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中的文化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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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读研时期论文形式写的读书笔记。非常枯燥，慎入。
一、埃科的文化符号学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是二十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符号学家。他发展了符号学理论，促进了符号学从科学-语言学的科学范畴到一种文化理论的转变。在《迈向一种文化理论》中，埃科提出了这种文化符号学所研究的范畴：一切可以被视为符号的东西，即一切可以被理解为代表其他事物的东西。即研究一切可以用来说谎和说出真理的东西，一切可以“用于说明”的东西。包括在传统中不被理解为符号功能的现象，如绘画、造型和建筑，在这些文化领域中，人们对其识潜在的代码的存在，以及代码的符号学性质，即持续的产生符号的能力，还并未认识。
我们从其论著中可以看到文化符号学和传统的语言学-符号学和科学-符号学的接续和偏离关系，前者以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为渊源，后者以皮尔斯（Charles Peirce）为集大成者。索绪尔定义语言是：“（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学、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 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因此可以想象一种科学，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符号的生命。即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一般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它称作符号学。（来自希腊语的OTiueTov，"符号"）”在索绪尔的定义中，关于符号作为能指和所指的一体两面已经确立，并且认识到指符（Signifikant）和其客体（Signifikat）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一套规则系统建立起来的（对于语言学而言，这种规则系统就是la langue）。而皮尔斯的定义则更多地更加关注人类交流中的心理过程和符号依赖的情景。皮尔斯将符号解释为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的三元关系。
埃科指出，将符号学限制在交流行为当中，导致很大一部分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形式被排除在符号学的范畴之外，尤其是带有特定主观意图和艺术性的符号。由此我们可以也可以联想到罗兰·巴特神话叙事学和人类学中所做的“结构主义工作”，他指出在神话中存在两层能指-所指-符号的变换，即神话在已然产生的符号之上，将其作为能指来进一步代表第二级所指，因此文化符号具有种种“内涵”，和语言之外的其他东西形成了联想式的整体，构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在符号文化学中，埃科所做的工作是相似的，因此，埃科对于符号的定义也同样宽泛的“符号就是根据社会的常规，可以有意义地拿来代表另一种事物的东西”。因此，视觉-图像符号系统和听觉-言语符号系统，甚至地图学、建筑、逻辑形式等具体的和抽象的形式，都是埃科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更狭义的范围内，埃科多年研究的领域，中世纪中世纪神学、美学、文学、大众文化、传播学，都是历史之纬中的“文化符号”。
符号是埃科进行文化研究的载体和工具，符号是一种功能化的过程，而这种功能化形成和反应了人类文化。为了说明这个过程，埃科在书中举了一个具体例子：当原始人人用一块石头压碎了狒狒的头骨时，虽然他把一个自然物变成了一个工具，但这还不是文化。这个过程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成为文化：（1）一个能思考的人发现了新的功能。(2）一个能思考的人确立了石头的新功能（不管它是否在石头上工作）。(3)他确定石头是 "对应着功能F并带有名字Y”（不管他是否会第二次以这种方式使用它：只要这种功能和命名得到识别就够了）。一个人使用石头并不是文化，文化只产生于当它的功能得到重复，并且有其功能性的信息能从一时一地到日后被其他人所用之际，即（具有压碎头骨功能的）“石头”从心理层面到可以观测、用于交流的符号时，“石头”之名或者石头的标志、形象才成为符号。因此，符号包含的名称和对象的对等关系，并不完全落入物理学等自然决定论的范围，而需要求助社会共同体的共识来确立这种关系的文化或社会合理性。也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最开始的两个原始人之间，他们只能用“展示”的方法传递这种信息，就像第一次发现玫瑰的两个人，还不知如何言称，只能手指和用鼻嗅这种芳香。而一旦此物或者此事有了言语的和图像的代替形式，石头的可能用途被概念化，石头本身成为这种可能用途的具体标志。这便是符号学的科学观和人类学视角，即一切都是符号，埃科称：文化整体必须作为作为基于符号系统的交流现象来进行研究，一些文化现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甚至最深层的文化机制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释。
《玫瑰的名字》就是这种埃科符号学理论的具体演绎，也是推广自己理论的入门“教科书”。应用埃科的定义，小说作为一件艺术品，本身就是作者创造的“有意图的”和“艺术性”的符号系统，而小说的内容，又是埃科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中世纪的种种文化、思想、社会运动等“文化符号”。
二、中世纪侦探的符号学手稿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伪装的手稿。开篇第一章名为《自然，这是一篇手稿》，埃科将这本书称为是十七世纪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梅尔克修道院偶然发现的一本回忆录。而这本手稿的主人，十四世纪的本笃会僧人阿德索，宣称“上帝赐我恩惠，让我成为那座修道院内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见证人”，发誓做一名“忠实的记录者”。这样，作者埃科就仅剩亲手翻译出这本笔记的译稿。
经过如此处理，读者会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心领神会地来到作者“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的事件现场，已经进入叙事的装置当中。然而，不论阿德索再怎么发誓忠于自己的见闻和内心，这一切都是作者创作的产物，为的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好奇。这便是埃科文化符号学的第一个特点，符号使用者（制作者）具有明确的意图。
被称作手稿的实际上是一部虚构小说，是符合侦探类型的先锋小说，前者意味着它符合侦探类型的条件：一场事关人命的事故，对作案现场无所保留地描写，外来的调查者（即主角“侦探”，有时还有他的善良但能力稍弱的助手），明确的嫌疑人范围，以及“答案只有一个”——凶手只有一位，带有有明确的动机和作案方法。《玫瑰的名字》完美地符合了侦探小说的基本设定，但是却不满足侦探小说关于人物善恶和作案目的的一套潜在假设，即侦探小说的“形而上学”：案件发生在凶手起心动念之前，一个偶然的自杀事件不断延续成符合《圣经·启示录》寓言的系列罪行，偶然性和意图的交织下寓言成真。而知识论和神学问题处于犯罪的核心，为了守护一本禁书——亚里士多德遗失的《诗学》第二卷。侦探也从“找凶手”到决意“找书”，最后竟共同酿成了藏书馆和修道院的毁灭。因此，在侦探小说封闭的范式内，作者写出了一部典型的“开放性艺术作品”，把追随着侦探故事的读者引诱到有关中世纪的论战和符号学冒险当中。
小说中复原了中世纪世界的一切，迷宫、藏书馆、缮写室、修道院、巫术、裁判所、城市和乡村。书中还附有修道院的地图和藏书馆的平面图。藏书馆本身是一座迷宫，按照书籍收藏顺序经过密码处理添加索引，放置在四座围绕着七个四边形房间的七边形塔楼以及围绕内庭的八间无窗房间和十六间有窗房间内。藏书馆内还有镜墙、通往缮写室和圣骨堂的暗道、石碑和暗门组成的机关。房间的朝向、通风的装置安排，甚至步行的距离和人物说话节奏的搭配，都经过了作者的设计。“Rem tene，verba sequentu（现有世界，然后有语言）”，建立一个世界是为了控制事件以及提供推理的合理性。虽然这是一本“中世纪手稿”，但实际上是出色的现代头脑根据详尽的资料和调查创作的产物：
我写小说的第一年都用来建造世界：在一个中世纪的藏书馆里所能找到的所有图书的长长的目录；众多人物的名单和他们的身份，这其中许多人被排除出故事（因为我也应该知道在书中哪些修士不出现，读者没必要了解他们，但我应该了解）。谁说过叙事要与身份登记机关竞争？也许它还要与城市规划部竞争。为此，我翻遍建筑百科全书，长时间研究其中的建筑图片和设计图，以便为我的修道院画出设计图，确定其间的距离，直到螺旋梯的台阶数。
一、埃科的文化符号学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是二十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符号学家。他发展了符号学理论，促进了符号学从科学-语言学的科学范畴到一种文化理论的转变。在《迈向一种文化理论》中，埃科提出了这种文化符号学所研究的范畴：一切可以被视为符号的东西，即一切可以被理解为代表其他事物的东西。即研究一切可以用来说谎和说出真理的东西，一切可以“用于说明”的东西。包括在传统中不被理解为符号功能的现象，如绘画、造型和建筑，在这些文化领域中，人们对其识潜在的代码的存在，以及代码的符号学性质，即持续的产生符号的能力，还并未认识。
我们从其论著中可以看到文化符号学和传统的语言学-符号学和科学-符号学的接续和偏离关系，前者以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为渊源，后者以皮尔斯（Charles Peirce）为集大成者。索绪尔定义语言是：“（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学、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 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因此可以想象一种科学，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符号的生命。即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一般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它称作符号学。（来自希腊语的OTiueTov，"符号"）”在索绪尔的定义中，关于符号作为能指和所指的一体两面已经确立，并且认识到指符（Signifikant）和其客体（Signifikat）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一套规则系统建立起来的（对于语言学而言，这种规则系统就是la langue）。而皮尔斯的定义则更多地更加关注人类交流中的心理过程和符号依赖的情景。皮尔斯将符号解释为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的三元关系。
埃科指出，将符号学限制在交流行为当中，导致很大一部分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形式被排除在符号学的范畴之外，尤其是带有特定主观意图和艺术性的符号。由此我们可以也可以联想到罗兰·巴特神话叙事学和人类学中所做的“结构主义工作”，他指出在神话中存在两层能指-所指-符号的变换，即神话在已然产生的符号之上，将其作为能指来进一步代表第二级所指，因此文化符号具有种种“内涵”，和语言之外的其他东西形成了联想式的整体，构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在符号文化学中，埃科所做的工作是相似的，因此，埃科对于符号的定义也同样宽泛的“符号就是根据社会的常规，可以有意义地拿来代表另一种事物的东西”。因此，视觉-图像符号系统和听觉-言语符号系统，甚至地图学、建筑、逻辑形式等具体的和抽象的形式，都是埃科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更狭义的范围内，埃科多年研究的领域，中世纪中世纪神学、美学、文学、大众文化、传播学，都是历史之纬中的“文化符号”。
符号是埃科进行文化研究的载体和工具，符号是一种功能化的过程，而这种功能化形成和反应了人类文化。为了说明这个过程，埃科在书中举了一个具体例子：当原始人人用一块石头压碎了狒狒的头骨时，虽然他把一个自然物变成了一个工具，但这还不是文化。这个过程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成为文化：（1）一个能思考的人发现了新的功能。(2）一个能思考的人确立了石头的新功能（不管它是否在石头上工作）。(3)他确定石头是 "对应着功能F并带有名字Y”（不管他是否会第二次以这种方式使用它：只要这种功能和命名得到识别就够了）。一个人使用石头并不是文化，文化只产生于当它的功能得到重复，并且有其功能性的信息能从一时一地到日后被其他人所用之际，即（具有压碎头骨功能的）“石头”从心理层面到可以观测、用于交流的符号时，“石头”之名或者石头的标志、形象才成为符号。因此，符号包含的名称和对象的对等关系，并不完全落入物理学等自然决定论的范围，而需要求助社会共同体的共识来确立这种关系的文化或社会合理性。也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最开始的两个原始人之间，他们只能用“展示”的方法传递这种信息，就像第一次发现玫瑰的两个人，还不知如何言称，只能手指和用鼻嗅这种芳香。而一旦此物或者此事有了言语的和图像的代替形式，石头的可能用途被概念化，石头本身成为这种可能用途的具体标志。这便是符号学的科学观和人类学视角，即一切都是符号，埃科称：文化整体必须作为作为基于符号系统的交流现象来进行研究，一些文化现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甚至最深层的文化机制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释。
《玫瑰的名字》就是这种埃科符号学理论的具体演绎，也是推广自己理论的入门“教科书”。应用埃科的定义，小说作为一件艺术品，本身就是作者创造的“有意图的”和“艺术性”的符号系统，而小说的内容，又是埃科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中世纪的种种文化、思想、社会运动等“文化符号”。
二、中世纪侦探的符号学手稿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伪装的手稿。开篇第一章名为《自然，这是一篇手稿》，埃科将这本书称为是十七世纪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梅尔克修道院偶然发现的一本回忆录。而这本手稿的主人，十四世纪的本笃会僧人阿德索，宣称“上帝赐我恩惠，让我成为那座修道院内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见证人”，发誓做一名“忠实的记录者”。这样，作者埃科就仅剩亲手翻译出这本笔记的译稿。
经过如此处理，读者会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心领神会地来到作者“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的事件现场，已经进入叙事的装置当中。然而，不论阿德索再怎么发誓忠于自己的见闻和内心，这一切都是作者创作的产物，为的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好奇。这便是埃科文化符号学的第一个特点，符号使用者（制作者）具有明确的意图。
被称作手稿的实际上是一部虚构小说，是符合侦探类型的先锋小说，前者意味着它符合侦探类型的条件：一场事关人命的事故，对作案现场无所保留地描写，外来的调查者（即主角“侦探”，有时还有他的善良但能力稍弱的助手），明确的嫌疑人范围，以及“答案只有一个”——凶手只有一位，带有有明确的动机和作案方法。《玫瑰的名字》完美地符合了侦探小说的基本设定，但是却不满足侦探小说关于人物善恶和作案目的的一套潜在假设，即侦探小说的“形而上学”：案件发生在凶手起心动念之前，一个偶然的自杀事件不断延续成符合《圣经·启示录》寓言的系列罪行，偶然性和意图的交织下寓言成真。而知识论和神学问题处于犯罪的核心，为了守护一本禁书——亚里士多德遗失的《诗学》第二卷。侦探也从“找凶手”到决意“找书”，最后竟共同酿成了藏书馆和修道院的毁灭。因此，在侦探小说封闭的范式内，作者写出了一部典型的“开放性艺术作品”，把追随着侦探故事的读者引诱到有关中世纪的论战和符号学冒险当中。
小说中复原了中世纪世界的一切，迷宫、藏书馆、缮写室、修道院、巫术、裁判所、城市和乡村。书中还附有修道院的地图和藏书馆的平面图。藏书馆本身是一座迷宫，按照书籍收藏顺序经过密码处理添加索引，放置在四座围绕着七个四边形房间的七边形塔楼以及围绕内庭的八间无窗房间和十六间有窗房间内。藏书馆内还有镜墙、通往缮写室和圣骨堂的暗道、石碑和暗门组成的机关。房间的朝向、通风的装置安排，甚至步行的距离和人物说话节奏的搭配，都经过了作者的设计。“Rem tene，verba sequentu（现有世界，然后有语言）”，建立一个世界是为了控制事件以及提供推理的合理性。虽然这是一本“中世纪手稿”，但实际上是出色的现代头脑根据详尽的资料和调查创作的产物：
我写小说的第一年都用来建造世界：在一个中世纪的藏书馆里所能找到的所有图书的长长的目录；众多人物的名单和他们的身份，这其中许多人被排除出故事（因为我也应该知道在书中哪些修士不出现，读者没必要了解他们，但我应该了解）。谁说过叙事要与身份登记机关竞争？也许它还要与城市规划部竞争。为此，我翻遍建筑百科全书，长时间研究其中的建筑图片和设计图，以便为我的修道院画出设计图，确定其间的距离，直到螺旋梯的台阶数。
图 1 Plan of the library in The Name of the Rose
作为事件的调查员，本书的主人公威廉，具有侦探的特质，客观冷静、明察秋毫、熟悉人性。最开始埃科心中的人选是奥卡姆本人，后来则选择了出身牛津的方济各修士威廉——奥卡姆和罗杰·培根的追随者。他们重视实在物，怀疑普遍的符号和寓言，具有百科全是式的知识体系，留意机械、草药、星座、藏书、器物知识，开始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思考和相信文明进步论。威廉即作者安排在中世纪修道院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化身，一个身处中世纪符号世界的现代的敏感心灵。甚至，像许多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威廉的话语和表白过于现代了。
既然威廉要承担着揭示中世纪处境的任务，并且解开被压抑和曲解的符号之谜，那么说威廉就是作者的一个化身也不为过。另一方面，本书不仅是阿德索角度中的“客观记录”和作为侦探助手的笔记，也可以说是以阿德索为主角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从一个不自知的文化符号接受者，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检验和秉持着教义规范，到内心起了极大的震动，怀疑天堂和地狱的所有范畴，阿德索经历了懵懂—痛苦—蜕变的过程，最后在威廉的指导下，学会理性地思索而走出了混沌的宗教激情和模糊的善恶是非观念。如果威廉代表的是超越了当时众人的启蒙心智，阿德索则体现了由中世纪思维结构到启蒙思维结构转换的心理过程。
本书的“元历史性”还体现在将历史上最出名的神学论战之一——基督是否守贫（教会是否应该拥有财产）与隐喻-象征（比喻是否应该引人发笑）的问题的结合。在误导的审判当中，裁判官和教士们激烈争辩的问题是“基督是否曾经贫穷”；而到了真正的审判（只有威廉和凶手豪尔赫二人）时，更深层的问题浮现了，也就是本书一直追索和暗示的，导致了众多死亡的关键问题——哲人是否支持笑。“隐喻”主题在中世纪少有能得到自觉的讨论，更不用说基督徒为此去杀人了。如此安排，则是为了表现这两种讨论有共同的知识社会学背景：能够解释知识，便拥有权力。帝国和正统教会借助第一个命题来争夺世俗的资产，神学-知识权威借助第二个问题来控制群众。 贫民和“异教徒”（支持守贫的信徒）受到受到掌握财富的教会和贵族的“合法的”打压；笑是贱民“护身的法宝”和“颠覆僭主的武器”，因此权威必须以严厉来打压“笑”，必须隐藏哲人称赞笑的知识。
《玫瑰的名字》伪装成“中世纪手稿”的形式，实际上是只有出色的现代头脑才能创作出的先锋小说。埃科用《玫瑰的名字》既解构了侦探小说（类型小说），中世纪符号的神秘学意涵，以及神学问题的知识论面纱。在现代-中世纪两种文化参考系中，对这些既定符号-阐释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移项和立体的透视。
三、玫瑰之芳与玫瑰之名
‘Solus homo delectatur in pulchritudine sensibilium secundum seipsam’（只有人可以以美之名享受可感物）。埃科不仅复原了中世纪的符号，还创造除了一种体验方式，让读者体会历史中的时代感性、精神范畴和艺术意志（Kunstwollen），感受符号曾经具有的鲜活力量。
在《中世纪之美》中，埃科写到：
随着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关于宇宙的系统神学秩序随之诞生由此，美就从理想秩序的一种性质转变为实在个体的性质。公元3世纪的俄利根曾坚称基督外形丑陋，而13世纪的神学家将基督塑造为艺术形象光彩夺目的美之原型，在中间的这段时期，基督教思想日益成熟，而关于世间万物的神学也呱呱落地。大教堂展现了《神学大全》的世界，各物在其位：上帝和天使队列、天使报喜和最后审判、死亡、人类工艺以及魔鬼本人都被纳入一套秩序中，而这套秩序将它们全部容纳进创造的实质范畴内，并借由形式得到了表达。
这就是中世纪神学隐喻和象征的使用情况：自然中的万物，包活人类创造的艺术，都是同上帝对话的符号，猛兽、鲜花和宝石也都吐露着有关宇宙秩序的寓言。一切都暗示着符号的接受者如何在固定的秩序中完善道德，升至天堂。教堂、壁画、圣歌、日常饮食作息，都必须有神学的依据，而默想和讨论，也旨在将这些隐形的教义通过互相确认的方式深入每一个人的心灵。艺术不能包含任何可以独立证实的真理。但每个人都必须以唯一可能的方式来理解圣经和艺术。这种有秩序的宇宙观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历史时期论。人人都相信在自己的时代敌基督将会降临，在末日决战中自己（所处的教派）将处于正义阵营，并将敌对者划入敌基督阵列。
这种有秩序的神学宇宙观、历史观和美学观念到达顶峰之后，将是无法避免的危机和衰弱，成为强弩之末：《神学大全》是其宪法，大教堂是其百科全书，巴黎大学是其首都，可是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当彼得拉克对巴黎的“野蛮人”表示轻蔑，当异端蠢蠢欲动，当现代虔信运动发轫之时，经院哲学不得不与世俗主义的诗学正面交锋。
然而修道院所在的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已经和幽闭、朴素的北方传统越逐渐南辕北辙，周遭环境的激烈冲突在个体心灵世界掀起波浪。规训愈严厉，怀疑的躁动愈狂热，反叛愈不自觉，行为愈偏激。以至于天使和魔鬼在心中引发的激情达到了同样猛烈的地步。阿德尔摩、贝伦加、马拉其对同性恋爱的狂热，出于嫉妒杀人；乌贝尔蒂诺对于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而精神崩溃；豪尔赫出于对《启示录》的忠诚而犯下罪恶之后又服毒殉道；宗教裁判贝尔纳·古伊为了污蔑其他教派不惜烧死无辜的村妇。一切死亡，不论是出于偶然，自杀，被谋害，还是被冠以巫术之名烧死，都被赋予了含有宗教寓意的阐释：天使的七声号角吹响了，上帝在惩罚被异教包围的众人，寓言将要实现......
阿德索彻底看见这种解释的虚伪性——他爱上了美丽的村妇，并知道她是如何遭寺院僧人联合起来的欺压和践踏，用一颗牛心、一只鸡来骗取她的肉体。而正是这只看起来像灰猫的死鸡（一个可笑的相似！），使她惨遭冤屈。
尽管她不断地说，众人只当她是个哑巴。有些语言铿锵有力，有些语言却更令人迷惑不解，这就是贱民说的那一类俗语。上帝没有赐予他们用能传达智慧和力量的通用语来表达的能力。
她的语言虽然不为阿德索知晓，但却震动着他的心灵，由此产生强烈的反叛意识：所有冠冕堂皇的裁判和言辞都是一种对于无法自辩者的压迫。的确，教会人士感受到的震动大多来自于和“贱民”的接触，或者是出身低贱的教士意识到自己被流放的处境：在天堂被严厉把持时，下层群众似乎只能将投诉于魔鬼来满足自己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和欲求。
种种疯狂行径，一方面源于有秩序的宇宙观和美学体验已经无法安慰信众的心灵；另一方面，则是神学的符号在争论中迅速地泛滥和腐化，失去它最初普照世间的宽容的力量。威廉用河流说来作比，“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的组织机构，也是整个社会，即上帝子民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密集了，并且带走它所经过的一切国家的残渣垃圾，而失去了自身的纯洁性。就像江河流域的支脉，要是愿意，就如同干流一样，有那种尽可能流归大海的愿望，或者说，想到达净化的境界”。
意识到这种危机的人则分成了两派：持调解主张的人和和坚持肃清正统的人。上层教派的两大双方是罗马教会和帝国皇帝（王权）。罗马极力阻挠帝国派和意大利教会达成妥协，而威廉则是帝国派，是反对帝国的方济各修士会和教廷之间的调解人。贝尔纳·古伊则是肃清派的代表，对教皇约翰衷心耿耿，集权力、知识和野心于一身，来到修道院的目的是全力证明佩鲁贾方济各大会的主张异教徒的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并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更加猛烈、最终将全部肃清方济各会的运动。
豪尔赫最后的自白，表明了其肃清派的属性“我们已经到了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期，将会出现两个敌基督，神秘的敌基督和真正的敌基督。这就发生在如今的第六个时期，现在方济各在他自己的肉体上留有耶稣受难时的五处创口。卜尼法斯曾是神秘的敌基督，西莱斯廷的让位是无效的，卜尼法斯是从海上来的那头禽兽，他的七个脑袋代表着他犯下的七项死罪，那十只角就是他所犯的十诫，他周围的红衣主教都是蝗虫，魔王就是Appolyon的化身！而野兽的数目，如果你用希腊字母念的话，就是‘Benedicti’！”
在这种极端原教旨主义式的论证方法下，威廉提出的“自由意志”说和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说则显得曲高和寡了。威廉相信的是基督教精神本身的感召力，能够不借助强权在大地上畅通无阻：“因为世上没有人可以用酷刑迫使人接受福音书的教规戒律，否则还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呢？”“因此，如果教皇想（以教皇的身份）拥有帝国事务上世俗的司法权，就会使人怀疑，他是把世俗的司法权和神权等同起来了。那样，他不仅会失去对撒拉逊人和鞑靼人的神权，而且连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神权也会丧失：这将会是罪恶的亵渎。我的导师下结论说：应该向阿维尼翁方面提出不要由教会来批准和废除罗马人选出的皇帝，那样会伤害整个人类。”
清洗带来存粹，包容带来混乱。符号的阐释权力成为分裂的时代众势力争夺的对象。在生活中遵奉虔诚信仰的人，在公共场合则上演着最极端的残忍和邪恶。贫穷的人最先在激烈的论战中败下阵来，然后是不符合正教要求的小教会被送上火刑柱，最后是皇帝和教皇的正面交锋。道德理想不再具有温馨的芬芳，只剩下火焰和刀剑。stat rosa pristina nomine，nomina nuda tenemus。（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第四部分：取名人与守名人——符号与权力的辩证
符号根本上来源于思想或心灵的认知的外化和具体化，在这之前，符号处于一种思想或心灵的潜在状态。因此，符号在交流中传播时，每一次对符号的再次调用总是在重复思想或心灵状态中某种普遍的可能性，也因此符号的每一次使用总是伴随着其局部性和可变性。每个人对符号的感受是有个体性差异的。想象力、好奇心、联想能力都会对既有符号产生新的感受，或者产生新的符号。为了布道和刺激人们想象而发明的的形象可能在之后的阅读中逐渐形成独立的世界，脱离原本的教义。符号和其对象本不是像罗格斯的道成肉身那样一体两面和连贯的。道德终极既可以用《启示录》的严厉恐怖描写，也可以用西普里安《晚餐》中的混乱淫荡来表现。而尊卑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可以在不受意识控制的梦境当中完全颠倒，使神父变成小丑王。《玫瑰的名字》中，从僧侣的阅读经验中我们看到个体经验、倾向、诉求和欲望在中理解、阐释知识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将个性的体验和故事的寓意结合起来，“De te fabula narratur（说的就是你）”。
符号的产生和诠释受到人的意图的影响。而符号也控制着被动接受它的人。《玫瑰的名字》中，求知的人成了书的傀儡和牺牲品：
“但这事件不就是寡廉鲜耻的僧侣间的偷盗和报复吗？”我疑惑地大声说道。“牵涉到一本禁书，阿德索，一本禁书。”威廉回答道。
一本书是由论及其他符号的符号构成的。因此，书最提供有关符号的关系的提示，甚至颠倒符号的地位，使读者从心底里发出疑惑/新见。其次，书籍具有物质性（至少在故事发生的历史里），因此可以藏匿、可以销毁，可以具有精美的、权威的、妨碍阅读的装帧。藏书馆是根据其物质性而将书籍分类归案的。而豪尔赫作为藏书馆真正的掌门人，就利用了知识的这两点，限制他人检索数目，控制书籍的流动，以及藏匿禁书。当他听见僧侣们开始讨论发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孤本，便在书页中涂上毒药，使求知若渴的人得以翻阅此书时吞下巨量的毒药而亡。这样的方法接二连三地杀死了试图阅读这本书的三位僧人，也给威廉提供了通过追索禁书的内容而找到凶手的线索。最后，藏书馆燃起大火，书籍消失了。
豪尔赫代表了在中世纪趋于顶峰的等级-权力意识。他知道书的魅力和书的权力，只有他掌握着数目的检索方式和藏书馆的地形，其他人都只能经他的允许，在他的安排下接触知识。豪尔赫有目地对书籍进行管理，为的是限制读者和书之间互相影响的自由：“《创世记》说到应该知道有关宇宙的构成，而只要重新研读哲人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就足以让人把宇宙想象成是由污浊混沌的物质所构成，也足以让阿拉伯人阿威罗伊说服世人相信世界是永恒的。”
阻止大家公开研读《诗经》第二卷，因为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这卷禁书对学者和群众的影响力。“笑的人既不相信也不憎恶他所笑的对象。”如果群众受到哲人的引导，掌握了对待寓言发笑的能力。那么，神学符号和它的 受众就不再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规训与被规训的关系。神学知识成为开放阐释和接受改变的了。怀着敬意和恐惧的接受态度转而成为一种对待艺术品般的互动关系。在这里，接受者（即“平民”）和作者（神）是平等的。笑会令人生疑。愚人在嘲笑的时候，暗自在说“上帝并不存在”。
藏书馆的诞生也许是为了保存知识，而如今藏书馆却是为了埋葬这些书而存在，因此它成了叛逆的诱因。比用烈火烧死异己，或者满足私欲而杀人，藏书馆守卫者豪尔赫所做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犯罪”。
看似混乱的中世纪末，实际蕴含着的进步的曙光。如前文所说的威廉以及成长后阿德索，他们最终可以获得埃科的“赏识”，是因为他们对待符号的具有“哲人”的态度。他们发现物质世界无所不是的符号给他们提供的不是道德的暗示，而是推理的线索和认识世界（一种广义的推理）的工具：“因此，我先前想象中的还未曾见过的一匹马的概念纯粹是符号，正像雪地上留下的马蹄印构成马的概念的符号一样：这就是说，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为了深入了解个体而使用符号和通过技术从物质层面改善社会的思路也达成了历史的统一：（威廉）教导说唯有一个方法能使我们应对敌基督：研究大自然的秘密，用知识来完善人类。你可以通过研究药草的治疗性能、石头的性质，甚至设计你刚才讥笑过的飞行器，来准备与敌基督抗争。这意味着文艺复兴和启蒙智慧的诞生，行动的、发掘的、推理的、思索的、阐释的，代替沉思的、考据的、联想的、辩论的和裁判的。
作为威廉“20世纪的后继者”——埃科本人也是乐于作发掘符号的历史之纬的“文化侦探”。我们回到埃科的艺术观念，也是埃科所捍卫的“道”上来：艺术作品实际上是一个物体（Objekt），它的创造者组织了一个具有交流效果的网络，使每一个可能的读者（它被其认为是刺激感性和智力的反应游戏）能够理解作品本身，即艺术家最初想象的形式。每一种接受也是一种阐释，因为接受者的个性将作品带入一种新的角度。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叙的那样，小说不过是作者有意识创作的符号装置。侦探的胜利是必然的。读者和作者共同将玫瑰从其符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而玫瑰就是玫瑰，轻起尘封，芬芳依旧。
图 1 Plan of the library in The Name of the Rose
作为事件的调查员，本书的主人公威廉，具有侦探的特质，客观冷静、明察秋毫、熟悉人性。最开始埃科心中的人选是奥卡姆本人，后来则选择了出身牛津的方济各修士威廉——奥卡姆和罗杰·培根的追随者。他们重视实在物，怀疑普遍的符号和寓言，具有百科全是式的知识体系，留意机械、草药、星座、藏书、器物知识，开始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思考和相信文明进步论。威廉即作者安排在中世纪修道院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化身，一个身处中世纪符号世界的现代的敏感心灵。甚至，像许多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威廉的话语和表白过于现代了。
既然威廉要承担着揭示中世纪处境的任务，并且解开被压抑和曲解的符号之谜，那么说威廉就是作者的一个化身也不为过。另一方面，本书不仅是阿德索角度中的“客观记录”和作为侦探助手的笔记，也可以说是以阿德索为主角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从一个不自知的文化符号接受者，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检验和秉持着教义规范，到内心起了极大的震动，怀疑天堂和地狱的所有范畴，阿德索经历了懵懂—痛苦—蜕变的过程，最后在威廉的指导下，学会理性地思索而走出了混沌的宗教激情和模糊的善恶是非观念。如果威廉代表的是超越了当时众人的启蒙心智，阿德索则体现了由中世纪思维结构到启蒙思维结构转换的心理过程。
本书的“元历史性”还体现在将历史上最出名的神学论战之一——基督是否守贫（教会是否应该拥有财产）与隐喻-象征（比喻是否应该引人发笑）的问题的结合。在误导的审判当中，裁判官和教士们激烈争辩的问题是“基督是否曾经贫穷”；而到了真正的审判（只有威廉和凶手豪尔赫二人）时，更深层的问题浮现了，也就是本书一直追索和暗示的，导致了众多死亡的关键问题——哲人是否支持笑。“隐喻”主题在中世纪少有能得到自觉的讨论，更不用说基督徒为此去杀人了。如此安排，则是为了表现这两种讨论有共同的知识社会学背景：能够解释知识，便拥有权力。帝国和正统教会借助第一个命题来争夺世俗的资产，神学-知识权威借助第二个问题来控制群众。 贫民和“异教徒”（支持守贫的信徒）受到受到掌握财富的教会和贵族的“合法的”打压；笑是贱民“护身的法宝”和“颠覆僭主的武器”，因此权威必须以严厉来打压“笑”，必须隐藏哲人称赞笑的知识。
《玫瑰的名字》伪装成“中世纪手稿”的形式，实际上是只有出色的现代头脑才能创作出的先锋小说。埃科用《玫瑰的名字》既解构了侦探小说（类型小说），中世纪符号的神秘学意涵，以及神学问题的知识论面纱。在现代-中世纪两种文化参考系中，对这些既定符号-阐释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移项和立体的透视。
三、玫瑰之芳与玫瑰之名
‘Solus homo delectatur in pulchritudine sensibilium secundum seipsam’（只有人可以以美之名享受可感物）。埃科不仅复原了中世纪的符号，还创造除了一种体验方式，让读者体会历史中的时代感性、精神范畴和艺术意志（Kunstwollen），感受符号曾经具有的鲜活力量。
在《中世纪之美》中，埃科写到：
随着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关于宇宙的系统神学秩序随之诞生由此，美就从理想秩序的一种性质转变为实在个体的性质。公元3世纪的俄利根曾坚称基督外形丑陋，而13世纪的神学家将基督塑造为艺术形象光彩夺目的美之原型，在中间的这段时期，基督教思想日益成熟，而关于世间万物的神学也呱呱落地。大教堂展现了《神学大全》的世界，各物在其位：上帝和天使队列、天使报喜和最后审判、死亡、人类工艺以及魔鬼本人都被纳入一套秩序中，而这套秩序将它们全部容纳进创造的实质范畴内，并借由形式得到了表达。
这就是中世纪神学隐喻和象征的使用情况：自然中的万物，包活人类创造的艺术，都是同上帝对话的符号，猛兽、鲜花和宝石也都吐露着有关宇宙秩序的寓言。一切都暗示着符号的接受者如何在固定的秩序中完善道德，升至天堂。教堂、壁画、圣歌、日常饮食作息，都必须有神学的依据，而默想和讨论，也旨在将这些隐形的教义通过互相确认的方式深入每一个人的心灵。艺术不能包含任何可以独立证实的真理。但每个人都必须以唯一可能的方式来理解圣经和艺术。这种有秩序的宇宙观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历史时期论。人人都相信在自己的时代敌基督将会降临，在末日决战中自己（所处的教派）将处于正义阵营，并将敌对者划入敌基督阵列。
这种有秩序的神学宇宙观、历史观和美学观念到达顶峰之后，将是无法避免的危机和衰弱，成为强弩之末：《神学大全》是其宪法，大教堂是其百科全书，巴黎大学是其首都，可是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当彼得拉克对巴黎的“野蛮人”表示轻蔑，当异端蠢蠢欲动，当现代虔信运动发轫之时，经院哲学不得不与世俗主义的诗学正面交锋。
然而修道院所在的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已经和幽闭、朴素的北方传统越逐渐南辕北辙，周遭环境的激烈冲突在个体心灵世界掀起波浪。规训愈严厉，怀疑的躁动愈狂热，反叛愈不自觉，行为愈偏激。以至于天使和魔鬼在心中引发的激情达到了同样猛烈的地步。阿德尔摩、贝伦加、马拉其对同性恋爱的狂热，出于嫉妒杀人；乌贝尔蒂诺对于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而精神崩溃；豪尔赫出于对《启示录》的忠诚而犯下罪恶之后又服毒殉道；宗教裁判贝尔纳·古伊为了污蔑其他教派不惜烧死无辜的村妇。一切死亡，不论是出于偶然，自杀，被谋害，还是被冠以巫术之名烧死，都被赋予了含有宗教寓意的阐释：天使的七声号角吹响了，上帝在惩罚被异教包围的众人，寓言将要实现......
阿德索彻底看见这种解释的虚伪性——他爱上了美丽的村妇，并知道她是如何遭寺院僧人联合起来的欺压和践踏，用一颗牛心、一只鸡来骗取她的肉体。而正是这只看起来像灰猫的死鸡（一个可笑的相似！），使她惨遭冤屈。
尽管她不断地说，众人只当她是个哑巴。有些语言铿锵有力，有些语言却更令人迷惑不解，这就是贱民说的那一类俗语。上帝没有赐予他们用能传达智慧和力量的通用语来表达的能力。
她的语言虽然不为阿德索知晓，但却震动着他的心灵，由此产生强烈的反叛意识：所有冠冕堂皇的裁判和言辞都是一种对于无法自辩者的压迫。的确，教会人士感受到的震动大多来自于和“贱民”的接触，或者是出身低贱的教士意识到自己被流放的处境：在天堂被严厉把持时，下层群众似乎只能将投诉于魔鬼来满足自己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和欲求。
种种疯狂行径，一方面源于有秩序的宇宙观和美学体验已经无法安慰信众的心灵；另一方面，则是神学的符号在争论中迅速地泛滥和腐化，失去它最初普照世间的宽容的力量。威廉用河流说来作比，“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的组织机构，也是整个社会，即上帝子民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密集了，并且带走它所经过的一切国家的残渣垃圾，而失去了自身的纯洁性。就像江河流域的支脉，要是愿意，就如同干流一样，有那种尽可能流归大海的愿望，或者说，想到达净化的境界”。
意识到这种危机的人则分成了两派：持调解主张的人和和坚持肃清正统的人。上层教派的两大双方是罗马教会和帝国皇帝（王权）。罗马极力阻挠帝国派和意大利教会达成妥协，而威廉则是帝国派，是反对帝国的方济各修士会和教廷之间的调解人。贝尔纳·古伊则是肃清派的代表，对教皇约翰衷心耿耿，集权力、知识和野心于一身，来到修道院的目的是全力证明佩鲁贾方济各大会的主张异教徒的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并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更加猛烈、最终将全部肃清方济各会的运动。
豪尔赫最后的自白，表明了其肃清派的属性“我们已经到了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期，将会出现两个敌基督，神秘的敌基督和真正的敌基督。这就发生在如今的第六个时期，现在方济各在他自己的肉体上留有耶稣受难时的五处创口。卜尼法斯曾是神秘的敌基督，西莱斯廷的让位是无效的，卜尼法斯是从海上来的那头禽兽，他的七个脑袋代表着他犯下的七项死罪，那十只角就是他所犯的十诫，他周围的红衣主教都是蝗虫，魔王就是Appolyon的化身！而野兽的数目，如果你用希腊字母念的话，就是‘Benedicti’！”
在这种极端原教旨主义式的论证方法下，威廉提出的“自由意志”说和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说则显得曲高和寡了。威廉相信的是基督教精神本身的感召力，能够不借助强权在大地上畅通无阻：“因为世上没有人可以用酷刑迫使人接受福音书的教规戒律，否则还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呢？”“因此，如果教皇想（以教皇的身份）拥有帝国事务上世俗的司法权，就会使人怀疑，他是把世俗的司法权和神权等同起来了。那样，他不仅会失去对撒拉逊人和鞑靼人的神权，而且连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神权也会丧失：这将会是罪恶的亵渎。我的导师下结论说：应该向阿维尼翁方面提出不要由教会来批准和废除罗马人选出的皇帝，那样会伤害整个人类。”
清洗带来存粹，包容带来混乱。符号的阐释权力成为分裂的时代众势力争夺的对象。在生活中遵奉虔诚信仰的人，在公共场合则上演着最极端的残忍和邪恶。贫穷的人最先在激烈的论战中败下阵来，然后是不符合正教要求的小教会被送上火刑柱，最后是皇帝和教皇的正面交锋。道德理想不再具有温馨的芬芳，只剩下火焰和刀剑。stat rosa pristina nomine，nomina nuda tenemus。（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第四部分：取名人与守名人——符号与权力的辩证
符号根本上来源于思想或心灵的认知的外化和具体化，在这之前，符号处于一种思想或心灵的潜在状态。因此，符号在交流中传播时，每一次对符号的再次调用总是在重复思想或心灵状态中某种普遍的可能性，也因此符号的每一次使用总是伴随着其局部性和可变性。每个人对符号的感受是有个体性差异的。想象力、好奇心、联想能力都会对既有符号产生新的感受，或者产生新的符号。为了布道和刺激人们想象而发明的的形象可能在之后的阅读中逐渐形成独立的世界，脱离原本的教义。符号和其对象本不是像罗格斯的道成肉身那样一体两面和连贯的。道德终极既可以用《启示录》的严厉恐怖描写，也可以用西普里安《晚餐》中的混乱淫荡来表现。而尊卑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可以在不受意识控制的梦境当中完全颠倒，使神父变成小丑王。《玫瑰的名字》中，从僧侣的阅读经验中我们看到个体经验、倾向、诉求和欲望在中理解、阐释知识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将个性的体验和故事的寓意结合起来，“De te fabula narratur（说的就是你）”。
符号的产生和诠释受到人的意图的影响。而符号也控制着被动接受它的人。《玫瑰的名字》中，求知的人成了书的傀儡和牺牲品：
“但这事件不就是寡廉鲜耻的僧侣间的偷盗和报复吗？”我疑惑地大声说道。“牵涉到一本禁书，阿德索，一本禁书。”威廉回答道。
一本书是由论及其他符号的符号构成的。因此，书最提供有关符号的关系的提示，甚至颠倒符号的地位，使读者从心底里发出疑惑/新见。其次，书籍具有物质性（至少在故事发生的历史里），因此可以藏匿、可以销毁，可以具有精美的、权威的、妨碍阅读的装帧。藏书馆是根据其物质性而将书籍分类归案的。而豪尔赫作为藏书馆真正的掌门人，就利用了知识的这两点，限制他人检索数目，控制书籍的流动，以及藏匿禁书。当他听见僧侣们开始讨论发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孤本，便在书页中涂上毒药，使求知若渴的人得以翻阅此书时吞下巨量的毒药而亡。这样的方法接二连三地杀死了试图阅读这本书的三位僧人，也给威廉提供了通过追索禁书的内容而找到凶手的线索。最后，藏书馆燃起大火，书籍消失了。
豪尔赫代表了在中世纪趋于顶峰的等级-权力意识。他知道书的魅力和书的权力，只有他掌握着数目的检索方式和藏书馆的地形，其他人都只能经他的允许，在他的安排下接触知识。豪尔赫有目地对书籍进行管理，为的是限制读者和书之间互相影响的自由：“《创世记》说到应该知道有关宇宙的构成，而只要重新研读哲人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就足以让人把宇宙想象成是由污浊混沌的物质所构成，也足以让阿拉伯人阿威罗伊说服世人相信世界是永恒的。”
阻止大家公开研读《诗经》第二卷，因为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这卷禁书对学者和群众的影响力。“笑的人既不相信也不憎恶他所笑的对象。”如果群众受到哲人的引导，掌握了对待寓言发笑的能力。那么，神学符号和它的 受众就不再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规训与被规训的关系。神学知识成为开放阐释和接受改变的了。怀着敬意和恐惧的接受态度转而成为一种对待艺术品般的互动关系。在这里，接受者（即“平民”）和作者（神）是平等的。笑会令人生疑。愚人在嘲笑的时候，暗自在说“上帝并不存在”。
藏书馆的诞生也许是为了保存知识，而如今藏书馆却是为了埋葬这些书而存在，因此它成了叛逆的诱因。比用烈火烧死异己，或者满足私欲而杀人，藏书馆守卫者豪尔赫所做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犯罪”。
看似混乱的中世纪末，实际蕴含着的进步的曙光。如前文所说的威廉以及成长后阿德索，他们最终可以获得埃科的“赏识”，是因为他们对待符号的具有“哲人”的态度。他们发现物质世界无所不是的符号给他们提供的不是道德的暗示，而是推理的线索和认识世界（一种广义的推理）的工具：“因此，我先前想象中的还未曾见过的一匹马的概念纯粹是符号，正像雪地上留下的马蹄印构成马的概念的符号一样：这就是说，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为了深入了解个体而使用符号和通过技术从物质层面改善社会的思路也达成了历史的统一：（威廉）教导说唯有一个方法能使我们应对敌基督：研究大自然的秘密，用知识来完善人类。你可以通过研究药草的治疗性能、石头的性质，甚至设计你刚才讥笑过的飞行器，来准备与敌基督抗争。这意味着文艺复兴和启蒙智慧的诞生，行动的、发掘的、推理的、思索的、阐释的，代替沉思的、考据的、联想的、辩论的和裁判的。
作为威廉“20世纪的后继者”——埃科本人也是乐于作发掘符号的历史之纬的“文化侦探”。我们回到埃科的艺术观念，也是埃科所捍卫的“道”上来：艺术作品实际上是一个物体（Objekt），它的创造者组织了一个具有交流效果的网络，使每一个可能的读者（它被其认为是刺激感性和智力的反应游戏）能够理解作品本身，即艺术家最初想象的形式。每一种接受也是一种阐释，因为接受者的个性将作品带入一种新的角度。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叙的那样，小说不过是作者有意识创作的符号装置。侦探的胜利是必然的。读者和作者共同将玫瑰从其符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而玫瑰就是玫瑰，轻起尘封，芬芳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