）他用退化的大脑幻想自己扯住她的衣裙，重新将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赚钱送她进音乐学院，让她感动并拥抱自己。接着人们看见了他，人们开始喊叫，租客宣布退房，父母把他锁进废弃的房间。格里高尔在那天夜里死了。像他一样，我们在那个傍晚明白了某些东西。我们无法像弥赛亚那样拯救所有人；事实上，我们渐渐意识到，通常我们连一个人也无力拯救；但凭借某些难以言说而难被人们理解的告别或对告别的认识，我们能够在一种也许微不足道但无限重要的意义上原谅自己和所有人。

20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