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被误解的诺齐克--评《苏格拉底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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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诺齐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他总是用他的原创性、力量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分析能力和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格，向我们展示着：研究哲学和阅读哲学可以是如此快乐的一件事。
这本文集收入了诺齐克数十年写成的22篇论文，不仅全面展示了诺齐克的哲学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个人肖像。它不仅没有统一的题材——包括哲学论文、书评，甚至包括几篇哲学小说，也没有统一的主题，不同程度地展示了诺齐克的“苏格拉底式”的精神。
现在搞西学的人还有谁不知道诺齐克呢?人们在谈论罗尔斯的时候几乎总会把他拉过来“陪绑”。然而，尽管其《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以下简称《无政府》)经常被人挂在嘴边，诺齐克却常常被误解为一位把“原子式”个人置于首要位置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者和主张自由优先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者，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先看看诺齐克是否主张自由优先，这其实不难澄清。那种主张自由优先、从自由推导出权利的主张恰恰是《无政府》坚决反对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诺齐克并不认为，自由观念优先于自我所有权并且前者推出了后者”，而是断言：“我们享有的自由的性质及其范围，应该依我们的自我所有权而定。”(《当代政治哲学》，[加]威尔·金里卡著，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1月版，第255页)“诺齐克所倡导的自由是基于权利的自由，是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自由……自由就是有权利去做的选择自由，权利不是自由去做的选择权利。换句话说，我们从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看到，只能从权利语境中去理解自由，而不能从自由语境中去理解权利。”(《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的政治哲学》，文长春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93～94页)那种把他归入“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观点实在欠斟酌。
那么，诺齐克是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呢?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将个人视为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终极因素，不承认比个人更具终极地位的“超个人构成物”(superindividual constructs)的存在。《无政府》确实容易给人留下诺齐克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印象，因为这本书似乎“把社会化约成抽象的个人，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并且“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在逻辑上只有个人才是第一位的，而社会则是第二位的，个人与社会相比，是逻辑在先的”(同上，第88页)。诺齐克本人从未正面回应过各方面关于该书的评论，不过这本《苏格拉底的困惑》已经足以说明上述印象乃是出于误读。《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一文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被化约为人类行动的理论，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假设我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正确的话)。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目前还缺乏证明某个理论可以被化约的证据……我们似乎不必根据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决定对那些尚未化约的社会科学宏观理论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和大家一样，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也必须通过检验正反论据来评价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30页)《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一文更直截了当地提到：“经济学用理性代理人的行动对(看不见的手)模式做了典型的解释。但代理人本身的分解理论似乎也可视为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其中似乎表示某个核心的、统一的定向代理人的模式是被当作更小的、非代理人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的，这也被看作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我的问题是，在某个个体内部，是怎样的去中心化的竞争过程产生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决策者。”(同上，第221～222页)正所谓“瞧螟之巢蚊睫，蜼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中之虱复傅缘焉”——你还能说他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吗?
其实本书序言里有句话可谓泄露天机：“个人选择必须满足什么规范条件与个人应当有权利做出自由选择的范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上，“序言”第6 页)也就是说，权利是自由的前提，而个人选择必须满足的规范条件又是权利的前提。《道德复杂性和道德结构》一文中探讨的“道德观的结构”就为这里所说的“ 规范条件”提供了一个例子。这种规范性的道德结构未必能说明一个人实际上做出某项道德判断所依据的主观理由，却可以恰当地解释其道德推理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道德观都在“事实上”符合该结构，或是存在一个所有人的道德观“事实上”共有的结构。如果不知道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开创的“句法结构” 理论，恐怕就很难弄明白诺齐克在说什么，“道德结构”正是“句法结构”在伦理学领域的翻版——事实上，这种比“个人”更具有本源地位的结构正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拒绝承认的“超个人构成物”。
毋庸讳言，由于诺齐克对 “规范条件”的研究颇为倚重理性选择理论的路径，而后者又往往以个人理性为前提，因此他的不少论述难免予人以主张“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的印象。不过，他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大贡献却恰恰在于揭示了其内在悖论，亦即本书提到的“纽康柏悖论”——虽然并不是最早提出这个悖论的人，但最先洞察到其深刻意义的人却是他。简言之，诺齐克指出，纽康柏悖论说明了理性选择理论中两条久经考验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一是期望效用原则(expected－utilityprinciple)，一是优势原则(dominance principle)。然而，这两条原则之所以发生冲突，其实是因为纽康柏悖论无非是古老的自由意志与全知上帝之争的博弈论版本。(参见《推理的迷宫：悖论、谜题，及知识的脆弱性》，[美]庞德斯通著，李大强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由此大概可以解释，何以诺齐克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会是《恒在：客观世界的结构》(Invarianees：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World)?何以此书竟会广泛涉及数学、量子物理学、演化生物学、经济学、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对诺齐克的误解其实是对一种哲学方式的误解，那就是苏格拉底的“诘问法”，正是“这个方法揭示了信念之间的矛盾，从而迫使他人改变某个信念”(《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68页)。诺齐克对“诘问法”的推崇与他对知识论的看法有关。哲学界关于知识的传统定义是“证成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一定义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因为受到Gettier问题的冲击而出现了多种修正方案。诺齐克的方案是将知识定义为“追踪真相(理)的真信念”，这一定义旨在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某个国家的独裁者被杀死了，报上都登出这条消息，但紧接着所有的报纸，乃至还有其他的媒体，都错误地否定了这一报道。所有知道这一否定报道的人全都相信了它，唯独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一报道，因而仍然相信独裁者死了的真相。”此时这个人虽然拥有“证成了的真信念”，但却很难说他具有关于真相的知识，“理由是，假如他听到了第二个否定的报道，他同样也会同所有人一样相信它。”(《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陈嘉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72～73页)——用诺齐克的话说就是他并未“追踪真相(理)”。其实人们对思想、学说的接受也大率如此，严密的思想体系尤其容易使人沉湎于“证成了的真信念”而遗忘了“真相(理)”本身。因此诺齐克无意建构思想体系，甚至无意执著于某一领域或某个课题，而是始终保持思想的“零敲碎打”状态，以“诘问法”贯穿始终。仅仅把他视为一位“政治哲学家”是短视的，仅仅根据诸如《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这样的小品文章来蠡测其深浅就更荒唐了。
出处：博览群书 2007年第6期
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三卷 第3期（总第7期） 2007年10月出版
作为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诺齐克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的精神传人。他总是用他的原创性、力量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分析能力和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格，向我们展示着：研究哲学和阅读哲学可以是如此快乐的一件事。
这本文集收入了诺齐克数十年写成的22篇论文，不仅全面展示了诺齐克的哲学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个人肖像。它不仅没有统一的题材——包括哲学论文、书评，甚至包括几篇哲学小说，也没有统一的主题，不同程度地展示了诺齐克的“苏格拉底式”的精神。
现在搞西学的人还有谁不知道诺齐克呢?人们在谈论罗尔斯的时候几乎总会把他拉过来“陪绑”。然而，尽管其《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以下简称《无政府》)经常被人挂在嘴边，诺齐克却常常被误解为一位把“原子式”个人置于首要位置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者和主张自由优先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者，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先看看诺齐克是否主张自由优先，这其实不难澄清。那种主张自由优先、从自由推导出权利的主张恰恰是《无政府》坚决反对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诺齐克并不认为，自由观念优先于自我所有权并且前者推出了后者”，而是断言：“我们享有的自由的性质及其范围，应该依我们的自我所有权而定。”(《当代政治哲学》，[加]威尔·金里卡著，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1月版，第255页)“诺齐克所倡导的自由是基于权利的自由，是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自由……自由就是有权利去做的选择自由，权利不是自由去做的选择权利。换句话说，我们从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看到，只能从权利语境中去理解自由，而不能从自由语境中去理解权利。”(《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的政治哲学》，文长春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93～94页)那种把他归入“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观点实在欠斟酌。
那么，诺齐克是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呢?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将个人视为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的终极因素，不承认比个人更具终极地位的“超个人构成物”(superindividual constructs)的存在。《无政府》确实容易给人留下诺齐克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的印象，因为这本书似乎“把社会化约成抽象的个人，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并且“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在逻辑上只有个人才是第一位的，而社会则是第二位的，个人与社会相比，是逻辑在先的”(同上，第88页)。诺齐克本人从未正面回应过各方面关于该书的评论，不过这本《苏格拉底的困惑》已经足以说明上述印象乃是出于误读。《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一文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被化约为人类行动的理论，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假设我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正确的话)。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目前还缺乏证明某个理论可以被化约的证据……我们似乎不必根据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决定对那些尚未化约的社会科学宏观理论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和大家一样，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也必须通过检验正反论据来评价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30页)《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一文更直截了当地提到：“经济学用理性代理人的行动对(看不见的手)模式做了典型的解释。但代理人本身的分解理论似乎也可视为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其中似乎表示某个核心的、统一的定向代理人的模式是被当作更小的、非代理人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的，这也被看作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我的问题是，在某个个体内部，是怎样的去中心化的竞争过程产生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决策者。”(同上，第221～222页)正所谓“瞧螟之巢蚊睫，蜼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中之虱复傅缘焉”——你还能说他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吗?
其实本书序言里有句话可谓泄露天机：“个人选择必须满足什么规范条件与个人应当有权利做出自由选择的范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上，“序言”第6 页)也就是说，权利是自由的前提，而个人选择必须满足的规范条件又是权利的前提。《道德复杂性和道德结构》一文中探讨的“道德观的结构”就为这里所说的“ 规范条件”提供了一个例子。这种规范性的道德结构未必能说明一个人实际上做出某项道德判断所依据的主观理由，却可以恰当地解释其道德推理的方式，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道德观都在“事实上”符合该结构，或是存在一个所有人的道德观“事实上”共有的结构。如果不知道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开创的“句法结构” 理论，恐怕就很难弄明白诺齐克在说什么，“道德结构”正是“句法结构”在伦理学领域的翻版——事实上，这种比“个人”更具有本源地位的结构正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拒绝承认的“超个人构成物”。
毋庸讳言，由于诺齐克对 “规范条件”的研究颇为倚重理性选择理论的路径，而后者又往往以个人理性为前提，因此他的不少论述难免予人以主张“个人具有充分而自足的理性”的印象。不过，他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大贡献却恰恰在于揭示了其内在悖论，亦即本书提到的“纽康柏悖论”——虽然并不是最早提出这个悖论的人，但最先洞察到其深刻意义的人却是他。简言之，诺齐克指出，纽康柏悖论说明了理性选择理论中两条久经考验的原则是相互冲突的：一是期望效用原则(expected－utilityprinciple)，一是优势原则(dominance principle)。然而，这两条原则之所以发生冲突，其实是因为纽康柏悖论无非是古老的自由意志与全知上帝之争的博弈论版本。(参见《推理的迷宫：悖论、谜题，及知识的脆弱性》，[美]庞德斯通著，李大强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由此大概可以解释，何以诺齐克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会是《恒在：客观世界的结构》(Invarianees：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World)?何以此书竟会广泛涉及数学、量子物理学、演化生物学、经济学、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对诺齐克的误解其实是对一种哲学方式的误解，那就是苏格拉底的“诘问法”，正是“这个方法揭示了信念之间的矛盾，从而迫使他人改变某个信念”(《苏格拉底的困惑》，第168页)。诺齐克对“诘问法”的推崇与他对知识论的看法有关。哲学界关于知识的传统定义是“证成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一定义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因为受到Gettier问题的冲击而出现了多种修正方案。诺齐克的方案是将知识定义为“追踪真相(理)的真信念”，这一定义旨在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某个国家的独裁者被杀死了，报上都登出这条消息，但紧接着所有的报纸，乃至还有其他的媒体，都错误地否定了这一报道。所有知道这一否定报道的人全都相信了它，唯独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一报道，因而仍然相信独裁者死了的真相。”此时这个人虽然拥有“证成了的真信念”，但却很难说他具有关于真相的知识，“理由是，假如他听到了第二个否定的报道，他同样也会同所有人一样相信它。”(《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陈嘉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72～73页)——用诺齐克的话说就是他并未“追踪真相(理)”。其实人们对思想、学说的接受也大率如此，严密的思想体系尤其容易使人沉湎于“证成了的真信念”而遗忘了“真相(理)”本身。因此诺齐克无意建构思想体系，甚至无意执著于某一领域或某个课题，而是始终保持思想的“零敲碎打”状态，以“诘问法”贯穿始终。仅仅把他视为一位“政治哲学家”是短视的，仅仅根据诸如《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这样的小品文章来蠡测其深浅就更荒唐了。
出处：博览群书 2007年第6期
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三卷 第3期（总第7期） 200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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