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黄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顾名思义“上帝”指的是宗教，或进一步衍生的“意识形态”，而“黄金”则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书的主要论点即为，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通过其独特的动态宗教意识形态和基于海洋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大法宝，形塑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主导了国际体系。
本书以探讨第一个问题开始。作者将英美两国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统称它们，两国具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命运，并用“盎格鲁撒克逊”一词描述一种继续影响英国和美国的心理和文化：一整套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理念和价值。商业、英语、民主政治制度和基督宗教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带给世界的福祉，也是世界允许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
米德首先回顾了英美与其敌对国家300年来的文明冲突。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对手依次出现，英国和美国将其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战争都看作善良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斗。“英美”国家通常有一种套路：它们往往将敌对国塑造成邪恶帝国，并认为这些邪恶帝国是全人类的敌人，它们践踏人权、违反国际法、反对自由的，其目标是征服和统治世界，对英国国家的“内部结构”即内政感兴趣，经常派出“第五纵队”进行颠覆活动。邪恶帝国信仰天主教或其他邪恶的哲学（比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它们通常是背信弃义，不受条约和道德约束的，而英美则信仰新教。面对“邪恶帝国”的种种挑战，英美作为自由世界的代表，为上帝而战，它们常和“敌人的敌人”联盟，而不管其盟友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也是邪恶的，同时与国内敌人展开战争，以维护国家利益。
米德使用了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绝佳的比喻。用“海象”和“木匠”分别代表英国和美国，它们将自己塑造为有典型新教和盎格鲁撒克逊意味的超验理想主义，将发展中国家比作“牡蛎”。海象和木匠认为民主必须在全球盛行，恶行无论如何必须被取缔，海滩上所有的沙粒都将被清扫一空。在建立起它们理想主义的信用后，它们在一些方面略微实际，邀请海滩上的牡蛎与它们一起散步。牡蛎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平静的沙滩上漫步，并开始对话讨论各种国际问题。但这个令人愉悦的社会集会又一个幕后日程：海象和木匠计划进食。最后沙滩没人打扫，牡蛎被吃光了。这则预言描述了英美先搬出理想主义的蓝图，它们表面上邀请了发展中国家进入议程，但它们又是现实主义的，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牺牲发展中国家，最后还虚伪地表示同情。这表明了英美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地很好，它们共同服务于利益的实现。
然而，“反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反英美势力中兴起，米德将其成为恐WASP者，并用罗马和迦太基的冲突来类比。米德认为恐WASP和它们沙滩清扫和控制世界的方案是各国左翼和右翼的共同基础。这种自发形成的系统性憎恶和恐惧以及对英美文明和权力的反对是一种元意识形态。恐WASP者相信英美文明从核心上就是邪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实践和政策证明了自身内部的邪恶，英美文明的本质属性：是冷酷冰冷的机器，对个人没有一点关怀。归纳起来，其他国家人们憎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主要是出于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只注重商业繁荣和资本主义利益，是贪婪的，没有人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精密计算，故意犯下种族屠杀种种暴行，致力于获得利益。残忍服务于系统且压倒一切的贪婪是英美社会的主导特征。
第二，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基于一个剥削成性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是不道德的。它们的残忍和贪婪构成了它们不讲道德原则、剥削成性的国际体系的基础。英美体系在英语世界创造了财富，因为它们在第三世界制造了贫困，并抑制了欧洲国家的竞争力。
第三，认为英美流行文化是面向大众的粗俗的，文化匮乏，被非洲文化侵蚀。
第四，恐WASP经常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将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力量的上升联系起来。认为美国被犹太人控制，美国政治本质上是财阀统治，它的民主体制只是门面。米德指出“西方主义”“反犹主义”和“恐WASP者”这三类憎恶现代性的人，相互交织，而美国因为其实力的压倒性优势，成为它们憎恨的首要对象。四百年来，两种话语渐渐成型：英语是母语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捍卫、促进自由，保护弱者，为穷人提供机会，将道德和民主原则引入国际社会，在国内外创造更平等公正的社会。而他们的敌人看到的确实盎撒人对社会和道德的残酷攻击。
然而英美强权的自由帝国和他们的敌人（例如天主教绝对主义、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斯大林的杀人偏执、勃列日涅夫的官僚主义）的最大的差别，就是英美人总会胜利。对恐WASP者来说，自17世纪以来，历史被引进了导致灾难性错误的方向，但每一次对抗都令英美体系比上一次对抗时更强有力。抵抗是必须的也是无效的，历史潮流长久以来偏向讲英语的人。
那么为何英美人总能获胜呢？
本书的第二部分审视了一系列军事、外交和经济战略，这些战略引领英美成为世界强国。
米德指出英美有意愿并且能否以一种特殊方式介入世界政治，那就是海权战略。
海权的现代版本由荷兰发明，荷兰在17世纪建立了全球贸易、投资和军事力量体系是海权的1.0版本。荷兰的贸易、金融机制和独创性的科学举世震惊，宗教宽容乃至自由的来临，伴随着一个由重大科学和技术进步所引领的特别富裕且握有强权时期的开始。
18世纪开始英国启动了2.0版本。它在荷兰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特色。其一是均势的概念。均势欧洲政治体系的基础建筑模块。对英国而言，欧洲均势的建立是一个主要的战略胜利。与英国竞争的大陆国家总在陆军和海军两边分散资源，英国拥有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海军的保护，可以确保其海上优势。
二战后美国启动了3.0版本。美国人将这种传统的欧洲进路全球化，典型的表现是在任何地缘政治学中成为更弱小国家的同盟，倡导这些国家反对最强的国家。例如，今天的美国致力于促进亚洲稳定均势的出现。英美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全球性的，是拥有和维持全球体系的构建。只要可以，英美就会寻求主宰全部地区和半球。但如果那时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据可行的成本不可能，在一些关键地区他们乐于接受均势。世界强国不需要主宰每一个地区来确保他的目标。在一些地区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体系，在其他地区有利的均势能够确保国家的关键利益。
海权不仅是海军。它不仅是对战略性贸易路线的控制，还以为着运用海洋的流动性建立一个全球体系，它建立在经济联系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意味着运用作为离岸强国的战略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免于与强大邻国的陆地实力竞争和作对，从而建立权力战略，使其他国家不能与之对抗。它还意味着运用对海洋的掌控建立殖民地，而殖民的财富和成功又巩固和强化了母国。它牵涉到发展一个相对容易建立的全球体系，这种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难以去除。
在每一个版本中，海权都建立了全球贸易和实力体系。这是一种新型社会和新型权力。一个开放、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金融、科技、市场和通信方面促发创新。这种创新在世界贸易中基于开放社会巨大的又是，这种方法获得的财富为抵御当时最强大帝国的军事权力提供了基础。世界历史是海权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不断打败陆权国家，并把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每一角落的历史。开放社会、世界贸易和世界权力这一基本形式是海权国家权力的基础，也是过去400年世界历史的主要驱动力。
即使书名为《上帝与黄金》，但“黄金”并非英美权力的关键所在，英美体系的支柱是自由贸易下的市场体系和基于信用的金融体系。英美人凭借海洋体系深刻引起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消费、交通、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变革。在很多领域世界正在用盎格鲁撒克逊规则玩着盎格鲁撒克逊游戏。
那么英语国家是如何成为全球国家的先锋？它们到达后是如何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的？
首先，米德认为，在近现代历史的黎明中，英语世界是某种具有全球效应的金发姑娘。英国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实践有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正确配合。
1、英国具有无与伦比的地缘优势。英国紧邻欧洲大陆，可以充分获得欧洲大陆发展的益处，同时又偏僻得足够避免反复入侵和破坏，通往欧洲和各殖民地的海路开放畅通，易于航行。从世界地图上看，美国其实也是个巨大的岛国，它仅有的两条陆地边界靠警察就可维持安全；而美国长期以来的孤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和英国相同的岛国心态，即专注于自身，远离欧洲大陆的纷争，除非这种纷争将对自己造成极其不利的后果。英美两国在近三四百年来的各次与列强争霸中的确大多以获胜告终（因此越战才格外惹眼），但在此值得补充的是：在英国内战和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两国内部的战乱也已告终结。既然对内对外都无须增加大笔军费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对它们而言重要的便在于运用海权力量来保证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而当它们大量对外输出工业品时，这种商业利益便上升为国家利益。其本土几乎不可能受到入侵，这样，“胜利令英美的实力增长；失败也不能危害英美的实力”。
2，英美有足够大的体量。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人口和工业。同时英国有一个“凯尔特边缘地带”，地方民族主义的叛乱并没有发生在英国的心脏地带。
3、恰到好处的宗教改革。与单一宗教设法获得近乎垄断地位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相比，英国宗教构成的多样化导致了较为宽松的法律和不太严格的执法，这形成了宗教宽容的氛围，避免了残酷的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毁灭性内战，有助于确保英国赢得竞争，完成资本主义革命。
4、政治上走中间道路。首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较均衡。中央政府既不过于软弱以至于难以采取大规模统一行动，也不太强硬，以至于僵化的中央官僚体系碾碎了地方权威和民间能动性。其次，对君权的限制和强大的公民社会。这导致了广泛的公民参与。英美这种相对弱小的政府，不得不依靠资源合作和公共舆论以建立权力与合法性。政府被迫关注人民的意见，人民通过公民社会的网络把自身组织起来。当民意收到关注它便是负责任的——并准备好在和平和战争中支持其领导
英语世界如何持续领先到今天？
因为英美社会更容易快速适应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意味着冲突和变化，资本主义越快地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紧随其后的冲突和变化就越多。变化和发展的重点在于，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资本主义制度下处处进行着达尔文式的丛林竞争，胜之则昌，败之则亡。
急剧的社会变迁对英美社会形成挑战，但不知何故，英国人和美国人成功地适应了这些变化，接受了其竞争的冷酷逻辑。英美社会比世界上其他社会更愿意更有能力处于一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世界，结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世界开花结果。
是英美定义了隐藏在地缘隐喻的“西方”背后的现实。在西方，市场是自由的，资本得以积累。人民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国家相对弱势，公民社会生机勃勃。宗教自由。此外，西方是机会的土地，也是风险的家园，传统社会结构失去了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也失去了保护他们的力量。显然，英美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容易适应这些走向进步并不断发展的变化。英语国家有能力在相对平静中进行“西向运动”，其他国家的道路则没有那么平顺。东向的运动，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传统君主集权，在英语国家外部，比内部强得多，在许多国家，它们强大到足以减缓、停止甚至逆转其西向运动。
为什么英美能如此快速彻底地接受资本主义？
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亨利柏格森认为有两种社会
1.封闭社会：所有人都明白自身的位置。习俗道德法律互相巩固，违反习俗就是违抗神的旨意。传统和习俗捍卫着它们自身。
2. 开放社会：即是一种能满足人类对变化渴求的社会。在开放社会中，传统一致性被打破了，传统在个人生活面前丧失了强制力。
我们作为标签使用的“西方”指的就是开放社会的世界，而从东方向西方进行的旅程则是从相对封闭到相对开放的过程。与封闭社会相比，开放社会更高级。资本主义不仅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是其原动力。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它令拥抱它的社会富裕而强大。试图倒行逆施的封闭社会力量被削弱，陷入困窘，最终被征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新的事务也随之发生：历史不再是对开放、回应和封闭这一循环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持续西进、不断废除防护墙的过程。开放社会是向动态社会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仍然在塑造我们当今的世界。
静态宗教来自本能的需要，是一种使得封闭社会的成员牢固地抓住戒律和传统的力量。在现代欧洲历史中，有组织的宗教常常引起思想和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抵制。在很多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静态宗教在日益被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努力加强一致性。原教旨主义可以说是静态宗教的愤怒反应，它试图重建受到威胁的现状。
如果静态宗教是人类意识呼唤我们去接受传统的社会价值和局限的话，动态宗教则是呼吁人们向更加开放的社会发展。
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宗教持续性，和它与一种怀疑论共存甚至共荣的能力有关系，而这种怀疑论对于静态宗教而言可谓是致命的，但这是英语世界中宗教导向日趋活跃的表现。
一方面，上帝存在并向人类喻示了道德准则和宗教教义；另一方面，人类对上帝启示的理解相对片面，并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发生变化。
当我们必须寻求对英语世界支配地位的解释时，动态宗教可能是比世俗化更好的答案。因为那些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把现代化进行得最为彻底的国家，人们认为它们依赖于经济和科技进步，如19世纪的英国和如今的美国，但它们比绝大多数国家在宗教信仰方面都虔诚得多。
一个开明的现代化并没有战胜英语世界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相反，在英语国家的宗教生活中，动态宗教渗进静态宗教，并成为它的补充物。
英语世界正在形成的宗教结构的显著特点，从而使其特别适合动态社会的发展。英语世界有一个多元和多极化的宗教环境，许多不同的教派和神学倾向能够并存。伏尔泰最早指出，只有一种宗教的地方必然是专制统治；若存在两种宗教，则有内战发生。如果允许三十种宗教存在，那它们都将和平共处。英国宗教的很多神学内容对于动态宗教而言可以说是异乎寻常地包容
“安立甘宗”（Anglican）这个词指代起源于英国国教且仍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共融的基督教会。如果首字母不大写，“安立甘（anglican）”表示人物、地点或事物，都接受宗教和社会问题应当在结合理性、启示和传统的基础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今美国社会仍是一个安立甘（anglican）式社会，仍然依赖安妮女王时代的安立甘式三位一体。理性、启示和传统正是在美国人生活的价值观和权威性问题上产生多元竞争的根源。任何一个都无力去排挤或震慑其余两个。
安立甘式社会的定义就是大家均可在安立甘式三角形中共存，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力量和影响，但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垄断或统治这个三角形。
因此安立甘式社会往往是动态的、有活力的。理性、启示和传统的信徒们，每一派都坚信他们最欣赏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关键所在，但社会恰恰是动态社会，因为没有哪一种价值观具备控制它的远见和洞察力。三角形的每一边，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创建一个绝对系统。在宗教体系中，将会出现神权政治。在传统体系中，将会出现保守的平民主义不断反抗社会和经济变化。一个单极的理性体系将会尽可能地消除一些来自公共领域的决定，一个受精英驱动的政策体系与公众情绪渐行渐远，甚至比以往更全力追求它所构想的普遍福祉。更糟糕的是，它把努力的劲头用在了做坏事上，就像做好事一样
为何英美人如此相信历史的终结？
米德认为，有两种宏大叙事，在塑造我们的时代、我们感知世界的方法，也塑造特定的我们。
1、亚伯拉罕叙事
认为历史具有形态和目的：开始中间和结尾。真理是普遍存在的：世界存有一个真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亚伯拉罕信仰皆认定必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秩序，并且政治体系和个人有责任来体现它。然而他们没有在什么是最高秩序以及该如何实施上取得一致。
2、资本主义的崛起➡️现代主义
进步主义：认为历史由规律塑造。历史进步主义者以亚伯拉罕为基础框架，认为历史进程是追随一系列规律的，而这些规律可以为人类心智所掌握。因此人类历史是可以预见的。进步主义政治意在运用新技能去创造人间天堂。进步主义的逻辑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和伦理学上的唯意志论。
“辉格叙事”：在“看不见的手”的影响下缓慢坚定且无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历史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配合历史走向是我们的责任和利益。辉格叙事是愉悦的 ，一个美好的世界逐渐从过去的混乱纷争中显现出来：英语世界的势力占主导地位。辉格叙事是亚伯拉罕叙事和资本主义故事的强有力且保罗万象的综合体。它将资本主义发展和上帝意志的显露联系在一起，是那些接纳了他的人甘心接受资本主义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和动荡，它甚至推动了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些理念和实践。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美国和英国的目标是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繁荣昌盛、自由稳定的国际社会。他们可能并没有建立一个乌托邦，但海洋强国的实力影响了国际关系的转变，只要当前的文明仍然存在，这种影响仍将发挥作用。
新兴全球社会和在英语世界发展起来的动态社会共享一些关键特性。如今世界被三种相互竞争的愿景所划分，任何一种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整个世界。
第一个群体是理性的提倡者，他们认为普遍的逻辑、原则和法律，对于国际体系来说是唯一合适也是可行的。这种理念在欧洲很有影响力，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也有一些支持者。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建立强有力的机构体系去执行全球性法治是国际社会显而易见也是很自然的目标。他们相信普遍人权、全球通用的立法原则以及西方文明的理念应当在全世界塑造国际机制和国内政策。
第二个群体则是由宗教倡导者组成，人们相信世界上伟大宗教之一，是任何公正的国际秩序必不可缺的基础。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基础是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是以霍梅尼传授的什叶派为基础。还有很多人是以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为基础，另一些人则认为五旬节派或是福音派新教才是整个世界繁荣和平的保证。以宗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拥护者在细节上存在着很多分歧，却共同信奉国际和国内社会都应当基于启示宗教的戒律。他们坚持认为宗教必须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们坚决抵制任何试图根据启蒙原则构建一个理性主义和世俗的国际体系的行为。
第三个群体是秉承传统的信奉者，他们是各种文化形式和认同政治的参与者们。他们大多是平民民族主义者，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才能够成为国际生活的基础，或者至少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免受没有灵魂的其他种类国际主义的影响。平民民族主义者通常抵制将权力移交给国际机构，因为他们并不信任外国人，并且认为这些外国机构对于本国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威胁。这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很多人都觉得国际组织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是变相的殖民主义，意图继续延续欧洲或西方势力。西方社会不应当把国际机制作为工具，而把西方理念强加给亚洲社会。
开放式的活力为英美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人性具有求变本能，产生于人类牢固嵌入内心深处的信仰，通过改变我们感受到超越和神圣。英美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逐步在英美人构建的框架中成型，物质和社会进步是它们的基本特性，最终反映出对意义的追求，而并非对舒适和财富的追求。和黑格尔历史观不同的是，这个追求并没有可预见的结果，因为追求本身就是人性永恒的特性。
倘若这都是真的，那么社会将永远无法达到最后阶段，政治永远不会停下变革的脚步，只要人类还存在，人们将不断改变自己并继续争论不休。
米德在最后说明，往往更为动态导向的行为体，以偏好更慢更安全路径的另一方为代价，获取了更多权力。牡蛎想要寻求安静与和平，而海象和木匠想要的是不断革命。英美文明的真正目标是确保革命一直进行下去。因此，“历史的终结”不会是一个确定的静止的状态，而是会在变化中继续调整，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