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日子》编辑手记：暴力、虚无和抵抗（文=索马里）
文=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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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瑞典老牌独立出版社布龙贝格出版社（Bromberg Bokförlag）购买了《被遗弃的日子》的翻译版权，但在翻译完成之后，决定不出版此书。出版人认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奥尔加对待两个孩子的方式，在道德上应该遭到谴责。详见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费兰特在瑞典很讨人嫌》（“Ferrante molesta per la Svezia”，Cinzia Fiori）
费兰特对出版社的回应则是一篇文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收入后来的访谈书信集《碎片》中。她说自己是在出生地那不勒斯读到《包法利夫人》的原著，爱玛·包法利对女儿贝尔特不耐烦地说着，“走开，走开，哎，叫你走开！”，以及小贝尔特被母亲推开、摔得头破血流时，爱玛·包法利心头嘀咕的那句“真怪，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当时还未满十四岁的她，在这个句子里看到了自己，还有每次自己试图靠近母亲时，母亲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走开”。
那是“母亲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时的声音”，费兰特说，她想知道她母亲有没有看着自己，心里浮现过这句话，或更重要的，“我要听见她亲口说出来，我想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女性的话语，一个女人到底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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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在里面可能会染上传染病，你知道吗？你得了病会死掉的。你看着我，小混蛋。如果下次再敢这样，我会杀了你！”《被遗弃的日子》p.77
在丈夫离开之后，奥尔加拖着两个孩子在八月无法忍受的炎热中去了炮兵纪念馆前面的公园，孩子让她讲些历史故事，被拒之后责怪她“你不会讲故事。你什么都记不住。”奥尔加转身离开，“也许我真的想永远抛弃他们，忘记他们，把事做绝。马里奥重新出现时会问：你的孩子呢？我不知道。我把他们弄丢了，我记得上次我见到他们时是一个月前，在奇塔代拉区的公园那里。”
她幻想自己和孩子是顺流而下的几块木头，失去了联系，直到她突然恢复了理智，匆忙折回去，在孩子们躲藏玩耍的纸箱后面找到了他们，然后对着十三岁的儿子詹尼气急败坏地说了上面这段。
和福楼拜的网开一面不同，费兰特在“她”、“奥尔加”和“我们”之间并没有建立一道人称和视角的屏障，我们并非在一个道德安全的角落，偷窥包法利家客厅里的可怕一幕，我们就在那个公园里，愤怒地猜想着丈夫和情人此刻躲在哪里丑恶地放纵，一边厌恶着自己的孩子，渴望把事做绝，一边又疯狂地想到“他们是属于我的”。
我们也同样经历了和邻居卡尔诺的尴尬一夜——用奥尔加的形容，“亵渎自己，让自己蒙受耻辱”，早上在自己的床上被七岁的女儿伊拉利亚叫醒：
我想象着她是个老太太，线条已经变形，快要死了，或者已经死了，但她依然是我的一部分。《被遗弃的日子》，p.107
好像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能理解布龙贝格出版社背叛合约的原因，甚至拒绝从“道德”上为奥尔加辩护（自辨）。尽管Audre Lorde写过，“诗歌”和“修辞”的区别是“杀死自己而不是自己的孩子”（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etry and rhetoric/is being ready to kill/yourself/instead of your children.），让我们颤抖和渴望的，正是这种“修辞”，更准确地说，我们知道不仅仅是修辞的东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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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的日子》的开头是一场利落的杀戮，当马里奥在厨房宣布要离开奥尔加时，后者就像一颗刚刚被砍下的头颅，紧紧抓住与自己的身躯（婚姻）仍为一体的错觉。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奥尔加仍会用惯性维持体面克制的态度，试图弄清楚马里奥离开的原因，等待自己的婚姻复原，无论是依靠自己变得脆弱的美貌、对马里奥的恳求和追踪，还是不分昼夜的痛苦回忆和记录。
然后是家里莫名出现的蚂蚁、蜥蜴，奥尔加开车时的走神让伊拉丽亚的额头被撞出一个大包，堆积的账单无法支付，手机被摔到了墙上，电话拨不出去，家里的门锁坏住，詹尼在呕吐，奥托生病了，炉灶上的火苗开了一整夜。伊拉丽亚用裁纸刀扎破了奥尔加的大腿。奥尔加，母亲，用夹纸的金属夹子夹住自己右胳膊的内侧。童年在那不勒斯看到的那个投海的“弃妇”，poverella，出现在了奥尔加的书房里。
并不是只有奥尔加在面对遗弃，围绕马里奥建立起来的一切都遭遇了遗弃，露出了意义空缺的可怕模样。日常的紧迫需要被延宕、吞没，充满嘲讽和腐朽的气味，一个无法从内部打开门的房子，一具同样遭受遗弃的身体，被遗忘的囚犯。
更不用说，奥尔加在公园里挥起树枝狠狠地揍起了那条可怜的狗，因它惊扰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她心里大喊，“讨厌的畜生，畜生”，那个刚才还在呵斥她不给狗戴嘴套的女人推着婴儿车逃跑了，吓走她的不是狼狗奥托，而是奥尔加。以及，在各种树木的名称都失去意义的树林，“把睡衣拉起来，蹲了下去，在一棵树后拉屎撒尿。我累了，累了，累了。”
Poverella，可怜的女人，弃妇。
但我们没有放弃奥尔加，我们必须紧紧跟随她，因为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她必须让自己经受这场虚无的生存变故的考验。正因为她是个“如果我遭遇了自个儿，我会和自己抗争”的女人，才没有变成那个投海的“弃妇”，把自己的每部分紧紧抓住。
当马里奥以生活的虚空为由移情别恋时，奥尔加潜入了婚姻生活的更深处，她拒绝在其中辨认出此前习以为常的慰藉和意义，任由自己的生活被虚无蛀空，才能看到在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自身的不存在感，而当女儿拿着裁纸刀扎破她的大腿时，她的生命力才得以真正复原。
全书最狂暴的段落，是奥尔加在街上突然碰到马里奥和情人卡尔拉，卡尔拉身上戴着马里奥曾经送给自己的耳环，她无法控制让一切变成厮打的闹剧：
母兽般发狂的奥尔加落败了，回到家中，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控是来自于对男性的扮演，“她的暴力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仿戏，是用一种可笑的、很不得体的方式展示出一种男性的、想要伤人的决心。”这其实是奥尔加离告别斩首的疼痛最接近的一次，因为她在想象中扮演了来一个刽子手、一个想象中失去的男人，体验了暴力最盛大夸张的模样——她将一切美丽的谎言和表象还原到骷髅头和骨架，无论那是一个女人，还是生活曾经诱人的模样。卡尔拉的原形，在最极致的意义上，也是奥尔加，或生活本身的样子。奥尔加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了这个真相，她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母亲，而不至于虚无。
当奥尔加在坏掉的门锁后面，“用牙齿紧紧咬住钥匙，试着转动它”时，费兰特为现代小说贡献了最令人惊异的一个场景、一个隐喻。她的发力，“就好像想要给那把钥匙带来惊异，给它建立一个新规则，一种新的服从方式。”门最终没有开，但那把钥匙的气味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嘴巴里，屈辱的气味，抗争的气味，出口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