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具有调查精神的作家致敬

记得有人创制一个“行走文学”的概念，但那也只是信马由缰地东游西逛，未必能梳理出有见地的学术成果来。老辈政治家和前辈文人教导我们要体验生活，听起来总有一股隔靴搔痒的不通透感。而当我读完美国作家、前《纽约客》记者和《国家地理》特约撰稿人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的作品《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时，我恍然大悟：作家光体验生活还不够，必须大胆地探索未知领域、深入地调查生活，像新闻记者一样奋不顾身，在各类环境中穿梭游弋；像纵横家一样八面玲珑，在各色人等中间游说、周旋……

“外国人眼里的中国观”这类书过去看过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明恩溥书写的是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而事隔百年，明恩溥的同胞何伟以更大的热情和更理性的目光审视一个文明古国在世纪之交的变迁、思辩她迭宕起伏的命运和独一无二的情态。应该说何伟的心思很细很缜密，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基层中国人至少在表面上开始信仰宗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放弃使用手表，而用手机代替前者的计时功能；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根据阴阳五行的原理给孩子取名、改名……他捕捉到的中国人生活细节妙到巅毫，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何伟真是一个懂中国、爱中国的国际友人、当代文坛白求恩。何伟没有用挑剔的视角观察中国，他和中国人做朋友，真心实意地帮助他的中国农民房东；当他看到中国农村越来越稀疏的人口和荒芜的土地时，他仿佛比我们更惆怅……

何伟的行文以朴实和真诚见长。他披露自己像普通中国市侩一样为了取得公安人员、地方长官（哪怕只是个村官）的信任而给他们送礼、送钱，跟他们拉关系；他发现了通行中国社会五千年的潜规则：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来得容易、来得实惠；他目睹了中国乡村政治权力轻易化解制度、降伏人伦的诡异和城市经济里官商合流、劳资只靠习惯、不靠法纪去进行不成熟博弈的怪象；他甚至分析了十五年前流行于中国大小城池市面上的一本畅销书《方与圆》的可笑这处：此书鼓励人们见利忘义，亲兄弟在金钱面前就无手足亲情可言，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损人利己。何伟对穷则思变、向死而生、通过劳动获取生存本钱的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充满了同情和怜惜。他厌恶势利而僵化的医患关系，他对由农而工、由工而商的技术工人们艰辛而顽强的奋斗史无比感佩！

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何伟并不讳言中国人的过错。他在本书的第三章《工厂》中严肃指出：中国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和两个世纪前的英国都很相似，但彼时的英美伴之以宗教传扬、文化助力的社会改革，而当下中国却只是物质欲望的一条腿在走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从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批评了中国修车工叼着烟卷修车、加油、做其他事的极不规范、极不职业、极端漠视产业纪律和公共安全的荒诞陋习。接受他采访的一位温州小老板声称不愿意聘用爱读书的青年当工人，因为他们懒。何伟也写到技术大拿罗师傅的妻子回贵州老家时，在车站遭到歹徒拍花麻醉、勒索钱财的事……当然，他并没有写到日常交易时中国小贩的缺斤短两和计较斤斤；没有写日复一日的假冒伪劣、通货膨胀……可见，何伟兄还是给腼腆的中国人们留了些情面的，他熟知中国国情，没有对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的消化分解，估计他的书、他的思想观念也很难占领中国市场哪怕可怜的一转角……

也因为何伟是严谨的美国人，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缘故，我们相信他说的话更具真实性与可信性。他对中国知之深、爱之切，他用一颗宽仁博爱之心，走过了世界许多地方，唯独在中国一住就是十年，一写书就是三本，三本里哪一本都是内外畅销、土洋通吃。何伟会说流利的中国话，敢从中国的最东边独自开车到中国的最西边，他似乎比中国人还对中国兴致勃勃、还渴望透彻地了解和研究中国。这是一个作家和学者应有的胸襟和修为，没有苦行僧一样的阅历和沉淀、奔波和锤炼，很难作出大的学问、产生大的影响、滋养大的灵魂……

寻路中国，走向世界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