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压迫，以至于忘记了自己身处的位置也是被压迫的，这是男性工人在几个世纪的阶级斗争中获得的泡沫。而女性的历史是浸满鲜血的，她们被钉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成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奴隶。男与女的性别被建构起社会差异，在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下暗含着资本主义长时间的改造。这一过程，和欧洲的大猎巫有怎样隐秘的关系？《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将猎巫这一段隐蔽的历史置于研究中心，以女性视角出发对话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未曾设想的问题：女性的身体何以成为剥削的地带？
01 猎巫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
猎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妇女屠杀。发生在欧洲，时间长达3个世纪，数十万的妇女在这场猎巫中被烧死、绞死。主要指控的罪行便是女巫把孩子献给魔鬼、与魔鬼交媾。被抓起来的女巫如果不承认罪行，就会受到非人的折磨，包括但不限于：四肢被撕裂；被绑在铁椅上，椅子下点着火；被绑起来反复丢进水中；被长针刺遍全身，从指甲到阴道......讽刺的是，随着猎巫运动的进行，指控一个女人是女巫变得容易起来，《凯列班与女巫》一书如下描述道：
阶级斗争以多种方式促成了英格兰女巫的产生，对玛格丽特·哈克特的指控表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个65岁的老寡妇，1585年于泰伯恩刑场被绞死：她未经允许就在邻居家的田里摘了一篮子豌豆。在邻居要求其归还时，她愤怒地把它们扔了下去；从那时起， 田里就不再长梨子了。后来威廉·古德温的奴仆拒绝给她酵母，于是古德温的酿酒台就干涸了。一个看守抓到她偷窃主人地里的木头，把她打了一顿，那个人就发疯了。一个邻居拒绝给她一匹马，他的马都死了。另一个人买鞋付的钱比她的要价低，那个人后来就死了。一位绅士让他的奴仆拒绝给她酪乳；此后他们就无法制作黄油或奶酪了。
一些男人以谴责妇女为业，任命自己为“女巫发现者”，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威胁不给钱就揭发妇女是女巫。其他男人则利用围绕着妇女的怀疑气氛，以便摆脱不想要的妻子和情人，或减弱被他们强奸或勾引的妇女的报复。
从当下来看，指控女巫的证据和罪行根本无法匹配，毫无逻辑，甚至是荒唐的。而以这样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得出：猎巫运动是在信仰与宗教下愚昧与狂热的“替罪羊”事件，将其神秘化，含糊不清。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是：猎巫不仅仅是教皇的狂热或罗马宗教裁判的阴谋产物，相反地，世俗法庭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在1580至1670年间规模最大一次的猎巫运动中，追捕活动由世俗法庭接手，镇压更为严厉。并且，女巫审判的费用很高，因为它们可能持续数月，而且成为许多人的就业来源。书中记录到，除了处决的费用和把女巫关在监狱里的费用之外，为“服务”和相关人员所支付的费用：法官、外科医生、施刑者、抄写员、看守（包括这些人的饭菜和酒）也都无耻地列入了审判记录。以下是1636 年在苏格兰的柯科迪镇（Kirkcaldy）进行的审判的账单。法学家、法官、恶魔学家还将猎巫的行动系统化，完善相关法律。他们与当时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合作，其中不乏哲学家霍布斯、法学家让·博丹。《凯列班与女巫》一书指出，猎巫是欧洲第一次利用多媒介手段进行宣传，让民众精神紧张，印刷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用小册子来宣传最著名的审判及其残暴行为的细节，以提醒公众警惕女巫所带来的危害。通过对迫害机制的分析，费代里奇认为：猎巫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猎巫是欧洲新民族国家的政治中首个团结一致的领域，是宗教改革带来分裂之后欧洲统一的第一个例子。因为猎巫跨越了所有国界，从法国到意大利蔓延到德意志、瑞士、英格兰、苏格兰和瑞典。
当我们继续试着去描绘出上述文字中对立双方的画像：被迫害主体——女性、穷人；迫害主体——男性、绅士。脱口而出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是女性在猎巫中受到迫害？有两个事件的时间线与大规模猎杀女巫是重合的，值得注意。它们分别是价格革命（16-17世纪由于美洲廉价金银流入欧洲而引起的欧洲金银贬值，物价大幅上涨）和土地私有化（也称作圈地，始于15世纪末）。在这样一个贫困、饥饿和混乱的社会背景下，人口下降，经济危机接连发生。“劳动、人口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成了政治辩论的焦点，并由此出现了许多针对性的政治策略......而国家正是借此开始惩罚任何阻碍人口增长的行为的。”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女巫指控最多的时期。
费代里奇认为，迫害“女巫”的加剧和国家针对妇女的刑罚应追溯到这场危机。如果不是发生在剧烈的社会危机和斗争的背景下， 那么妇女世代实践的魔法或许就不会被放大成恶魔般的阴谋。亨利·卡门注意到社会经济危机与猎巫是同时发生的。他指出：“正是在价格大涨的时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了最多的指控和迫害。”既然公共政策的中心就是严惩任何阻碍人口增长的行为，那么为了恢复到理想的人口比例，国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妇女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这显然是要打破她们对自己身体和生育的控制。除了人口危机这一原因，另一方面是女性的反抗，面对公地的剥夺和物价的上涨，女性发起和领导了很多起义运动，包括反圈地运动、食物暴动、袭击富人的房子等。 费代里奇指出，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多是村里的助产士、医生、占卜师或魔法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她们正是资本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 如果不是因为对权力结构提出挑战，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不会遭受这场屠杀。猎巫加深了男女之间的对立，教导人们害怕妇女的力量，并摧毁了一个由于与资本主义工作规训不相容的实践、信仰和社会主体组成的世界，重新定义了社会再生产的主要要素。
“处决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事件，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包括女巫的孩子，特别是她们的女儿。”存活下来的女性看到被钉在木桩上活活烧掉的女性后，很难想象这对她们造成了多大的身体和精神伤害，而这正是猎巫运动的一部分，散布并引发最大限度的恐怖情绪，以暴力和妖魔化的方式实现了对女性的规训。 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名为捕猎的网罩在女性头上，她们的身体属于国家、属于男性，唯独不属于自己。不能生育的老女人会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指认为女巫，年轻的女性则被视为“拥有一个子宫”的生育机器。 “在德意志，支持生育的活动高涨：如果妇女在分娩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或者对其后代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就会受到惩罚。”除了生育权力的剥夺，还包括女性作为治疗师、魔法师等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知识遗产。然而，这场迫害对于妇女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贬低妇女劳动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是手工业者从15世纪末开始发起的运动。他们将女工排除在工作车间之外。无论是在意大利、法国还是德意志，工匠都向当局请愿，不允许妇女同他们竞争，禁止妇女进入他们的队伍。很明显，这样符合当局的利益。费代里奇指出，手工业者和城市当局之间的这种联盟，加上土地的持续私有化，塑造了一种新的性别劳动分工——妇女被母亲、妻子、女儿、寡妇等词语定义，她们作为工人的身份被隐藏了，同时男人得以免费获得妇女的身体、劳动，以及她们孩子的身体和劳动。妇女试图抵抗，但那些敢于走出家门，在公共空间工作的妇女被描述为荡妇，甚至是“女巫”。女性被排除于雇佣劳动关系，将其禁锢在家庭之中，并赋予男性支配女性的权力，才是更为隐蔽的历史。女性被划分在家务劳动的家庭区域，而男性被划分在雇佣劳动的市场区域，由此构成了男女分工的社会，并且通过不断地构建与强调劳动的价值向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家务劳动是非市场的劳动，并不为社会产出价值，所以是无薪酬的。即便女性为补贴家用仍需外出工作，在外劳动的工资最后还是会以丈夫的名义收款，送到家庭男性的手中。这一政策使得妇女不可能有自己的钱，为她们屈服于男性和男性工人占有她们的劳动创造了物质条件。正是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费代里奇认为这是“工资的父权制”，并进一步犀利地提出“工资奴隶制”的概念，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清醒的批判——如果在新的雇佣劳动制度下，男性工人确实只是形式上获得了自由，那么在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最接近奴隶处境的工人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妇女。资本主义便是以这样不合理的条件为基础实现了自身的合理化，妇女的身体、家务劳动成为源源不断的再生产劳动（再生产劳动常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使命，并被贴上“妇女劳动”的标签）,也正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猎巫有助于构建新的父权制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妇女的身体、劳动、性权力和生殖权力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被转化为经济资源。
04 揭露资本和父权对女性的剥削——《凯列班与女巫》
通过转移内部矛盾、规训工人身体与剥削女性权力，资本主义完成了其重要的积累过程。在“上层”感受不到来自“下层”的威胁和恐惧后，猎杀女巫这场活动才宣告停止。
到了18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甚至开始为自己获得的启蒙而自豪，并自信地着手改写女巫的历史，将其斥为中世纪迷信的产物。可想而知，关于猎捕女巫的历史撰写和后世的修订大多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在长久的历史叙事中，女巫是一直是失语的群体。
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女巫这一身份背后隐蔽的性别要素才得以被发现，猎巫运动从层层的掩盖中显现出来，而女巫也很快被当代女性作为反抗的象征意象，得以正名：
女巫一直是敢于做勇敢、积极、聪明、不循规蹈矩、好奇、独立、性自由、革命的女人......女巫在每个女人的身上生活、欢笑。她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自由的那部分......只要你是桀骜不驯、愤怒、快乐、不朽的女性，那么你就是女巫。
费代里奇深入参与了关于猎巫运动的调查后，在书中也表示由于受害者资料的缺少，以及不可信的审判者证词，关于女巫历史的书写必须代入失语群体，认同女巫并将其还原出来。致我在妇女运动中结识的众多女巫，以及那些陪伴我超过25年的故事里的其他女巫，尽管处境艰难，她们仍然留下了不竭的渴望去讲述，去让人们知晓，以确保她们不会被遗忘。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这是《凯列班与女巫》充满人文关怀的底层逻辑。让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总是我们被允许看到的那一小部分，充满着谎言的历史应当被直接戳破。其次，以女性视角对话马克思主义，这是本书极具批判性的一点。具体来说，作为女性主义研究者，费代里奇敏锐地发现，马克思、福柯在其理论中均将男与女的历史折叠成相同的社会历史，毫无差别，理论本身就带有父权制的特征。马克思提出“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其资本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的经典论述中认为生育是自然的过程。由此，费代里奇指出，马克思忽略了女性作为主体的遭遇，生育不是自愿而是被强迫的，并以此迫使我们重新回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并在《凯列班与女巫》一书的导论部分清晰地点出研究框架：我是从原始积累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劳动力生产所带来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因此，我对原始积累的描述包括了一系列马克思没有提及但对资本主义积累却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它们包括： 1）新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迫使妇女的劳动和妇女的生育功能从属于劳动的再生产；2）新的父权制秩序的构建，其基础是把妇女排除在雇佣劳动中，迫使她们从属于男人；3）无产阶级身体的机械化，以及将妇女的身体变成生育新工人的机器。而费代里奇对于福柯的回应，一针见血，“如果福柯在《性经验史》中研究了猎杀女巫事件，而不是专注于教牧的忏悔，他就能发现这种历史不能从一个普遍、抽象和无性的主体的角度来书写。此外，他还会认识到，酷刑和死亡是可以为“生命”服务的，或者准确来说，是可以为劳动力生产服务的......"只要我们一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福柯的身体和权力理论在思想史上不容撼动的地位，便会理解进而感叹《凯列班与女巫》的开创性。最后，书名中的凯列班取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象征着无产阶级用身体抵抗着剥削和压迫。原剧中的凯列班是荒岛上的野人，被外来者普洛斯彼罗驯服，通过用他从主人那里学来的语言下诅咒来反抗他的主人。凯列班那会魔法的女巫母亲西考拉克斯，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费代里奇借两个人物，提出设想，并向每一位读者真诚地提问：如果不是凯列班（男性工人），而是西考拉克斯来领导反抗剥削和殖民，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猎巫是一场针对妇女的战争；它是一个贬低妇女、将她们妖魔化并摧毁其社会权力的联合进攻。同时，正是在刑讯室和女巫死去的木桩上，资产阶级的女性和家庭生活的理想型才得以形成。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费代里奇尝试在宗教和法庭档案里追寻这些被隐蔽的声音，还原她们在死亡绝境中试图改变命运的身影。费代里奇开创的历史叙事不光挖掘了这些被遗忘的故事，也帮我们找到了一个理解世界变迁、理解妇女境况的视角。由此，我们得以在这些穿越百年的故事里看见彼此。
——龚瑨
以思想为武器，期待此次的引介可以让更多人读到这部硬核的女性主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