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出的标志是个体意识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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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根据纳博科夫自己在前言中的解释——是从盾徽上右上方到左方的对角条纹,通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简而言之,庶出的标志表示一种邪恶的扭曲,即本书中极权政治对个体意识的压制和践踏。 与其他反乌托邦小说不同的是,纳博科夫在本书中并非想要否定或支持某种“主义”或是意识形态,至少这不是他最想表达的主题。
我不是“真诚”的人,也不会产生很多“启发”,也不是要“讽刺”什么。我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寓言家。政治和经济,原子弹,原始的和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在苏俄发生的“解冻”的征象,人类的未来等等,所有这一切与我都无关紧要。
他的这种对政治、对人类命运的漠然,乃至于对“大众”的疏离(他的冷漠态度中存在着精英主义的倾向)集中体现在本书的主人公克鲁格身上。独裁者巴图克向他提出了为新政权背书的要求,他拒绝了。当巴图克问他究竟反对政府的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我对你的政府根本不感一点儿兴趣。我憎恶的是你那种让我感兴趣的企图。”
书中所写的极权政府和巴图克这一角色也很有趣。巴图克的政治主张来自于“埃克利斯主义”,他创立的“普通人党”则脱胎于他学生时代组建起来的学生团体。在这里,纳博科夫塑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校长角色。校长因为克鲁格不愿参与任何党派而打压他,给他打低分。纳博科夫对校长的态度进行了解释:
校长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强加到任何人身上,他允许他的学生们选择任何一个他们喜欢的党派,即使这个党派与当时正处于兴盛时期的国会里的派别没有任何关系......他所要求的只是学生们要跟着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本性走,他唯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在一个人身上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本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在这个年复一年、了无生气的世界的背后是阶级激情火热的相互作用。
克鲁格令他不能容忍的地方在于他对政治活动的漠然,(或者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他的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也就是不愿将自己归类、不愿归属于某一集体。与克鲁格截然对立的就是巴图克和他的普通人党。首先,“普通人党”这一名称就暗示了纳博科夫最想表达的东西。这一政党是由存在着这样那样缺陷的“普通人”组成的。其首领巴图克的形象也和人们心中对独裁者的想象完全不同:他丑陋,眼神空洞,说话的腔调缓慢、乏味。普通人党和巴图克的设定反映了纳博科夫对庸俗或者说对所谓“大众”这一概念的厌恶。对于那些为了将自己归属于某一集体,不惜抹杀了自身独特性的人,纳博科夫的态度无疑是轻蔑的。庶出的标志,扭曲的是个体意识。纳博科夫笔下的乌托邦揭示了集体主义的本质,以及所有形式的极权共同的策略。“社会和经济的本性”给个体贴上了标签,在相同的标签之下,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如同一部交响乐,纳博科夫将这一主题发展为许多小的动机。如笔迹装置事件中,巴图克带来了一种可以模仿任何人笔迹的打字机。再比如,巴图克喜欢用回文称呼别人,他认为:一个人要牢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由二十五个字母、以不同的排列方式组成。
埃克利斯主义的开创者司考得玛提出:“人类就像是很多很多个容器,装有这种本质上统一的意识,可是却分配不等。”在他看来,这种分配不等是造就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和不幸的根源,因此应采取某种机制将“容器”加以规范。纳博科夫还塑造了“埃特盟先生”这一典型的“普通人”形象来进一步阐明埃克利斯主义的含义。紧接着,他直接指出了埃克利斯主义的谬误:
忽然间,埃特盟变形了,他两眼微闪着(我们刚才还看到他在屋里闲庭慢步)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还有他的奖品——是什么奖品,我们还是不说为好;而另外一个埃特盟,从他的破旧的办公室直接溜进了一片寂静的大图书馆里,专心致志、心满意足地查看一些老地图,这样的事他在家里是不会说的;第三个埃特盟正和第四个埃特盟的妻子焦急地谈论孩子的未来,当她的丈夫在远方的丛林中打仗时(现在他已经回家,坐在他的扶手椅里呢)她秘密地怀上这个孩子,丈夫在丛林中时,曾见到过展开的扇面大小的蛾子,夜晚颇有节奏地和无数萤火虫一起抖动的树。不,那些个普通的容器不像其看上去的那样简单:那只是魔术师的把戏,没有人知道,甚至连那个巫师般的魔术师也不清楚那些个容器到底装的是什么、能装多少。
也就是说,“普通人”这一概念是伪造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不正常、不普通的地方、都有难以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特质,这些特质往往密的、令人羞于启齿的,因而很容易被忽视或打压。也许可以说,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有这些特质反映了他们自由的限度。纳博科夫对政治的冷漠和对集体的拒绝,本质上是在守护个体意识。
我是湖。我是舌头。我是精灵。我在发烧。我贪婪。我是黑骑士。我是火炬。我起来。我问。我吹。我带来。我不能变化。我不能看。我爬山。我来了。我做梦。我嫉妒。我发现。我听到。我想作一首颂歌。我知道。我爱。我不能悲伤,我的爱。我永不。我气喘。我记得。我看到了你一次。我旅行。我游荡。我会。我会。我会。我会。
克鲁格反抗极权政府的形式不是暴力革命,也不是提出与之对立的政治主张。他的反抗、他一切行为的驱动力都是爱,是他对亡妻和儿子的爱(——一种“飞蛾扑火”的尝试)。爱——这种私密的情感与政治和道德无关——是个体意识最极致的体现,是个体所能达到的最接近不朽的状态(文中作者提到埃特盟先生是拒绝不朽的),也是对埃克利斯主义最本质的反抗。
这个小东西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对我们而言,比灰白橄榄园中最初的思想家们看来更加不可思议),两个神秘的人或是不计其数的神秘组成的个体的产物,同时,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一个碰巧的问题,一个纯粹是魔法的问题;就这样,神秘一个一个积聚起来,意识充盈其间,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最不可思议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