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语法
在这本书之前，我其实一直把科学和民俗对立起来——而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每年春天科普大号们都会发“如何鉴别桃李杏梨花”一类的科普文章，这类推文我看了无数遍，然而每次都看到一半就“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实现了植物科普的从入门到放弃。
花托、花缺、花柄、雄蕊、雌蕊、子房……在如何研究植物方面，科学的植物学创造了太多具体信息的分类，而这些信息在每一个个体的植物、个体植物的细微部分上都会有微妙的差异。作为一个对植物感兴趣的普通人，我发现自己面对着巨量的混沌信息，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整理和记忆，所于是退堂鼓就立刻响了起来。
跟科学的植物学相比，民族植物学（或叫民俗植物学）就显得亲切多了。相比科学植物学研究物种本身，民俗植物学更关注人与植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被纪录、描述和解释，如何以食品、衣著、货币、宗教仪式、医药、染料、建筑、甚至是化妆品的形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初心——我想看看一位兼顾北美印第安后裔、环境生物学家、单亲母亲身份的女性会如何向我介绍北美印第安人失落的植物知识与技能。
是的，知识与技能，在这本书之前，我把民族植物学简化为了一门“用科学的方式从失落的印第安文化中攫取植物的保育和使用技能”的学科。但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讲述让我明白这种所谓“科学”的视角实则是一种对他们的文化的贬低和过度简化。
在这本书之前，作为一个接受了科学研究方法荡涤多年的科学的信仰者，我对在科学的范畴之内讨论“爱”这类虚无缥缈难以界定和量化的概念非常警觉。虽然我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沙文主义、认为所有生命和物种在某种层面上应该是平等的，但对于把树当做“谁”而不是“物”来对待仍旧充满担心——科学训练让我知道表达这样的观点是危险的，很容易被扣上“泛灵论者”、“拟人论”、“落后野蛮”、“女性的同情心泛滥”、“不够客观”这样的大帽子而遭到猛烈的攻击、失去谈论科学的资格。
诚如作者所说，在描述人与其他物种、与自然的关系时，存在着两套语法，科学的与“其他”。这个“其他”到底是什么？它是站在科学的对立面、在二元对立的法则下自动成为“非科学”进而衍生为“蒙昧”的吗？怎样定义和描述它才是公正的、纳入了人类在人类世吸收的惨痛经验教训的呢？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知识储备和经验的缺乏、想要谈论却不知从何开口的苍白，但我很高兴遇到这本书，因为作者温柔地挽起了我的手，带领我走入林间、走进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以这本书的长度向我娓娓道来地描述了这种“其他”应有的模样：
当我带着学生一起来到林中，向他们展示植物的智慧，并教他们如何称呼植物的名字的时候，我会努力注意自己的语言，把科学的术语和有生命的语法结合起来进行双语教学。在他们学习科学的角色与拉丁学名的同时，我希望我同时也教给了他们，要把世界看做与人类以外的住户们共同生活的社区，而为了了解这一点，就像生态神学家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写的那样：“我们必须把宇宙看做主体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客体的集合。”
她称之为“有生命的语法”，the grammar of animacy。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想要描述却不能的、直觉感到却难以说明的，原来早就在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被发现、总结和传承，直到西方文明的殖民剥夺了它、让它奄奄一息：
在英语里，我们绝不会把一位家人，或任何人，称作“它”。这是彻头彻尾的无礼之举。它剥夺了一个人的自我和亲缘关系，把一个人贬低为一件纯粹的物品。在波塔瓦托米语和其他大部分原住民语言中也是如此，我们是用称呼家人的词语来称呼整个有生命的世界的。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语言会把这种有生命的语法延伸到谁的身上呢？植物和动物自然都是有生命的，不过，经过学习，我发现在波塔瓦托米人的理解之中，“有生命”的含义与我们在“基础生物学”这门课上所学到的生物的特征是不同的。在“基础波塔瓦托米语”这门课上，岩石是有生命的，山、水、火与地点都是有生命的。各种存在当中都灌注着灵魂，我们神圣的药物，我们的歌，我们的鼓，甚至故事，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清单反而短得多，里边大多数是人造的物品。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比如桌子，我们会说：“这是什么？”而答案是“Dopwen yewe”，它是桌子。不过对于苹果，我们必须说：“这是哪一位？”而回答是“Mshimin yawe”，这位是苹果。
“Yawe”就是有生命的“是”。我是，你是，她或他是。要谈论那些拥有生命和灵魂的东西，我们必须用“yawe”这个词。《旧约》中的耶和华与新世界的“yawe”都出自虔敬者的口中，其间又有怎样的语言学联系呢？这难道不正是存在的意义所在吗，拥有生命的气息、成为造物的后代？这门语言用它的每一个句子提醒着我们自身与整个生命世界的亲缘关系。
英语并没有给我们太多方式来表达对于“赋予生命”这件事的敬意。在英语中，你要么是人类，要么就是一件东西。我们的语法把我们框住了，它选择把非人类的存在贬损成“它”，或者不恰当地为之赋予“他”或“她”的性别。对于另一个活着的存在，我们的词语在哪里呢？我们的“yawe”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迈克尔·尼尔森(Michael Nelson)是一位在道德包容方面思考良多的伦理学家，他向我讲述了一位他认识的女士的故事。这位女士是一位野外生物学家，她的工作就是要置身于人类以外的存在之中。她的大部分伙伴都不是两条腿的，所以她的语言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她的交际需求。她会跪在地上，沿着小径来察看一串大雁留下的足迹，她会说：“看来有人今天早上就走过了这条路。”她还会一边说着“我的帽子里有人啊”，一边抖出一只鹿虻。有人，不是有东西。
我很喜欢作者在科学与生命的语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带我们跳出科学与非科学、生命与非生命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这两种视角原本就是对一种真理的两层解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山从来没变过，不管你怎么看、它都是那座山。站在山的左边和右边的人也没有必要互相贬低和指责，你们都是对的，你们是可以携手共进的，故事不只有一种，真相有丰富的层次和肌理，看似自我矛盾、实则蕴含着更接近本质的发现。
比如加拿大一枝黄花。我每次谈起这种好看的植物都咬牙切齿——它作为入侵物种在苏南的田间地头四处摇摆。作者谈起它却温柔和多情，于是我才想起来，北美是它的故乡。在故乡，它不是那个挤兑本土物种的魔鬼，在那个生态系统里，它确实是本土的、温柔的、多情的。
又比如金缕梅。对我来说它是皮肤出问题时让我安心的存在、灌装在玻璃瓶子里被国际品牌的化妆品公司高价售卖。我很高兴看到作者给了它整整一章，讲述witch hazel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我在作者讲述她如何给两个女儿造一座池塘时狂笑——因为我也曾买过一只硕大的塑料浴缸、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在我小得可怜都几乎不能叫“院子”的的院子里造一个池塘、跟藻类、鱼、夏天炽热的阳光、冬天的结冰和水的富营养化艰难地搏斗。她养鸭子的过程也是所有跟小动物交朋友的人们强烈共鸣的混乱、抓狂、崩溃和爱，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什么是另一个平等的生命、为什么人类中心主义只是一个巨婴物种愚蠢而好笑的幻想：
鸭子们本来称得上是完美的宠物，可是冬天来了，它们爱使坏的本性也显露出来了。我们为它们做了一个小屋——一个漂浮的尖顶小屋，四周环绕着门廊；我们还给它们准备了玉米粒，就像婚礼的彩纸屑一样地撒在它们周围，可即便如此，它们却依旧不满足。它们渐渐表现出对狗粮的热爱，还喜欢上了我后院的门廊，因为那里比较暖和。在一月的时候，有时我早上一打开门，就会看到狗食碗全空了，狗在外边瑟缩着，而那三只雪白的鸭子在长椅上一字排开，心满意足地摇着尾巴。
我住的地方开始变得越来越冷。真的冷。鸭子粪会冻成螺旋形的一坨，好像做了一半的陶罐坯，并紧紧地粘在我的门廊地板上。必须得用碎冰锥才能弄得掉。我会把它们喝退，把庭院的门关上，然后用玉米粒在地上撒成一条线，把它们引到池塘边，鸭子们就会排成一条聒噪的队伍跟上来。不过，第二天早上它们又会回到门廊那里。
我脑子里专管怜爱动物的那部分想必是叫凛冬和每天都要铲的鸭粪冻住了，我开始盼着它们去死了。然而不幸的是，我根本就狠不下心来送走它们，而且我这些农村的朋友们中，有谁会在冬末接受这么一份可疑的鸭子礼物呢？就算附赠梅子酱也送不出去。我偷偷地想过往它们身上喷狐狸引诱剂，或是把烤牛肉片绑在它们腿上，引来在峰顶上嗥叫的郊狼。但我是个好妈妈呀；我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喂它们，每天用铲子刮掉门廊地板上的那一层硬壳，然后等待春天的来临。在一个温暖惬意的日子，它们慢悠悠地回到了池塘里，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它们就不见了，只剩下了几堆白色的羽毛，就像是冬天的残雪。
我觉得所有的爱都有一个真实的底色，它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温暖又无奈的，是混乱而复杂的。它是宫崎骏一边碎碎念“好麻烦啊麻烦死了麻烦死了”一边笔下不停地改原画，也是你妈一边没好气地骂你一边又满足了你给她添麻烦的愿望。
它也是你在路边看见那只懵懵懂懂、显然活不下去的小猫小狗，明知道自己可能没那个心力去照顾、却因为看不过去、没有更靠谱的人出手相助，而一边骂自己一边捡回来的生命伴侣。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懂得，生命的语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