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工匠：代价与勇气——细读张秋子《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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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囚禁

该书的主副标题加起来，是一个漫长的句子：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文学阅读的生命化。“化”字是使一物彻底变化成另一物的过程，该过程必须是时间的漫长。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作者的生命体验如何化成读者的生命体验？文本的细节如何溜到读者的个体经验中？文本细读遇到的问题需要悬置多久才能够与遥远的作者达至共振？而经常，我们悬置的并不是对某物的思考，而是悬置了我们不想去思考的懒惰？这是作者张秋子需时刻探讨的问题。

阅读—研究—解读—传递，这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变得有趣与享受？是更加具体、与经验相关的文本解读还是符合学术期待解读？作者对后者有多厌烦与无奈，就对前者有多期待与希望。这从作者在该书的自我简介中就预示着这份倾向。

该书记录了张秋子从2018—2020年，从事大学文学教育的理解与困惑。我在重读和摘录时，经常追溯至她豆瓣写作该书每篇文章时的具体时间，就像我习惯阅读诗歌时，先凝视它的创作时间一样，凝视时间与文本的关系。三年凝聚成的这本小书，有可能被某人一下午翻阅完毕。文学价值的时空不对等性，是使作者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渊薮。这也是作者强调的慢阅读，即“小说创作与读者阅读之间存在一个残忍的时间差”，并举例说《包法利夫人》那段简短的农业展览会的对话，福楼拜写了3个月。

阅读，阅是了解，读是理解。推迟判断是了解，督促人成为人是理解。人在当下遭遇事件冲击时可能产生的一瞬间的麻木与茫然之感。因此，当下的判断极易被情绪笼罩，对判断的推迟，即是训练对情绪控制。

但是，当下是新媒体引发的焦躁时代，慢阅读与快节奏的时代激烈的碰撞，在新媒体屏幕阅读下，人们很难容忍一篇超过2000字的文章。决定权在柔滑的触摸屏之间被轻易的判决，而实体书是笨重的，即使它做得再小。静止的文本如何抵挡动态视像的冲击？滚动的弹幕与指数增殖的倍速功能又催生出的是加速的判断，后者更是掀起了新视像观看体验，它对到电影院的观看也正潜移默化的冲击着。

看书—视像—弹幕与倍速的视像，乱花渐欲、目不暇接的时代，静止的你和静止的文本该何去何从？阅读有时候就是一种囚禁，它使我们全神贯注、动弹不得。而当下你要面对的是，你能否面对这种囚禁？如果都不读，何谈细读？如果倍速量产的弹幕式的评价加速情绪失控的弥漫，如何使阅读慢下来？这势必要催促作者对慢阅读的效用给出强力的阐释。

二、属我

我读书总是很慢，且周身杂事繁多，初读该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厕上。因为身处现代化工作的围猎现场，只要一坐在电脑前，就会不断地生产出诸多杂乱无章的事务性工作需要处理，延缓了创造性思想的生发，导致我无法凝神细读。

当作者在文本中强调的生命化阅读，即如何让文本产生“属我”性时，说“死亡与拉屎都是属我的”，当时恰巧我在厕上读到此句，醍醐灌顶。促成我写作小说《盲》的灵感。作者还举例将费希特让学生面墙站立，思考自我的这种方式，称作激发属我性的时刻。作者“一直坚持认为，普通读者的阅读目的，无非是令作品最大程度的生命化，作品经验与读者经验重合的部分越多，那么这部作品的属我部分就越多。”当代文本批评理论相信，强化读者属我能力，实际上也是在丰富一部经典的内部世界。理解，永远发生在共谋之中。

“属我”与“属社会”相对，后者是“替你思考与决断”。这里的区别，作者在细读哈姆雷特的踌躇时给出了答案。哈姆雷特的踌躇是其拒绝属社会，拒绝遵守已有的秩序，来节约自我决定的成本。“属我”即是“自主的思，阻断了自动的行”；“属社会”即“我思的匮乏，导致自动行为”。哈姆雷特拒绝变成马尔库塞式的单向度的人，纵使哈姆雷特已经实证到他的舅舅杀死他的父亲。他的踌躇体现在拒绝自动行动，拒绝与社会伦理呆在一起。在最该“属社会”的去行动之际，他选择“和自己呆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作者提出的文学的第二个效用“推迟判断”的文学化例子。

当哈姆雷特将自己行动的判断无限推迟时，他陷入了无限认知的诱惑中，它确实是现实中的陷阱，但也是文本中作者提出的文学的第一个效用“督促人成为人”的形象化的例子。哈姆雷特其实是想更深地认识人性，他质问的是在伦理颠倒的时代，正常与反常的边界在哪里？就像《三体》中叶文洁被勒令签字时，拒绝签字被颠倒成了刺眼的反常。叶文洁当时当地的“不太现实”与后来文本中的“超现实”形成文本间巨大的叙事张力和伦理反讽。时代勒令叶文洁加速判断，而她推迟了判断，选择后者需要巨大的勇气与代价。

想要破除“无限认知”的诱惑，其实也很简单，即我接受此刻选择所发生的一切结果。虽然我明知还有更深的认知，但我现在就要以本阶段的认知去行动，这就是本阶段的勇气。至于行动带来的下阶段超出认知的结果，那是因为我是人，不是神。所以，“我接受”就是我为下阶段准备的勇气。而当我说出“我接受”时，我就是下阶段我自己的神。

三、效用

这2个效用也是文学阅读能给读者带来的福利。效用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小说经济学，文本的价值取决于读者对文本阅读的欲望强度，取决于读者的主观心理预期。鉴于张秋子是维多利亚文学的研究者，效用在维多利亚时期与个体愉悦感相连接。因而小说经济学大概是想提醒读者阅读与愉悦之间的距离。

这可能与作者的阅读经历有关，即“在求学阶段，很长时间里我几乎不看小说。吸引我的是各种社科和文学理论，它们能给人带来强烈的智力愉悦。学生时代，书架上的书分成两种：买来的理论书与借来的小说——小说好像因为太轻了，不值得花钱。”一种小说经济学，也是效用的最佳诠释。作者早年买书的边际效用认为理论作品要大于小说作品，因为诸多小说都是一过性的，毫无重读的意义。

但后来，文学理论带给作者的困扰大于获益。比如当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变得非常专业化，术语迭出，概念狂欢之时，人们对19世纪的印象式批评，就变得难以忍受。理论遮蔽了对文本的想象力。对理论如数家珍，反而对召回文学的感受力受阻。理论概念是可供模仿的范式，它是文本分析的兵刃与抓手。比如“叙事学”就是很便捷的抓手：作者如何叙事+简单的知人论世=一个速成的思路。但作者说“用叙事学解读文本的论文，它们看上去如此精细无误而又如此乏味。”

比如哈罗德·布鲁姆，他命名的憎恨学派，就是他憎恨用各种理论解读文本的人。因为理论是缺乏个性的，它不能训练学生的“属我”性，是乏味的。同样乏味的还有作者举例的批评理论四件套：女性、后殖民、生态/伦理、权力，这是应试论文（毕业论文）的趁手兵刃。这确实很好用，我的硕士论文的理论支撑就是女性+权力。即文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社会学向外，文学向内。单纯的文学批评很难填写应试文学论文开题时那一栏的莫名其妙的现实意义。比如有学者曾对文学论文投稿阵地被压缩成诸如《社会科学》的文学版块这类现象发出质疑，为文学附属成社会学而无奈。

类似社会学这样舶来品是外国的理论，文学理论原来模仿的就是社会科学的技法。而拿着外国的兵刃切割中国的文本，就是曾经台湾阐发法的核心招式。这种招式更是使中国的文学成为外国理论的附属。且理论套路的程式化就像是对叙事学的花式变形一样，想要把阅读当成艺术，而非任务。这是逆流而上的艰难。使得作者也颇感无力。

阐发法被诟病的是没有双向的互动，同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应试互动的，即“我与你，周旋久”，可以看出时间对理解的打磨。批评者的实力应于作家旗鼓相当。而作家与文本应具有经典性（作者列举的文本比如类似《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局外人》《城堡》等），索然无味的一过性的作品不值得去周旋。这应是作者早期对购买小说文本嗤之以鼻的某个理由。理论著值得的重读，这似乎在趋向选择像伏尔泰式的小说文本。那毫无观念产出的文本是否值得选择？

作者举例用对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来试图给出答案：纪德向传统写作的边界突围，发出纪德三问，即1 小说是写事件还是事件之外？2 小说是写现实还是虚构？3 小说是写道还是艺？

四、先理论还是文本？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提出“一篇论文要不厌其烦地探询，不断进行无果的阐述。……我的要求恰恰相反。论述小说是一种想要证明什么的作品，是最惹人厌的那种。它经常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思想激发而成。你会论证那种确信自己占有的真理，而那些只是人们提出的观点，是与思想相对的。”显然，加缪反对的是拿着理论寻找文本的方法，“无果的阐述”，即是文本细读后的归纳，这种归纳是令人难熬的。这从加缪手记对他硕士论文艰难写作的吐槽可以看出。

作者在该书列出的批评者文本细读四维度其实也是令人难熬的归纳步骤：

一：像侦探一样寻觅该作者该文本以及其他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

二：与作者的日记、传记、书信等互参；

三：阅读与该作家互文的其他作家，即影响作家的作家；

四：批评者的经验性阅读（更广泛的文本互文，需要贪婪的阅读），即批评者的前视野是批评者想象力的基础。第四点是最具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一点。

作者的文本是森林，批评者的任务是将密林变化成空地。对其中的字句开山伐木，遇水搭桥。整个过程就是先理解，再传达，一种赫尔墨斯式的任务。这任务要保持对那些“离题万里的情节，旁逸斜出的细节”最大的兴趣，拒绝用主旨与中心思想标签化文本。恰是这些原理中心的情节，或许隐匿着作者最真实的情愫。

这里存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先文本还是先理论？究竟从哪到哪？所谓科学性是站在了前者上，而后者恰恰是科学性阴影里的潜规则。作者举例说：“xx理论视域下的xx作品”，这是一种从批评理论返过去寻找文本的过程，而不是从文本进入批评的过程，因为“查找相关资料很有趣”比“找到合适的文本嵌入理论”更幸福。这贴合进了作者的小说效用学里。

但是，我曾看到美国的希里斯米勒与印度的兰詹高希在《文学思考的洲际对话》中关于文学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十多年的书信讨论，其中的一个巨大的分歧就是，坚持文本细读的米勒与理论先行的高希之间的辩驳。米勒认为必须从大量的文本中综合出某种理论，而高希认为从理论入手寻觅文本也无可厚非。无论哪种路径，都是想将小说文本凝练成理论。

该书的作者并不想将文本嵌入某种理论，作者是反感文本迁就理论这样的模式的。因此，作者是同意希利斯米勒的方法论的，反对兰詹高希的。作者希望的理想状态论文应是“只说你怀抱好奇心去探索的对象，只说你相信并了解的内容。这种论文写作，不再是高端术语自嗨、小圈子里的黑话复习、外人根本不感兴趣的隐微写作……如果一个外行人听了都感兴趣、觉得有启发，这可能是对论文写作不错的褒奖。”

但完全抛却理论似乎难以概括文本，作者也不得不将理论的名词冠名在每篇标题中，诸如效用、文本、延宕等。这些应该是文学最基本的理论名词了，作者的理想是想向大多数人打开文本，但势必要解决对普通读者共情这些最基本文学理论的门槛，这也是理论与文本的悖论之处。

五、工匠的视力

同样悖论的还有作者引用布迪厄的“伪专业人士”，来提醒中文系学生，作为所谓的专业读者，是有保鲜期的。这里的保鲜期指的是专业与职业之间的距离，兴趣-专业-职业，这条事业发展路径并不属于每个人。网络上很多人用自己的兴趣攻讦别人的职业，还颇认为自己很专业，这些人也可称为“伪专业人士”。伪在应试论文需要趁手的兵刃，这些兵刃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也是一过性的。而一过性的兵刃，并不能解决文学的终极问题：人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么回事？

这种对反身意识和感受力的训练是一个宏大工程，它毫无捷径。它需要修炼者与文本频繁过招、苦读与沉思、年龄的增长、生活事件的丰富，渐渐达至反身认知的深化。这也是作者结集此书的核心理念“阅读文本生命化”的来源。加入个体生命体验是让文本“属我”的唯一法门。而这非朝夕之功。它需要类似阿甘本的悬置，需要类似哈姆雷特的延宕，达至海德格尔式的上手状态。这种体认即是文学工匠，一种“工匠的视力……将文本拉回到字句本身”，即作者所谓的“贴身阅读”的涵义。

贴身，即文本中的“小说摸骨法”，细读与推测作者创作停滞处，这种叙事的波动，就是作者开启行文自动性的时刻，即自动写作产生的叙事灵感性的衔接。它像摸骨一般，咂摸着文本的脉络筋骨，发现那些偶然的突起、凹陷、疤痕与瘤子，这种发现总是充满趣味的。这种发现区别于传统的文本分析，即人物、情节、叙事、观念（重复、动机、巧合、隐喻、观念等）这些类理论的倾向。

但是，对文本的阅读与理解，二者无法同时进行。所以“贴身阅读”势必辅之以时间的推移来增进对阅读的理解。这也是知识与能力之间的距离。作者用对“苔丝的脸亲吻起来像口蘑”这句话的理解，是多年之后自己爱吃口蘑，经常清洗口蘑时，用亲身的触感回应了多年前阅读小说文本中那句话的细节。理解需要时间辅助，这就是作者倡导的推迟判断的某个理由。

你阅读的字句能否与自己生命的缝隙严丝合缝地融合？这是对“溜到”的解释。作者用纳博科夫《说吧记忆》里首句话来阐释这份“溜到”的效用：使得班级里的学生静寂无语：过去—当下—未来，前与后的时间本来等长，但当下我们却恐惧后来的时间，忽视了从前的时间。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这就是纳博科夫对时间恐惧者的形象的塑造。而对这形象的体会，就是对阅读的延宕与理解。时间的延宕与忽然的理解，即是阅读掀起了你对生命的抖动。

作者厌烦“人们为文学文本强行赋予的理论概念”，认为这“只能在最粗糙、最下限的层面上捕捉到文学的某些共性”，因为“概念总是狭隘的，而文本是丰富的”。概念标签化了文本，使得文本迅速被归类。归类导致细节被抹杀，比如用母题来分类文本，使得文本的“属我”性消失。作者希望“将理论还原到具体的字句中，迫使我们与每个字发生关系、展开肉搏”，这就是对小说文本细读的功夫，它比民间传说（故事）有逸出终点之外的“赘生物”。凝视小说文本的赘生物，是小说的文本细读势必会注视的地方。

这就是小说文本的孔洞性，批评者对细节的癖好。作者借用卡尔维诺的话，说小说比故事更关注“最脆弱、最容易消失、最细微的痕迹”，这些痕迹中“也总有强烈的道德价值”。

比如当卡尔维诺为薄伽丘《十日谈》里那个在墓地做出灵巧动作的哲学家而着迷，我对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子爵》里的坏子爵把每只羊拴成直角而着迷。他着迷的是哲学的那个行为，我着迷的是这个“直角”。

为此我用在了我的小说创作里：“柜子被挪动成一个锐角，赵明看着它，想着再往左一点就成一个直角了。就在这似乎45度的区间里，爆发了争吵。为什么要把柜子挪过来，赵明问她。为什么不挪过去，她反问。为什么要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赵明也反问……然后打开了全家所有的灯，走到那个柜子面前，废了好大的劲，把柜子挪到她想要的位置上——那恰恰是一个直角。”

六、小说的逻辑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汉德克的文本，那漫天的细节叙述，那主人公说出的字词、话语以及对心理意识的漫长分析，弥漫着整个文本。使得一个事件被敲碎，叙事的每一句话都能扩展成一个小故事。这和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石黑一雄的“我对词后隐藏的含义很感兴趣”有相似性。这也能看出当代文本在纪德三问后的叙事趋势。从强调一切都是真的，是镜子；到强调一切都是虚构，是幻想。放弃构建意义，拒绝被清晰地构建、理解与呈现。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现实生活的逻辑”与“小说的逻辑”的区别。从反复告知读者“我写的不是小说”到强调“我写的就是小说”的转变，从“写你不知道的”到“写你知道的”转变，与读者的生活越切近，小说的虚构感也越深。这是后现代作家创作的反叛与危机。跃出规则，作者与读者均无法预测彼此，整体氛围朝着不确定的方向疾驰。但人对“确定性”又是天生迷信的，这也造成当代写作与阅读割裂感。

比如悬疑是目前创作的热潮。简单的倒叙强调了文本对推因，亦即动机的注视（比如东野圭吾从《放学后》到《恶意》的转变）。“将结果的清晰与正义还原为事件发生那一刻的混沌”，这是文学的任务，即“当人文学科致力于构建外在世界的规则、结构、规律与态势时，文学径自抵达了对内心意识混沌与复杂的终极触摸”，这种向内心地不断触摸，“制造了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最大的分野。”

但无限逼近人何以为人的勇气，有太多时候，这种勇气是令人绝望的。因为“在问题发生之前的所有道德预设，都是经不起检验的，而在问题发生的时刻，人们的自白同样不可相信，因为它们往往经过一层内心超我的审查了。直到现在，没有文学的帮助，我们仍然无法勇敢地说出最真切的内心独白，因为，一旦把‘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状态外化，我们就是在将一头巨鲸赶入一个狭窄的港口，这些港口由责任、义务、必然、法律、道德命名。所以，我们学会了自欺，自欺从未诞生过阴暗的思想、自欺所有的情感都敢于放置在阳光下烤炙。萨特之所以说‘自欺是自由的阴影’，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有自由选择说出自己和呈现自己，我们往往乐于放弃承认自由选择之我，而趋向于呈现自欺之我。”

一流的小说往往在质询这份自欺。文学的道德是在最大程度上争夺社会道德的阵地，它发轫在个体生命上。在鸡蛋与墙之间，选择为鸡蛋辩护。没有所谓的客观评价，因此文学越读越沉默的，是越辩越辩不明的，是越走岔路越多的。而诸如那种归纳人物性格的事，是一件愚蠢又不负责的事情，它意味着用单一而精确的词汇，去网络复杂混沌的人格。“文学靠的不是归纳与阐发，而是对生命光谱中那灵光一动的捕捉，对不可见者的照亮。”在照亮他者的同时，也将光线转移给了自我，它“也是构建自我法则的一种路径”。

七、以意逆志

任何宏观、抽象、跨学科的理念阐发，都必须以“精准的文本还原”为导向，而这恰恰需要文本细读的修炼，在细读中的创造性梳理，会生发出创造性解释。阐释并非要像施莱尔马赫一样，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而应像伽达默尔的路径：有所依附的创造。施莱尔马赫的阐释理论有点像孟子“以意逆志”，重视作者的愿意，以作者为中心；而伽达默尔转向了读者，他认为后世众多的阐释与理解早已经覆盖并超越了作者的愿意。

这里的以意逆志，是在寻找阐释与误读的平衡点。即以谁的意逆谁的志？大多数的看法是以读者的意逆作者的志。而“逆”，古语可译为迎合。但如果要增补个人的创新点，逆的字意要与顺相反，这意思贴近了布鲁姆式误读，即读者要有意偏离原意，创造新意。这就要求读者除等量齐观之外，要有超越与创造的能力。

世界还原到根基便是语言，语言的特性是为创造和批评同时拥有。文学批评是根基于语言的文学创造活动。文本细读是为了创造。绘画、电影、音乐都无法批评自身，而文学却可以批评自身。这也是文学独特的气质。

“作者的愿意”本身就是伪命题，读者通过文本希望与作者对话，读者自信确定可以理解文本，进而理解作者愿意，发现作者愿意之外的意义，使作者欣慰或讶异。这要求读者要与作者拥有等量齐观的见识，而见识是靠个体生命体验的缓慢累积的。在文学价值这种存在巨大时空差异的文本场域内，这种要求的连接经常被打断，读者与文本经常十分隔膜，理解的共振经常是十分遥远的叮咛。因此，试图对话经常是自说自话，不免误读。但这并非坏事，读者只需需度衡量力，自圆其说即可。

自圆其说的意思是：阐释文本所表现出的作者无意识的原意，恰恰与读者阐释的新意义具有一致性。[文学对内心意识的描述大概分三层：1描写你愿意承认的意识（通俗小说）；2描写你不愿意承认但自知的意识；（羞于说出，意识与外在道德背道而驰）3描写你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意识（无意识）]

但新意义提炼的过程是艰辛而漫长的慢阅读过程，像工匠制作精细的艺术品一样，雕刻自己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慢才会变得有趣。有趣是向往的，但当下的时代催促物是人非。文学的价值总与时代产生悖论，因此从事文学和研究文学属实是很奢侈的一件事。作者这样解释自己的职业，即“有人搬砖，有人搬弄观念，都是维系生存的根本所在。”

——文本细读与写作时长：2022.9月9日——2023.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