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治愈性作品的基本模型

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里给日本现代文学下了判词：首先，《1973年的弹子球》展示了一种以反讽面对世界的主体，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无意义的，但自己必须要靠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些在常人看来无意义的事情才能超越常人所做之事的无意义。与此同时，日本进入新自由主义社会，它本身就是对人人可以做无意义之事的允诺，所以此时反讽主体的反讽性就被消解了。村上因此写出了《挪威的森林》。要我说，日本现代文学则在不断重复村上的形式时因为内容的变化而获得了另一种东西：治愈。 它的基本形式是：从前有一个个体，他活的挺好的，但是他有有些悲伤的过去。然后他在现实中遭遇了一些难以言表的事情，于是脱离了悲伤。当然这些悲伤的过去和难以言表的东西可以激化，程度之不同带来了各路作家的差异。而吉田修一的《公园生活》这一篇就像是这个治愈的模板本身。它清晰地展示了这类作品的创作逻辑和效果原理。不过这个作品几乎没有剧情，就是我在地铁里与一位女士偶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又在公园相见，于是聊了聊天，想起很多事情。重点在于，这里没有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无论反思与否：男主住在瑞穗姐的家里，她正和丈夫分居。实际上，瑞穗并非不爱他丈夫丈夫也并非不爱她。但二者都太为对方考虑以至于丈夫觉得自己过度亲昵瑞穗可能打扰瑞穗的个人生活，如此等等。这些事情说的都没问题，就这样过着也没什么不好的。但二人总觉得不对劲，最后分居了。男主对此锐评说，二人之间找不到任何可以争吵的问题或许才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难以言表的事情，它看起来确确实实是无法总结的。一切如常，没有什么被打破也没有长时段的难受出现。可正因为这种日趋平庸而稳定的生活是可以维持的，琐事的难受才会逐渐堆积而没有被消除，大家忍一忍事情就过去了，没必要把事情做太绝。而这些琐事也没有太多相同之处，就算最后量变引起质变，也无法追根溯源。 这就导致解决之道也绝非理性可及的。最后男主和偶然相遇的“星巴克女”去逛照片展，后者突然就下定决心去做某事了。这种突然可以被抽象地解释为某个外部强力突然摧毁了所有累积和顾虑，人们于是获得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非如此不可”的命题作为新堆积的起点。本书收录的另一部中篇《FLOWER》就比较细致地说明了事件带来爆发的方式，一种或许过于典型的方式:公司领导把自己做错事的责任推给一个下属，后者忍气吞声但最后忍不住了。这最终并没有让该下属失掉工作，看起来他和上司的关系或许更好了。或许有人会说:那我们只要找到这种堆积的源头并解决不就好了吗？这或许正是《公》更加现代的原因:并非我们只是还不知道问题是什么，而是我们觉得什么问题都不大所以不需要解决本身是个问题，公司压迫显然不是小问题了，它很容易清晰化，但这种欺压被描述成如下典型场景:老板站在浴室里当着大家的面训斥下属，还试图打他。这是18世纪的管理模式了，在今天就算依然常见也很难说面对了最新的问题。 不过，既然事件作为堆积之解决和琐事作为爆发之来源都是模糊的，又能写什么东西呢？公园本身成为对象似乎事所必然，因为它占据了一个中间的位置:事件的储存地。对《F》的解读或许给人一种印象，即事件可以被还原成琐事之堆积带来的质变，因此不需要一个外在于琐事的事件。但这种说法不仅解释力度有限而且没法解释当代的难受状况。更好的说法是在某个时段或位置，事件不需要存在堆积就可以自行解决，《F》的男主是一个自动售货机的填货员，这一身份确实不太像优柔寡断的当代人。不过《F》也描述了他一方面在工作中爆发，另一方面又在生活里于妻子和老家人的软磨硬泡中逐渐开始变得“懒得自找麻烦”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F》大概可以被当作《公》的前传。《公》的主角是更彻底的原子化个人，工作上不劳累， 不在乎上下级关系，不在乎工资、住处，没有爱人，不太需要照顾父母等等。但他还是有些难受，不愿意回家和母亲待太长时间，不愿意把心声告诉小时候爱慕的对象…… 这时候，公园就成了唯一能写的，或者唯一可是解决问题的所在。单次的单纯相遇并不能开启奇遇，否则该作或许该改作《地铁生活》。在地铁里初次相遇，在公园再次遇见任谁或许都会心动吧。重复不能由相遇的偶然性完全解释，就算不诉诸任何东西，情感也更容易被奇妙扰动。地铁连接着公园，公园是无数相遇的汇聚点（也可以参见《言叶之庭》）。它的形态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构成了看起来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规定:没有任何公园生活的法则，但人们在公园中创造着法则。男主和“星巴克女”曾经拜访一位老人，他想造一个可以笔直地飞起来的飞行器来拍摄这个公园。当二人向他提问时，他说，问什么都行，就是别问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规则在引导着他，而是这规则之于这场名为对话-理性的相遇而言没有什么用处。任何个人的理由就其本身都不构成对另一个人的规约，它只是撞击、影响而已。公园便是这些可相遇者的集中地，或许是他们最自由的集中地，因此不存在彻底同质化的可能——否则它会获得另一个名字，比如体育场。 不过我并不因此喜欢这部作品:公园是个很好的哲学对象，但也因此完全缺乏丰富性。为什么《天气之子》选择了东京和麦当劳，为什么《铃芽之旅》要设计废墟这个桥段:它们的取向并不是抽象出“有事件的聚集地”，而是试图在探索中找到今日事件聚集地的具体情况并进行描述。《公》实在写的太过平淡以至于像个模板，而且对具体的日比谷公园的展示也太少，都让位给了对男主之难受琐事的漫长描述。《F》读起来好上不少，不止因为它本质上是个全知的非当代故事，而且因为他提供了对当代这些“乐子人”主体的有效批判，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但这就显得前面的部分以及具体时刻的描述不够冷酷（具体内容烦请各位亲自阅读）。它在问题解决只有靠在公园散步期待相遇的时代里，提供了为数不多可以执行的规则:不要在压抑琐事的途中过度麻木以至于成了轻飘飘的，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否则事件来临时它必强度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