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宗临，一位配享太史公香火的史学家
阎宗临，一位配享太史公香火的史学家
一部写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乱世中的《中西交通史》，阎宗临先生的书一上眼，便爱不释手。又查网上书店，先生的另一本《欧洲文化史论》已断货，想必无数“阎迷”，与我一样为之热盼。
阎宗临生于1904年山西省五台县中座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两年后迁居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厂，先为勤杂工，后升为实验室助理，节衣缩食有些积蓄后，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1933年获得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并被聘在该校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同时深造；1936年取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一个农村孩子终于成为了外国博士，其间艰苦卓绝，可想而知。
采用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即从历史、地缘、人种、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此为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流派。《中西交通史》恰到好处运用了这一方法。没有让历史沦丧为政治的婢女，为《中西交通史》在网上断货的主要原因。
《中西交通史》多写中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如此著述，除了著作者多研究注意此点之外，也是交通史上只有三种人能够不辞劳苦，旅行万里：国家外交使者、商人和宗教徒。国家使命、商业利益和宗教信仰，是驱动这三种人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古时代，交通条件落后，信息难通的情景下，作为国家使者之人，寥若晨星，他们是进入了史册的；而数量众多的商人，由于受本身文化所限且对文化无多贡献力量，故难以进入史册；唯有在宗教信仰支撑下的宗教信徒，才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中坚力量，文化使者与记述者；《中西交通史》当然重点列述他们。
“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出入古代中西方交通孔道者，都是文化的“饮者”，而宗教徒们则是留名最多的。有此用力着笔，恰恰是阎宗临先生的学术忠于史实所在。
“18世纪西方学者看中国，有两种特征。一方面，中国政治已脱离专制，却充满迷信；另一方面，中国是宽容的象征，着重理性，构成知识界的乐园。这对西方人士是多么有诱惑力啊！”
作为历史学家，越是比对研究中西文化，越往深层认识东方文化精神所在。在《中西交通史》中收录的不少学术成果，充满阎宗临先生对东方文化精神集中体现的中华文化的自信与热爱。这既是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也可视作上世纪处在战乱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抗战”的文化表现。
“在法国18世纪思想家中，孟德斯鸠是最好奇与最努力的。他的著述，特别是他的《法意》，时时举中国为例，中国给他一种强有力的诱惑。”
“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种：共和、君主、专制。他将中国列在专制内。君主的精髓是尊荣，专制是恐惧，而共和是‘爱国’。”
在《中西交通史》里收录的阎宗临先生《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除了列举孟德斯鸠之外，还有伏尔泰。伏尔泰也是崇尚中国文化的，他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
“伏尔泰之爱中国别有一种理由，即他爱中国的政府组织，在他许多著述中，论中国政治机构是他最独到的地方。他完全与孟德斯鸠相反，他看中国没有绝对的专制，虽是君主，却是建立在‘父权’上的专制。‘这个伟大帝国的法律与和平，树立在最神圣与最自然的权利上，其人臣侍君如子弟侍父兄。’”
一切历史为当代史。阎宗临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如此著述《中西方交通史》，大约与当时启蒙与救亡运动相关，应当视为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对自己家国的深深期许。
还有，其中收录的《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写得犹如一篇古代传记文学，很有诗性地让我们记下了一串名字：罗马梵蒂岗教皇英诺四世的蒙古使者柏郎嘉宾、法国路易九世的蒙古使者方济各会修士吕柏克、威尼斯商人后来成为忽必烈的知遇的著名的马可•波罗、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者和德理、教皇本笃十二世的代表马黎诺里……
《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结语为：“沉默与尸骸永远葬在坟墓内！当我们想到这些辽远的往迹，对这些富有诗味的英勇开创者，自当予以崇高的敬意。”
至于《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的勾沉，便是只有阎宗临先生所集的 “才、学、识” 史家三长为一身，才能办到的。
《中西交通史》还收录了本来可以独立成书的、阎宗临的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极为正面地肯定“18世纪初，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都是些科学家和道德家。继利玛窦之后，他们以高度的机智和坚韧的毅力来耕耘这块神圣的土地。”
这又让我们记下一串被岁月风干了却鲜活在历史深处的名字：大清钦天监监正南怀仁神甫、用拉丁文写《中国史》的卫匡国神甫、写《中国天文学简史》的宋君荣神甫、撰写《中华帝国志》的杜赫德神甫……
读历史学术著作，犹如看文化随笔一样，叫人津津有味，其人其述必得太史公真传。太史公所享香火，已故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可以配享。
2008-10-9于成都文家场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38•00元。
一部写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乱世中的《中西交通史》，阎宗临先生的书一上眼，便爱不释手。又查网上书店，先生的另一本《欧洲文化史论》已断货，想必无数“阎迷”，与我一样为之热盼。
阎宗临生于1904年山西省五台县中座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两年后迁居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厂，先为勤杂工，后升为实验室助理，节衣缩食有些积蓄后，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1933年获得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并被聘在该校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同时深造；1936年取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一个农村孩子终于成为了外国博士，其间艰苦卓绝，可想而知。
采用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即从历史、地缘、人种、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此为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流派。《中西交通史》恰到好处运用了这一方法。没有让历史沦丧为政治的婢女，为《中西交通史》在网上断货的主要原因。
《中西交通史》多写中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如此著述，除了著作者多研究注意此点之外，也是交通史上只有三种人能够不辞劳苦，旅行万里：国家外交使者、商人和宗教徒。国家使命、商业利益和宗教信仰，是驱动这三种人的主要因素。而在中古时代，交通条件落后，信息难通的情景下，作为国家使者之人，寥若晨星，他们是进入了史册的；而数量众多的商人，由于受本身文化所限且对文化无多贡献力量，故难以进入史册；唯有在宗教信仰支撑下的宗教信徒，才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中坚力量，文化使者与记述者；《中西交通史》当然重点列述他们。
“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出入古代中西方交通孔道者，都是文化的“饮者”，而宗教徒们则是留名最多的。有此用力着笔，恰恰是阎宗临先生的学术忠于史实所在。
“18世纪西方学者看中国，有两种特征。一方面，中国政治已脱离专制，却充满迷信；另一方面，中国是宽容的象征，着重理性，构成知识界的乐园。这对西方人士是多么有诱惑力啊！”
作为历史学家，越是比对研究中西文化，越往深层认识东方文化精神所在。在《中西交通史》中收录的不少学术成果，充满阎宗临先生对东方文化精神集中体现的中华文化的自信与热爱。这既是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也可视作上世纪处在战乱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抗战”的文化表现。
“在法国18世纪思想家中，孟德斯鸠是最好奇与最努力的。他的著述，特别是他的《法意》，时时举中国为例，中国给他一种强有力的诱惑。”
“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种：共和、君主、专制。他将中国列在专制内。君主的精髓是尊荣，专制是恐惧，而共和是‘爱国’。”
在《中西交通史》里收录的阎宗临先生《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除了列举孟德斯鸠之外，还有伏尔泰。伏尔泰也是崇尚中国文化的，他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
“伏尔泰之爱中国别有一种理由，即他爱中国的政府组织，在他许多著述中，论中国政治机构是他最独到的地方。他完全与孟德斯鸠相反，他看中国没有绝对的专制，虽是君主，却是建立在‘父权’上的专制。‘这个伟大帝国的法律与和平，树立在最神圣与最自然的权利上，其人臣侍君如子弟侍父兄。’”
一切历史为当代史。阎宗临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如此著述《中西方交通史》，大约与当时启蒙与救亡运动相关，应当视为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对自己家国的深深期许。
还有，其中收录的《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写得犹如一篇古代传记文学，很有诗性地让我们记下了一串名字：罗马梵蒂岗教皇英诺四世的蒙古使者柏郎嘉宾、法国路易九世的蒙古使者方济各会修士吕柏克、威尼斯商人后来成为忽必烈的知遇的著名的马可•波罗、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者和德理、教皇本笃十二世的代表马黎诺里……
《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结语为：“沉默与尸骸永远葬在坟墓内！当我们想到这些辽远的往迹，对这些富有诗味的英勇开创者，自当予以崇高的敬意。”
至于《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的勾沉，便是只有阎宗临先生所集的 “才、学、识” 史家三长为一身，才能办到的。
《中西交通史》还收录了本来可以独立成书的、阎宗临的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极为正面地肯定“18世纪初，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都是些科学家和道德家。继利玛窦之后，他们以高度的机智和坚韧的毅力来耕耘这块神圣的土地。”
这又让我们记下一串被岁月风干了却鲜活在历史深处的名字：大清钦天监监正南怀仁神甫、用拉丁文写《中国史》的卫匡国神甫、写《中国天文学简史》的宋君荣神甫、撰写《中华帝国志》的杜赫德神甫……
读历史学术著作，犹如看文化随笔一样，叫人津津有味，其人其述必得太史公真传。太史公所享香火，已故历史学家阎宗临先生可以配享。
2008-10-9于成都文家场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38•00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