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当中见思想 ——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是王汎森将关于晚明清初思想学术的十篇论文辑成的论文集。在葛兆光的提议下，该书200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作为“增订版序”的《“关联呼应”》一篇和作为附录的《晚明文人文化的若干面向》《<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十二运》《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三篇文章。 王汎森主张“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第396页），试图去探究思想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面向。王汎森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中注重从日常生活当中挖掘思想材料，“以社会史及生活史来补充思想史”（第1页），探究思想是如何与百姓日用相结合的，进而揭示“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增订版的附录部分也“从生活史、社会史的层面对于明清思想史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增订版序”，第6页）由此可知，日常当中见思想是王汎森的重要史学观念。 一、生活史视域下的晚明清初思想 王汎森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中秉持这样一种取向：“关注思想观念在实际生活世界中的动态构成，并追寻时代思潮、心灵的复杂情状。”（“序”，第1页）在探讨思想史时，我们经常会注意到思想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思想的生活层面却往往被我们所忽视。这既受到政治、经济、思想三分的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也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史料不易被发现有关。比如王汎森在书中就提到，极具有生活色彩的《日谱》主要是用于修身省过，“在某一时期便要焚弃，所以留存的很少。”（第132页）即便如此，王汎森依旧凭借其深厚的功力展示了生活史视域下的晚明清初思想。 余英时认为两宋理学家有得君行道的理想，明代学者则将目光转向下层，主张得民行道、化民成俗，王汎森基本上承继了该思想。王阳明即主张“事上磨”，心学流行之后，晚明清初很多王门学者涉入社会，或为百姓讲学，或从事小区营造。《明代心学家的社会地位》一文中的颜钧便在社会上以“急救心火”之方来为人解除心疾。《清初的下层经世思想》一文中的陆世仪在明清易代之后不愿入仕清朝，提出“不能致君，亦当泽民”的理念；其密友陈瑚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实践，他到昆山蔚村进行小区建设，推行“村约”，讲“孝弟，力田，为善”。可见晚明清初，思想家主动将其思想学说推及到生活层面，将思想运用到百姓日用当中。 同时，思想的转变也会在生活层面体现出来。晚明清初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舍弃明心见性的空谈而渐趋实践的过程。在这时，禅化王学的流弊受到批判，一些明遗民也将王学与明亡相联系。《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一文的主人公吴志仁便在这时批判王学而转向程朱。思想的转变也促成了其生活方式的转变：吴志仁抛却了以“吾心”作为终极标准的自负感，而转向一种时刻反省、自责、不远行、少著述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一文中也得到了呼应。清初一些士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不收门徒的消极生活方式。士人的生活由晚明的活泼、开放转向清初的平实，这当中必然有明清易代的政治因素，但也与明清学术转向有关。

二、日常生活何以见思想 我们不可否认哲学和思想体系中往往不乏高度抽象的概念。《易经》就已经提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代思想家也汲汲于“形而上者”，诸如“道”、“天理”、“太极”、“无极”等概念。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传统中国，儒家基本上是一种践履之学，所以儒家知识的生活成分是异常浓厚的”（第416页）。孔子的仁、礼，孟子的四端之心，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践行。王阳明已经相信，理在心中，满街都是圣人。晚明以降，“形而上者”和日常生活开始结合起来，问道于器，行道于器。对此，王汎森说：“这个时代还有‘日常生活形而上化’的倾向。在晚明，‘百姓日用之谓道’一句非常流行，在王阳明的圈子里更是流行，道不在远处、不在高处、不在抽象、不在圣贤，道在百姓日用”（第358页）。 首先，日常生活的转变使得思想家不得不调整其思想。在社会变化与时代变动的情况下，调整对人性和德性的认识，以使其能与社会风气相关联呼应便成了摆在思想家面前的一个问题。《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一文当中，心学家对此作出了一个回答，那就是肯定人欲中也有积极的部分，不要求尽除人欲，认为人欲也是天理的一部分。 其次，思想本身也被深深烙上了日常生活的印记。《晚明清初思想中之“宗旨”》即提出在明中期以降活泼开放的社会气氛下，思想家各立自家宗旨，相互论辩，体现了思想的多元性；及至明清易代，社会风气变化，各家宗旨渐趋沉寂，并归于程朱一尊。《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更是指出思想家将日常生活作为自身修养的重要场所，他们将生活之点滴记录于日记和日谱当中，以便于师友学习共勉，达到“吾日三省吾身”之功效。这样，日谱所体现的衣食住行睡等生活场景都成为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日常生活考察思想史之妙用 王汎森认为思想活动“最初可能是来自一些具有高度原创性、概念性的哲学思想，但是它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像血液在微血管中流通，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现象。”这也就意味思想与生活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在这样的学术观念下，王汎森在研究晚明清初思想时自然而然会考察当时的日常生活。 以上，本文已经对王汎森笔下这种水乳交融式的晚明清初思想进行了说明，也剖析了日常生活何以见思想这一问题。接下来，本文将探讨从日常生活考察思想史之妙用。 第一，重拾思想史中被减去的东西。葛兆光倡议思想史研究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减法是指“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这使得某些历史事件被边缘化、被遗忘。而王汎森在书中所选取的人物和材料，就是以往的思想史写作中被减去的东西。比如说，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已经为明代学术思想（特别是王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流派做了梳理，但王汎森却注意到了被《明儒学案》所忽视的一批人，他在《明代心学家的社会地位》中说“王学的传播，不只是靠《明儒学案》或其他书中所出现的那些精英，事实上，有一大群散在各地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4页）又如，丰坊在以往仅仅以一个充满戏谑性故事的“妄人”身份出现在学者笔下，王汎森却能在《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中挖掘出丰坊造伪《大学》石经的思想史意义。 第二，重现明清思想转型的多元、复杂现象。晚明清初的主流思想趋势是反思空谈明心见性而转向客观的考察。诚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概括一般，这是对王学之反动，是程朱、陆王之争。而王汎森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考察，说明“思想转型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由心学到考证学是其中一条主线，但不是唯一的。”（“序”，第2页）思想的竞逐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学风的转变也非暴风骤雨式的。他在《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中指出丰坊伪造的《大学》石经，既不同于朱熹重编的经一传十本，也对王阳明主张的古本表达了不满。这实际上说明了在程朱、陆王之争背后，还有第三种声音。《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也说明了士人的悔罪心态最晚在明亡前二十年就已经出现，而晚明士人多姿多彩的生活直到康熙年间才归于沉寂。 在学术史上存在着被边缘化、被遮盖的、或属于潜流的“执拗的低音”。王汎森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考察了日常生活视域下的晚明清初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重访了这些被压下去但又确实存在着的声音，揭示了明清思想转型的多元、复杂面向。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梁启超所谓的“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是晚明清初学术之主潮，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那些未能成“潮”之“思”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并重视思想史大潮流当中每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和深藏水底的礁石之学术意义。日常当中见思想的意义便在于此。“关注思想观念在实际生活世界中的动态构成，并追寻时代思潮、心灵的复杂情状”（“序”，第1页），这便是王汎森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所致力之处，也是包括王汎森在内的一批学者对思想史的把捉，也为学界研究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