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仙芝医生，她被称为“草原上的活菩萨”
《人物》杂志于2021年上线一篇名为《免费HPV疫苗，一座城市给女孩们的礼物》的文章，瞬间10W+，赞、在看、留言数万，成为当年杂志公号的最高数据。
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段仙芝医生和他们的团队在草原进行HPV筛查的故事。
把这篇文章转上，以辅助读者了解一些背后的故事。
2021年4月，鄂尔多斯市发布一则通告，将免费为13-18岁的女生接种HPV疫苗。在HPV疫苗自费且一针难求的大背景下，这条新闻很快登上热搜。一些人怀着这样的困惑——举目四望，无论富有、现代或发达程度，似乎都有更典范的城市，可是为什么是鄂尔多斯，这样一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级市，成为免费为市民接种HPV疫苗的第一城？我们也好奇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在7月初，我们去到鄂尔多斯，找到了这项政策的发起者、制定者和执行者。我们发现，接种疫苗并非一个孤立的政策，如今的鄂尔多斯，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抵御宫颈癌的系统，免费HPV疫苗只是其中一环。这个系统的建造，也并非一两年之力，是许多人长久的努力，里面有怀着国际视野的科学家，有为之奔走了二十年的女性医生，还有在关键时刻敢于决断的女性官员，他们有耐心和韧性、热情和担当。现实也在回报这种努力，从最理想的情况来看，不久后，鄂尔多斯也许会成为中国最先消除宫颈癌的地区——严格的癌前筛查，如同通往癌症道路上的一道道路障，将保护这一代的母亲们；而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女孩，则会因为疫苗的存在，获得更自由和安全的人生。如科学家所言，这种努力就像纵身跳入平静水面，终将激起更大的浪花。
女人与女孩
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妇幼保健院四楼，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从东走到西，数间诊室，你会觉得是在穿越女性的大半生。
最东边是一间HPV疫苗接种室，为13到18岁的女孩开放，提供免费的二价HPV疫苗。疫苗充足，存了满满一冰箱，不需预约，来了就能打。
7月初的一个下午，我遇到刘雅欣，一位绑着马尾辫的初中毕业生，父亲带着她来接种第三针疫苗。她正在度过16岁的夏天，还很懵懂，问她知不知道HPV病毒是什么，她摇头，边上的父亲说，娃娃还小，是班主任在家长群里发了通知，他和妻子知道是好事，才领着孩子来。刘雅欣班上的女生，也都已经接种疫苗。
刘雅欣旁边，同样在等待接种的，是一位20岁的女大学生。她去年高中毕业，是准格尔旗接种免费HPV疫苗的第一批学生。去年夏天接种了两针之后，她离家去呼和浩特上大学，现在来补上最后一针。大学里，女孩们已经知道什么是HPV，有条件的人已经在排队预约HPV疫苗，而她是最早接种的那批人。
再往西走，门上贴着各种红色指引单的，分别是B超室、妇保科、宫颈癌实验筛查室，这里属于35到64岁的女性。从2011年开始，这家妇幼保健院常设两癌（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门诊，配有医护人员约15名，这个季节，每天都有20多位女性来做免费的两癌筛查。
在帘子围起来的检查室里，每个女性都要走上检查床，医生会查看她们的乳房和阴道，再进行一个HPV检查——如果结果呈阳性，就意味着她们感染了HPV病毒，需要继续做HPV分型，弄清楚她们到底感染的是哪一种型别的病毒，也许还需要进一步做阴道镜和宫颈活检，进一步分析她们的宫颈是否发生了病变，以及病变程度到底有多深。
这样一项检测，在准格尔旗已经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普及人数已经超过百分之七十。这就意味着，当你走在准格尔旗街头，迎面走来的大多数女性，可能都已经做过两癌筛查。7月初来到门诊的那些人，很多是医生们对着花名册逐个清点、打电话找来的，属于最后一批还未做过检查的人。
医生们这样严阵以待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
在整个癌症图谱里，宫颈癌是一种特殊的癌症——它病因明确，HPV病毒（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必要原因。3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Harald zur Hausen从宫颈的肿瘤组织里检出了HPV病毒，确认了HPV病毒与宫颈癌的关系，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此后，人们可以通过检测HPV病毒是否存在，来确认病人是否有患癌风险；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从感染HPV病毒到发展为宫颈癌，中间需要很多年，这使得人类有机会进行癌前诊断和治疗；另一个利好是，2006年，世界上第一款HPV疫苗就已上市，尽早接种疫苗，可以使女性终身免受宫颈癌的威胁。
这一切因素加成，使宫颈癌成为第一个可以被人类消除的癌症，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的《宫颈癌防治指南》里写道：「所有（宫颈癌）患者的死亡是不必要的。」
但另一个现实是，死亡仍在发生，过去这些年，全球每年大概有30万女性死于宫颈癌——只少于乳腺癌和肺癌。并且，绝大多数的死亡都发生在还未建立宫颈癌预防体系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按照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研究，2018年，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宫颈癌疾病负担分布在中国和印度。许多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在下降，而在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攀升。
就算在国内，地区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比如城市的宫颈癌发病率高于农村，但农村的宫颈癌死亡率却更高。15年前，中国卫生部和科技部进行过一次全国死因回顾抽样调查，如果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与之对照，你会看到一条绵长的、自南向北的宫颈癌高死亡率地带——从湖南、江西一路向北，内蒙古就在这条线的最北端。而鄂尔多斯，是整个内蒙古宫颈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故事了。在准格尔旗这家妇幼保健院四楼走廊的尽头，立着一张专家坐诊告示牌，是一位名为段仙芝的医生，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了她四十多年的从医经历。
鄂尔多斯与宫颈癌对抗的故事，大概是从她开始。
抢在宫颈癌之前
这一切的起点在2005年，两位对宫颈癌防治有兴趣的医生，在那一年相识了。
2005年秋天，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预防医学专家乔友林接到了一位同事的消息，说有位内蒙古来的妇产科大夫，想约他见一面。这位大夫叫段仙芝，多年前在肿瘤医院进修过，后来独自在内蒙古做宫颈癌防治，「跑了好多地方，见到内蒙古人民的苦难，也走了很多弯路」。不久后，在鄂尔多斯驻京办，两人见了面，吃了一顿饭。
那一年，乔友林50岁，已经是中国在宫颈癌防治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是一所世界顶尖的医学院。博士毕业后，他最初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199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去美国招聘，乔友林应召回国，想的是服务国家。第二年，他开始在国内做宫颈癌防治的研究。段仙芝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山西襄垣县和深圳建立了宫颈癌防治的示范点，开始培养基层医生。
他在一篇文章里记录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曾经在山西襄垣、阳城等基层单位为很多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的筛查，看到不幸罹患宫颈癌的妇女渴望治愈、求生的眼神，也看到农村妇女因为贫穷无钱治病的无奈。这些景象深深刺痛我的心。」
段仙芝那年53岁，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主任。与乔友林受的精英医学教育不同，段仙芝出生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农村，是全村唯一一个读了高中、上了大学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后，她从最基层的医院做起，从准格尔旗到鄂尔多斯市，再到自治区首府，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从医三十年，她见到的是数以万计的底层女性。对她们的困境，她有最切身的感受。
二十多岁时，她在准格尔旗县医院做妇产科医生，她所在的村子就有多名女性确诊宫颈癌。一次，她的一位亲戚去县医院探亲，她让对方顺便做个检查，对方说：「查什么呀，我什么感觉都没有。」结果一查就是宫颈癌，但发现得早，还有得治，活了下来。另一位亲戚则没有那么幸运，也是偶然查出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放疗化疗都做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还有一次，她回村探亲，听说一位邻居生病去世了，一问才知道，老太太绝经好多年，又开始流血，这是宫颈癌的典型症状。老太太没有去医院治疗，就在家里捱着，直到生命的终点。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鄂尔多斯，宫颈癌还是一个被认为必死无疑的癌症。段仙芝记得，那时候到医院看病的病人少，而且基本都到了晚期，已经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医院会给她们做一些淋巴清扫，或是放疗化疗，但基本都是姑息性的，很难彻底治好。
但在这之后，作为一名基层医生，段仙芝开始经历着医学技术的更新。
1985年，她33岁，到北京进修，像海绵吸水一样学新知识。先是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学怎么治肿瘤，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阴道镜，说起这个，她兴致勃勃，一双圆眼睛带着笑：「我就好奇得不行，怎么会有这种，还能放大看呢。」后来她又去协和医院学习葡萄胎的放化疗，最后又去妇产医院学了产科，带着一身本领，回了内蒙古。
接下来十多年，她的观念逐渐改变——比起被动治疗已确诊的宫颈癌，主动在广大人群中筛查，也许能帮助到更多人。
今年6月底，我在北京同仁医院的亦庄院区见到了段仙芝，她今年68岁了，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但还在上班，一天做七台手术，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回到鄂尔多斯坐诊。58岁那年，她从内蒙古调到北京，三周之内学会了开车上下班，强悍又有生命力。
见面那天，她下了手术台，摘下口罩帽子，露出一头卷发，和善一笑，一口浓重的内蒙古口音，讲起当时自己观念的转变，引用了一句古话：「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你得了病来治，我们医生就是下医了，上医是治的什么？就是预防呗，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当个上医？」
去找乔友林之前，她已经独自开始在内蒙古做筛查。2003年，她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买了一台可以做液基薄层细胞检测（也就是现在常见的「TCT检测」）的仪器，那是当时最先进的宫颈癌筛查技术，对宫颈癌细胞的检出率接近百分百。她开始给相熟的、基层妇幼保健院医生打电话，开始了筛查的第一步。
在鄂尔多斯西部的乌审旗，乌审旗妇幼保健院的前任院长金华向《人物》回忆起，2005年初，她接到段仙芝的电话，让她组织当地的女性参与宫颈癌筛查。金华曾经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学过剖宫产，因此与段仙芝相识。到了那年5月，段仙芝带了六位医生到了乌审旗，一边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边开始做筛查。
这一筛倒好，来了400人，检出了4个癌症，28个癌前病变——这是相当高的检出率。
同一年，段仙芝与乔友林见面，讲了内蒙古的情况，请他能帮一帮内蒙古。乔友林理解她的努力，为内蒙古争取到了意大利的三百万欧元赞助，送去了器械，又办了好多次学习班。宫颈癌筛查需要经费，就拿TCT一项来说，患者自费就是160元。有了科研项目意味着有了钱，他们开始免费给内蒙古的女性做体检。
从一个项目到政府行为
站在今天，再回顾鄂尔多斯的宫颈癌筛查史，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因素，那就是这样一个民间项目，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不仅意味着有钱、有人，还意味着政令的保障、执行的通畅。
2005年是第一个转折点。段仙芝在乌审旗做两癌筛查时，当时鄂尔多斯市卫生局的局长专程去视察过，那位局长认为他们做得不错，是「在给老百姓办实事」，并认为这件事应该全市铺开。到了2010年，在这位局长的支持下，鄂尔多斯就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做免费的两癌筛查，所有的开支来自政府支出。
鄂尔多斯卫健委妇幼健康科科长王淑云告诉我们，2010年到2015年，鄂尔多斯做了整整五年的两癌筛查，只不过当时没有下达硬性任务，规定每个旗县要完成多少，这更像是一个纯自愿的惠民项目。
但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乔友林明白，这还远远不够——任何一种疾病的控制，都需要覆盖足够的人群，这就是在新冠时代大家都熟悉的「群体免疫」。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宫颈癌筛查覆盖率应该要达到百分之七十，「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对疾病的控制是微不足道的」。
2014年，乔友林和段仙芝开始了辛苦的游说，劝说鄂尔多斯政府做一个全人群的两癌筛查项目。
这一对伙伴性格迥异——乔友林外向善谈，有专业背景，是一副精英学者的派头；而段仙芝更内向，拙于表达，但优势在于她是本地出身的妇产科医生，且多年来一直在做实事，天然让人信赖，她明白本地的文化和逻辑，也积累了人脉。他们因此分工：靠段仙芝去约鄂尔多斯能拍板的官员，约好了，就让乔友林去讲。
在今年6月，我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办公室里见到乔友林，他还清楚地记得，在官员们面前，自己当时是如何「慷慨陈词」：「我们用的是先进的HPV核酸检测，就是取个分泌物，一点不麻烦；成本也低，一个妇女做一个筛查，50块钱可以管五年。居民和纳税人为城市做了贡献，现在我们为她一年花10块钱，这不算多。」
这样的游说，进行过许多次。在2016年，鄂尔多斯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两癌筛查全覆盖，这个城市所有适龄的常住人口都可以享受免费两癌筛查——不是户籍人口，而是居住超过六个月的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项服务。
说到这里时，乔友林提到的是一些特定的人，那些在餐馆工作的女性，那些清洁工、拾荒人、流浪者。因为公共卫生不仅仅是科学，还是跟公平相关的事业。越是身处贫困中的人，往往越需要这些关怀。
几十年来，乔友林在中国的几十个城市做宫颈癌试点，鄂尔多斯是第一个响应他的建议、开始做全面两癌筛查的城市。他说，这件事能做成，科学家和医生「一个巴掌拍不响」，当时鄂尔多斯确实也有一群开明的、有社会关怀的官员。
比如当时的鄂尔多斯卫计委主任（那时机构还未合并），姓何，是一位女性，在2010年，她就对段仙芝在准格尔旗的两癌筛查表示过兴趣。再比如当时卫计委的副主任，姓王，是一位男性，但是学公共卫生出身，有专业背景，且后来到了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一旦这些官员明白和认同这件事的意义，靠他们在上层推动，事情就变得更容易。
2016年，鄂尔多斯正式启动这样一个项目，要在2016年到2020年的5年时间里，给35到64岁的女性做免费两癌筛查，五年结束时，筛查率必须达到60%。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行为——政府出台了实施方案，成立了技术专家组，下发了技术指导方案，每年有600万的专项资金。鄂尔多斯卫健委妇幼健康科的王淑云记得，那五年，他们每年都给各个旗县下达筛查任务，每年要考核，一旦发现这一年这个旗县可能完不成，市卫健委就会下去督促。
到去年，五年期满，整个鄂尔多斯筛查了20万女性，筛查率达到了59.6%，基本完成了目标。
今年7月，我到了鄂尔多斯，真正到了这里，才对辽阔有了实感——从西边的乌审旗到东边的准格尔旗，需要五个多小时车程。车开在草原和森林之中，人和车都少，只有道路一直往前延伸。又因为海拔高，天空和云团都离得近，更显得天地广大。路过牧区，路边是零星的人家，很少聚居，都是远远相隔。
两癌筛查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距离。让所有人都主动到旗县的妇幼保健院来筛查，这不太现实。乌审旗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嘎日格说，每到农闲时节（比如6月牧民剪完羊毛，会有一段休息时间），他们就会带着设备下乡，有的偏远乡镇，要开车三四个小时才能抵达，一天无法来回，有时就睡在救护车里。就算是这样，有的牧民从自己家到乡镇，都还要七十公里，骑摩托都得一个多小时。
不管是段仙芝、乔友林，还是执行筛查工作的基层医生们都知道，做两癌筛查，要对抗的远不止疾病本身，还有贫穷、信息匮乏，以及女性对于身体的羞耻，和围绕在她们周围的那些成见。
嘎日格记得，最初那几年，他们去农牧区做检查，千辛万苦把人召集过来，先查乳腺，大家相对还能接受，但一听说查宫颈「要脱裤子」，「人就都跑光了，就不查了，都走了」。段仙芝调查过当地女性不愿意参加宫颈癌筛查的原因，依次排序分别是：不认识检查的好处、做妇科检查难受、查出病后有心理负担、没有症状所以不愿检查、查出宫颈癌也治不好所以不如不查、害怕上当受骗。还有百分之一的人给出的理由是，丈夫不允许。
为了让大家筛查，有的旗县给女性居民送米送油，嘎日格的方法是开讲座，每年都讲十几二十场。他是蒙古族，开朗善谈，也理解牧区文化，每次和汉族同事一起下去，他用蒙语讲座，同事再用汉语讲一遍。他打开电脑，把一份有上百页的、名为《为了姐妹们的健康》的PPT给我看，多年磨练之下，他已经掌握了对基层女性言说的技巧。
他往往不会一开场就说宫颈癌，从年轻人结婚生子说起，再到孕前筛查和遗传疾病，中间自然转到宫颈癌，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不能说「细胞出现无限制恶性增生」，大家听不懂，就说细胞变坏了，不听话了，「一句话完事儿」。
女性的子宫颈，他把它比作甜甜圈，宫颈生了病，就是「甜甜圈没保存好发霉了」，PPT文字不多，都是一眼就能看懂的图。为了让大家相信，他们还采访了一些确诊的病人，把采访视频播给大家看，一点点动摇她们身上那些顽固的羞耻和陈见，让她们能放心走上检查床。
在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筛查过程里，你会看到最广大的女性，看到她们的生活、处境、情感以及正在遭遇的命运。
医护人员们印象最深的，首先是筛查刚开始时，检出了数量巨大的感染者和癌症患者——在准格尔旗，最初的HPV阳性率甚至达到了23%。几乎每个人都能举出身边人的例子——因为很多人都是人生第一次做筛查，所有已感染的患者一时间迅速涌现。
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会逐渐理解当时鄂尔多斯的环境——牧区女性过早的婚姻和孕育、多产，都是感染HPV病毒的高危因素。草原的干旱和风沙，地表和地底下的煤矿，天然气和稀土，会让她们的免疫力变弱，病毒不易清除，时间一长就开始病变。
在早年的农牧区，女性往往过着贫穷而忙碌的生活，她们的日常是饲养牲畜，养育孩子，每个季节都有该做之事。像每一个女性那样，她们同样体验着身体的痛苦：怀孕、生产、流产，子宫下垂、卵巢囊肿……但HPV病毒的感染是隐秘的，它通过性行为广泛传播，但最容易导致癌症的两种高危亚型（HPV-16和HPV-18），感染后的很长时间都不会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发展，下身开始流血，她们才终于发现，但那时候往往已经癌变。
2005年，段仙芝第一次在乌审旗做筛查，乌审旗妇联有一位工作人员叫团月，帮忙召集患者。段仙芝当时招呼她，既然来了，也查一下。那时检查还是自费，每人160元，团月一个月的工资1000多块，离了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这笔钱说少也不少。她心里矛盾了几天，觉得身体似乎还好，但又不放心，最终还是决定查一查，在一个雨天，骑着摩托到了保健院。两个月后，她接到电话，知道自己得了宫颈癌。那年她才36岁。
之后几年，她做了一个又一个的手术——先是宫颈锥切，还不行，接着拿掉了整个子宫，但癌细胞还在长，最后拿掉了卵巢和输卵管，「刮得光光的，全没了，全拿掉了」，癌细胞也消失了。7月，我在乌审旗见到团月，她过了五十岁，脸上有了皱纹，也已经做了外婆。这十几年，她身体没再出过问题，为了锻炼身体，每天走路上下班，她说自己身体指标足够好，甚至比很多同龄人还要好。
其其格是乌审旗妇幼保健院护理部的部长，她也对一位患者印象很深。那是2013年的夏天，已经开始免费两癌筛查了，保健院门前有个公共厕所，有一位63岁的清洁女工负责卫生。有天人少，其其格就招呼那位清洁女工来查，灯下一看，老太太的宫颈已经是黑青色，拿棉球清理分泌物，一碰就渗血。其其格有经验，知道事情紧急，直接给老太太的女儿打了电话，让她带母亲去上级医院检查。后来查明，老人是癌前病变，因为年纪已经大了，卵巢、子宫全切，她恢复得不错，现在已经退了休。
以上这些，是在凶险中幸存下来的故事，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其其格还记得另一位病人，是一位牧区的蒙古族女性，一年6月，剪完羊毛，过来找其其格做筛查，她下身已经在疼痛流血，TCT结果显示，她是高级别病变，必须马上手术。一个多月后，她去了与乌审旗接壤的陕西榆林做了锥切手术。
宫颈癌患者做完手术，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会复发，因此复查相当重要。术后第三个月，其其格打电话回访，让对方按时去复查，对方说，家里事情多，没顾得上，过段时间再去。到第六个月，其其格再打电话，对方还没去，她又催了一遍。等到她第三次打电话，对方已经在住院——因为复查不及时，癌细胞已经转移，一切都已来不及。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一年时间。她去世时刚满39岁，是相当年轻的年龄。
这就是最无力的地方，也是医生们的集体苦恼——怎么把触角伸到最边缘、最难触及的角落。康丽是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的妇保科医生，她在这家医院工作了20年，因为准格尔旗的筛查已经进行了十年，感染率和患癌率都在降低，但她后来接诊过两位特殊的病人：她们来自偏远的乡村，天生或后天患上精神疾病，偶然间被亲人送来筛查，一查就已经是宫颈癌或癌前病变。
在康丽看来，她们是那一类最没有自保能力的人，在乡村的环境里，可能性生活过早，可能被动有了多位性伴侣，且卫生条件有待改善，这都是感染HPV的高危因素。她们就是最需要照护的人。
如何让这样的最弱势群体更早得到保护，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是鄂尔多斯接下来要面对的另一个命题。
但最后，那一针顺利打下去了。那是准格尔旗免费HPV疫苗的第一针，也是全中国免费接种HPV疫苗的第一针。大家都很高兴。
乔友林和第一个接种的小姑娘拍了一张合影。从他和段仙芝第一次到鄂尔多斯做宫颈癌筛查，已经过去了15年。从第一次提起疫苗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他们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太久。
在如今的鄂尔多斯，宫颈癌的三级预防体系已经建立。各旗县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是离普通女性最近的一道防线，她们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整个城市。
乌审旗妇幼保健院的妇科只有一位医生，叫曹小燕，在她诊室里旁听的一天，我看到了医患之间可以有的、一种理想而和谐的关系。曹小燕熟悉很多人的症状和病史，她受过训练，知道怎么问出那些私人的问题，但同时又让她们感觉被尊重、被关心。她也知道很多人经济状况不好，花一点钱都会心疼，因此基本不收检查费。有病人给她送自己做的凉粉，她会接受。但还有人要塞红包，把她和小护士「吓得半死」，这是不可以的。
曹小燕本来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几年前调到乌审旗妇幼保健院。她所经历的成长过程，就是这个系统培训医生的缩影——
2015年到保健院之前，曹小燕在乡镇只看一些最基础的妇科病，做做体检。到了2016年，全市开始做两癌筛查项目，她被送到北京上阴道镜的专培班，每个妇幼保健院送两个人，在北大第一医院，封闭培训了21天，老师严苛，不让她们逛街，会随时打视频过去检查，要求她们努力刷题。从北京回来，她已经有了一些知识，一些自信。
后来这五年，她筛查了乌审旗上万名适龄女性。去年，她一个人就查出了三十多个癌前病变，这就意味着这三十多个病人只要治疗及时，都不会有性命之忧，她是在死亡之路上中途拦下了她们。
在今年鄂尔多斯全市疫苗开打时，市卫健委曾有人提出，五年一周期的筛查刚好结束了，要不要就此中止，以后把每年的六百万经费全部用在疫苗上？段仙芝一听，有些着急，这是绝对不行的，宫颈癌筛查绝不能停止。
她向我们解释了原因——第一批打疫苗的孩子是18岁，等到大概15年之后，她们会到宫颈癌高发的年龄，但是发病的可能已经变得极小，比她们更小的女孩子，也会全部受到疫苗的保护。但接下来这15年里，无法被疫苗保护的成年女性们，依然需要宫颈癌筛查来阻断通往癌症之路。
因为这个原因，宫颈癌筛查暂时不能停止，鄂尔多斯市政府也采纳了段仙芝的建议。这个系统会继续运行下去。
鄂尔多斯市卫健委妇幼健康科的王淑云说，现在筛查难度最大的，是那些居住地特别偏远的女性，尤其是牧区的蒙古族女性。他们在考虑怎么样把筛查进一步下放，比如放到村或者社区，让筛查服务变得更可及。在非洲的卢旺达，就是靠着村庄里的医护人员，完成了宫颈癌的筛查及疫苗的接种，现在这个国家基本已经消灭了宫颈癌。当然，这很考验技术和人员，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鄂尔多斯疫苗开打之后，66岁的乔友林继续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继续讲述宫颈癌疫苗的好。他始终认为，偏远地区最为重要，只有这些地区做得好，消除宫颈癌才能成为可能。今年6月我们联系他时，他正飞往青海。去年全国两会，他也写了一个关于HPV疫苗进入计划免疫的提案，通过北京市医保局局长向上提交。
乔友林说，鄂尔多斯与宫颈癌的故事，说明的是一个道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全国齐步走，免费接种HPV疫苗，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但有条件和意愿的地区确实可以先做。
比如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鄂尔多斯和厦门免费给女孩们接种HPV疫苗，正在推动的有深圳，还有两个省份也对此表现出兴趣，分别是广东和海南。
而他们这些年在鄂尔多斯的所有努力，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下一颗石子，「如果一直没人做，水面不会起波澜。但只要有人能扔个石头，或者有人敢跳下去，就会把这个浪卷起来。」
人类与宫颈癌的战斗，的确也已成为一股浪潮。去年冬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其中就包括：要在2030年以前，为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HPV疫苗接种。194个国家许下了承诺，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宣布，要消除一种癌症。
在鄂尔多斯，要做的也还有很多。7月下旬，乔友林、段仙芝和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们，准备带着设备再次下乡。在最难以触达的、广袤的农区和牧区，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宫颈癌筛查没有完成。这一次，他们准备扎在那里，再走4个乡镇，满负荷工作30天。等待筛查的，还有3000名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