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阿尔巴尼亚——灰色的过渡地带和多重身份认同的阿尔巴尼亚人
本书是以小见大的见微知著式著作,通过两个具有姻亲关系的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家族在16世纪后半期地中海周边的迁徙和活动,勾勒出了一幅错综复杂又精彩纷呈的时代画卷。从中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
1.帝国与文明夹缝中的阿尔巴尼亚
作为地处拉丁-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过渡地带的阿尔巴尼亚,自中世纪初期开始就同时接受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易主之后,更是成为哈喇与切支丹对峙的最前线,到16世纪中期,占据了巴尔干半岛主体的奥斯曼帝国自然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了优势,他们逐渐蚕食了阿尔巴尼亚的内陆地区,唯有在沿海地带的一些贸易港口和避风港,还暂时由威尼斯共和国控制。
2.威尼斯治下的阿尔巴尼亚——贫瘠但重要
1570年代之前,威尼斯控制的阿尔巴尼亚地区局限于从科托尔开始到乌尔奇尼的沿海地带,这一区域地形崎岖、人口有限,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得不偿失,其维持需要威尼斯持续从本土或亚得里亚海东岸其他富裕的殖民地(比如伊斯特里亚)进行输血。然而,从更大的维度上来看,这些区域也是威尼斯维持对巴尔干影响、尤其是对阿尔巴尼亚地区影响的重要据点。此外,在战略层面,保持对海岸的掌控也有助于免于让进出亚得里亚海的商船免受已经开始肆虐地中海的“巴巴里海盗”的袭击,这也是威尼斯持续维持这一片人口仅有几万人的飞地的原因。
3.威属阿尔巴尼亚的当地社会构成
在威尼斯控制的这几个小城市(科托尔、布德瓦、巴尔、乌尔奇尼),当地社会呈现出与伊斯特里亚、科孚、克里特十分相似的等级结构:本土空降的威尼斯贵族成为各地的管理者和肉食者,进入城市定居的当地贵族构成类似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阶层,伊拉在拉文化上意大利化,在拉身份认同上“多元化”,既通过畀威尼斯出具书面认可、成为威尼斯贵族体系一部分(少数还加封骑士等头衔),又继续维持老早底同阿尔巴尼亚乡下头部落、宗族个认同,此种双重关系维系的人脉,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从事各种代理人工作提供了基础。
4.威属阿尔巴尼亚的宗教格局
虽然唯利是图、经济至上,但威尼斯一直以来也同南欧其他同侪一样,标榜自家是一个“天主教”邦国,作为威尼斯属地的这些沿海城市,自然也就成为当时已开始哈喇化的阿尔巴尼亚切支丹活动中心。梵蒂冈不断通过威尼斯或拉古萨(当时名义上附庸于奥斯曼),向这些地区仍然保持切支丹身份的阿尔巴尼亚人提供金钱和教士,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效果,时至今日,阿尔巴尼亚的天主教分布仍然与威尼斯人控制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相关,书中提到的某一章节主角,也被教宗任命为巴尔大主教,前往威属阿尔巴尼亚主持当地教会工作。
5.阿尔巴尼亚切支丹的忠诚度
在简中,受20世纪后半期记忆和1990年代后塞尔维亚/罗刹二道宣传滤镜的影响,阿尔巴尼亚人一般被描绘为一个没有太大原则、随风倒的群体,但从书中看来,情况弗是个能非黑即白,书中作为主角的两个阿尔巴尼亚切支丹家族,表现出了对梵蒂冈和天主教高度的忠诚,其多位家族成员长期活动、定居乃至在奥斯曼帝国身处高位,但没有1人皈依哈喇。
对天主教阿尔巴尼亚人来讲,更大的问题还是来自于乡间教士的匮乏,这种缺位让当地的信徒逐渐忘记了切支丹的教义,并为托钵苏菲派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到17世纪,不少距离海岸线较远的北方内陆天主教区域,开始出现哈喇化的浪潮了。
与天主教阿尔巴尼亚人相比,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不存在“教士匮乏”的问题,他们全部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管理,但这种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形,反而让伊拉更容易“叛教”,书中提到了许多在君士坦丁堡担任要职的阿尔巴尼亚哈喇,基本侪出生自东正教背景的家庭。
6.信仰差异确实对阿尔巴尼亚身份影响有限
虽然历史原因让阿尔巴尼亚人被分成了各种不同的信仰,但这种区隔对他们相互间的族群认同并没有产生类似塞尔维亚-波斯尼-克罗地亚那样的剧烈影响,书中提到的16世纪奥斯曼重臣、五次出任大维齐尔的锡南帕夏,就和其天主教亲戚往来密切,并因为这层关系,重用了书中的某位来自布鲁蒂家族的后代,这种情况在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帕夏中也普遍存在,这些自愿或因为“血贡”而成为哈喇的切支丹后代,普遍维持了和自己原家族的紧密关系,他们一方面扮演了“哈喇守护者”之类的角色,另一方面,也继续依靠家乡的亲戚和朋友拓展权力网络,并不根据信仰进行取舍。
7.移居到南欧的阿尔巴尼亚切支丹为数不少
阿尔巴尼亚的天主教徒之所以更能维持身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宗对此的支持,在16世纪,面对奥斯曼的步步紧逼,不少家乡沦陷的阿尔巴尼亚切支丹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选择移居到威尼斯共和国的其他地区乃至亚平宁半岛上的两西西里王国和教宗国。这些移居者中,当地额贵族和专所占比例很高,他们在来到当地后形成了小规模的阿尔巴尼亚聚落,并为天主教王侯贵族们提供兵源和人力。阿尔巴尼亚轻骑兵在16世纪前半段在意大利战争中经常出没,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中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为威尼斯出战;到该世纪末,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广泛活跃在哈布斯鲍和威尼斯对奥斯曼作战的前线,而那些定居在威尼斯属地和亚平宁的阿尔巴尼亚人,则逐渐本土化(本身就侪天主教徒),只留下一些民俗和姓氏让人回忆起其来源。
8.广泛的人脉和语言技能,为阿尔巴尼亚人从事各种“代理人”职业提供了方便
由于身处两大文明/宗教过渡地带和边界,交关阿尔巴尼亚人都因为人生经历、成长环境和现实需要,发展出了多语种技能。这种多语种很多时候是基于切支丹阿尔巴尼亚人的,书中描写的那些成为威尼斯大使、边境调停人、翻译官的阿尔巴尼亚人,游走于奥斯曼和西方之间,为双方的战争与和平穿针引线,确实是名副其实“代理”了双方许多不方便直接交往的活动,在16世纪,旅行的成本很高,信息传播的速度很慢,这一方面让当下被认为是“出差”的一些交涉活动演变成了铭刻在伊拉人生记忆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也让代理人的地位更加重要,身份更为独特(如果考虑到当时掌握外语人才的稀缺,情况更是如此)
有时候,也会有效忠于奥斯曼的哈喇阿尔巴尼亚人学习西方的语言,潜入西方的邦国进行活动,书中对这些伪装者也有所提及(当然更多的还是叛教的意大利、西班牙人)。
9.基于世俗利益的纠葛而非执着于圣战,为代理人活动提供了空间
16世纪地中海的宏观主题是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切支丹教会和哈喇的教团均表现出对发动圣战的强烈倾向,但从世俗层面看,分别被卷入欧洲和东方内部事务的欧洲和奥斯曼君主,其实并没有超出利益争夺之外太强烈的主动进攻倾向。哈布斯鲍比起远征君士坦丁堡,更热衷于征服海盗盘踞的北非海岸、威尼斯强调巴尔干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因为这一地区比邻梵蒂冈,倒不如讲是为了维系自己的贸易生命线,奥斯曼发动的那些欧洲人笔下的进攻,更多是为了免于自己受到马耳他骑士团的劫掠或断绝其治下切支丹接受外援的孔道(正式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在1570年代初占领了威属阿尔巴尼亚),有别于非黑即白才能产生灰色地带,而灰色地带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多种可能,才是阿尔巴尼亚的“代理人”们施展本领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