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说文学性了，说说剧情

房思琪等面对性侵束手无策，甚至没有想明白自己被侵害的究竟是什么。也许她们的眼界和台湾社会的风气只能给出「贞操」的答案，而这距离一个男女平等的「性自主权」概念相去甚远——其中的障碍如果不是儒家伦理的忠孝节义，也至少不是13岁的生活阅历能想明白的吧。全部情节中真正算得上用上暴力的「強姦」的只有气急败坏的李国华对房思琪的最后一次。其他时候被侵害的都是所谓「贞操」。而房思琪觉得唯一可以救自己的就是真空中的「文学」，以及文学的化身许伊纹，此二者就洋洋洒洒占据全书的大部分篇幅，挤占了本可以仔细刻画角色和剧情的空间。

更加遗憾的是，小说叙事者对房思琪「文学治疗」的做法是同情的而非批判的，证据就是郭晓奇命运的对比。其实似乎郭晓奇及其父母才看得清楚一点——揭发李国华。但叙述者并不同情郭晓奇——也许因为她没有选择与文学为伍？

结局便是到「失乐园」最后几页，叙事者、房思琪，还有那些张爱玲式的不着边际的比喻一起毁灭了，之后的文风突变，立刻变得务实。不过刘怡婷与李国华的对质情节倒是一个反转，眼前一亮，发人深省，但作者只写了不到一页，不再往下深挖了。

小说最后，救赎许伊纹她们的竟然还是「文学」，叙事者在这方面看来仍然没有想要摆脱这个僵局的反抗精神，至少也是缺乏想象力的。说不定与其为贞操而死，她们更宁愿为「文学」殉情，为此，房思琪用上种种精神胜利法，许伊纹也打不还手，要精心呵护保全这「耽美」的氛围。（谷崎润一郎《刺青》）

至于有人说里面的性描写仍然是「男性凝视」——这一方面是必然，因为作者从张爱玲胡兰成处是学不到女权的性描写的；另一方面也不太符合文本事实，因为全文的「男性」视角也仅存在于李国华和同事的引语中，且女性视角的性描写是有的，应该就是那些铺天盖地不着边际的比喻和象征吧。所以这并不是林奕含的局限性所在（写作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表层的，根本还没到「男性凝视」的高度），也更不能被用来渲染林奕含的体制受害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