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静怡：经典与异端：网野善彦《日本历史上的东与西》读后
本书评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钱静怡老师前日刊登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刊出时略有删节，故在此登载全文。这里再次感谢钱老师赐评。
当代影响
日本中世史名家网野善彦（Amino Yoshihiko）的作品《日本历史上的东与西》，今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由褚以炜先生翻译的中文版。他的另一本书《重新解读日本历史》也几乎同时推出了简体中文版。加上2011年就已经翻译引进的晚年集大成之作《日本社会的历史》，网野作品中译本已达三部，据说还有数种也在翻译引进中。在对日本古代史研究其实多少有些“冷淡”的中国读书界，恐怕也是独此一人的待遇了。
当然，与网野善彦在日本本国的影响力相比，这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网野1928年出生，2004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在日本学者中算不上高寿，留下的学术“遗产”却极其庞大。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出版独著作品40余部，另有合著作品30余种，诚可谓字面意义上的著作“等身”。2007-2009年，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岩波书店相继刊行了十九卷规模的《网野善彦著作集》，代表了史学界对他专业成就和学术地位的认可。顺便提一句，近年在国内颇受欢迎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丛书，日文原版的编委会由网野领衔，首卷就是他的名作《何谓“日本”？》，奠定了整部丛书的基调，可惜未能收入中文版，不免遗珠之憾。
网野善彦在日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2014年12月，在网野去世十周年之际，著名学术杂志《现代思想》曾隆重推出2月临时增刊号“网野善彦特集”。编辑部邀集柄谷行人领衔，来自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三十余位撰稿人，围绕“无缘论”“非人·游女·职能民”“天皇制”“日本论”“史学方法”“代表作品”等主题，对网野的学术和思想展开了全面讨论。这种远远超出日本中世史乃至史学专业圈子，广及人文学科各领域精英的对话能力，在次年岩波书店刊行的五卷本《网野善彦对谈集》中展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即使日本社会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失去的三十年”乃至311大地震与核泄露的冲击，网野史学在当代日本知识界仍然有着独特的恒久魅力。
或者不如说，网野史学的特质在“失去的三十年”里，反而因契合新时代的“人心”而愈加闪亮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97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导演宫崎骏的代表作《もののけ姫（幽灵公主）》。宫崎在电影企划书中，将故事设定于14-16世纪的室町时代，当时“处在中世秩序崩溃并向近世转型的混沌过程中，与今天走向21世纪的动乱时代相重叠”；并明确提出，“总是在时代剧中登场的武士、领主和农民，在这里都不要出现。取而代之的主人公群，是身影不见于历史舞台的人们，以及深山里的诸神。如被称之为‘TATARA’的制铁团体，他们是技术者与劳务者，从事锻冶、采矿和烧炭。如租马、养牛的运输业者，他们拥有武装，也有类似工场手工业的独特组织”。再加上边境的部落少年和通灵的林中少女，不必专门去读宫崎与网野的对谈，对网野史学熟悉的读者一望即知，这部长达134分钟的动画电影巨制里，处处游荡着网野史学的“幽灵”。
战后“异端”
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泡沫经济的破灭，整日面对股价暴跌、高管丑闻、少年犯罪等灰暗现实的日本人来说，从网野善彦那里“发现”的另类历史世界，可能反而带来了通往未来的模糊方向感。不过，这样的广受欢迎并不能掩盖以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网野本人直到晚年都自认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自己在1990年代后的日本社会“走红”之事，实际上抱有相当的违和感。第二，相对于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思潮，网野善彦的研究带有强烈的“异端”色彩，长期处于为学界所批评和忽视的边缘位置。第一点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的，涉及到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化等复杂问题，本文不拟过多涉及。下面主要就第二点略谈一二。
概况来说，网野从事的日本中世史研究尤其是国家史研究，在战后三十年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从1950年代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国家论”，到1960年代统一公武的“权门体制论”，再到1970年代重提幕府独立性的“东国国家论”。永原庆二、黑田俊雄和佐藤进一三位代表性学者，各自在不同时代先后引领了研究潮流。来自东京和京都的不同学者间虽然也有激烈论争，但基本还是将领主（武士、天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设定为日本前近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整体上同属经典唯物史观覆盖下的左翼史学阵营。
网野善彦并非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颠覆这一以权力者和农民为主体的日本史观。事实上，他本人正是日本战后左翼思潮的重要参与者。1947-1950年，尚在东京大学读本科的网野就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毕业后也积极参与了石母田正等“讲座派”历史学者主导的“历史学研究会”乃至“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等左翼活动，甚至与当时日共推进的“山村游击队”计划也不无关联。但至1953年夏天，在左翼团体的内部纷争和混乱之中，他选择了决然退出。对于这段历史，网野晚年曾有痛切的反省：
自己并未真正置身于危险境地，却天天开会度日，把“革命”挂在嘴边，还写出了《封建革命》《何谓“封建”》之类愚劣至耻的文章，那时的我，根本就是一个为了一己功名不惜驱使他人赴死的“战犯”。（《戦後を語る》，岩波书店，1995年）
这里所谓“愚劣至耻的文章”，指的是他1951年发表的两篇处女作论文。从这种苛评来看，网野的选择应该不只是出于复杂的人事纠葛，大概也包含了对当时机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反思，埋下了他日后走向“异端”之路的伏笔。
可能很少人注意到，除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本科学位，网野善彦并没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经历，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了。1950年东大毕业后，他本来已经进入大学院准备开启硕士阶段，却因滞纳学费而被退学。其后多年辗转于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月岛分室、东京都立北园高中、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等单位，长期从事文书资料整理和历史教学工作。直到1967年，方才找到了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的教职，其时已经年届四十。在这十几年的“打工”兼“自修”岁月里，网野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世庄园文书整理和土地制度研究上，并于1966年出版首部专著《中世庄园的样相》。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与当时在经典唯物史观框架下研究领主与农民的学界主流甚为合拍，可以说是一位颇受瞩目的新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网野后来提出的关于中世土地支配构造的重要概念“庄园公领制”（1973年），也迅速得到了学界主流的肯定，本是一条前景明亮的坦途。
然而，自1972年发表论文《日本中世天皇支配权的一个考察》开始，至1986年出版《中世再考——列岛的地域与社会》和《异形的王权》，十余年间网野善彦以一系列极具挑战性与话题性的论著，尤其是1978年出版的《无缘·公界·乐——日本中世的自由与和平》和1984年出版的《日本中世的非农业民与天皇》，在受到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乃至高度评价的同时，豹变为日本中世史学界的“异端”。
宗教学者山折哲雄有个很形象的说法，说网野似乎既是历史学界的宠儿，又是历史学界的孤儿。“宠儿”当然指的是他晚年的绝大影响，其实“孤儿”才是多数时候的真实描述。中国中古史学者谷川道雄是网野善彦在名古屋大学时期的同事，曾在晚年对网野有过一番有趣的评价：
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尚占主流时，我就公开提倡共同体论，正好成为他们的箭靶。而网野君就采取了不同的战法。他首先以《无缘·公界·乐》一书为学界首开新风，其后渐次快速扩大战果，终于改变了日本中世史的研究面貌。而我，直到今天还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网野善彦、谷川道雄《交感的中世――日本史与中国史的对话》，洋泉社，2010年，谷川撰《新版后记》）
谷川这番自嘲为“箭靶”和“孤立无援”的感慨，自有其关涉战后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心曲在内，而他对网野所谓“战法”的描述与前述“宠儿”说一样，实际上也带有很大的晚年回溯色彩，某种程度上掩盖了1970年代中期以降网野在日本中世史学界内部所遭受的批判和孤立。
受到谷川道雄瞩目并曾特别撰写书评的《无缘·公界·乐——日本中世的自由与和平》一书，可谓网野善彦之“异端”的代表作。所谓“无缘”，为网野自日本战国时代用语中提炼出的特定概念，指代切断主从关系、亲族关系等世俗性关系的场所或者人（集团）。如前所述，日本战后历史学的主流是根据经典唯物史观将领主（武士、天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设定为日本前近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可以说重视的是围绕所有关系展开的“有主”和“有缘”世界的历史。而网野关注的则是与这一世界相对极的“无主”和“无缘”的世界，以及在这一世界中生存的各种非农业民（nomad）。这些类型多样的非农业民虽然位居“农业共同体”之外，却以其“流通”性提供了日本社会发展和国家整合的关键要素。网野更进一步将这种认识上升到人类社会普遍原理的高度，实际上提示了与经典唯物史观相异的左翼历史框架。其研究不为主流学界所接受，并被评价为“一种空想型浪漫主义历史观”（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与谷川道雄一样，尽管受到主流学界的批判和孤立，网野善彦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辩护。不妨引用《无缘·公界·乐》一书的结语部分：
从原始社会中诞生的“无缘”的原理，也是那个世界的生命力，恰如“野草”般强韧，如“赤子之魂”般永恒。虽然在“有主”的怒涛冲击之下，已处于濒死状态，但终会看到它的再度萌芽生长。现代的“无缘”之人，失去的不过只是“有主”的锁链，必将由此创造出真正根植于日本人民生活之中的“无缘”的思想，对“有主”的世界进行克服、并不断吸收的“无所有”的思想。
最后一句明显是向《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名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致敬”，其思想底色袒露无遗。
本书印象
《日本历史上的东与西》日文版于1982年推出，1998年又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之一种再版。初版时网野善彦年过五十，已经出版了包括评论两极化的名作《无缘·公界·乐——日本中世的自由与和平》在内的五部个人专著，中文版封底简介称之为“早期的代表作”，似乎不够贴切。
本书视野广阔，内容丰富，但基本线索异常清晰，就是以西国—东国二元对立的轴线，梳理自绳纹时代至江户时代的日本历史发展脉络，重点则在于作者所擅长的中世史，尤其是从12世纪的源平争乱到14世纪室町幕府的建立这一段。学界一般评价本书在网野史学版图中的意义在于以“东国与西国”史观挑战“日本单一民族论”。事实上对“东国”的重视是日本中世史学界长久的传统。山折哲雄在《解说》中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笼统地说，对日本中世史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东大系学者的“东国自立论”和京大系学者的“西国独特性论”。这种学说对立如同装上了离心分离机一样，和鲜明的学阀分派重叠在一起，看上去犹如东西对垒的红白歌会一样让人感到有趣，作者网野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自报东国派的名号。
与以佐藤进一为代表的“东国国家论”学者相比，本书的独特性在于，大量利用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古文书学等多领域的最新成果，对“东国与西国”的政治对立进行社会史层面的论证，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东国派”中的激进派。可能也正因如此，书中若干提法如将平将门的叛乱政权视为“最早建立的东国国家”（第92页），将平清盛迁都福原视为“西国国家构想”（第124页），都还有较多讨论空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网野善彦自1970年代后即致力于超越战后以领主（武士、天皇）和农民为主体的日本史观，发掘被其遮蔽的各种非农业民的历史，但在本书中，对武士——无论是西国的海贼武者还是东国的骑射武者——乃至幕府的探讨仍然占有很大篇幅，但京都的天皇和朝廷即“公家”势力却几乎处于缺席的境地。这可能是因为在网野的视野里，“武士”根本上属于以武为业的“职能民”，也是一种特殊的“非农业民”，从中反而可以看到克服“天皇制”日本的契机。这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东国偏爱”了。
这次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文版制作精良，翻译可靠。日文版的图版、地图都被保留下来，殊为不易。书的页边标注了原书页码，书后则保留了日文版的“索引”，方便读者查对。日文版所附宗教学者山折哲雄撰“解说”也收入了中文版，“译者后记”则对网野史学和本书特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详尽介绍，对读者快速把握网野此书的精髓都很有帮助。
译者的专业和用心在中文版中随处可见。如书后作为“附录”列有《日本旧国与都府县名对照一览》，第十三章后附有“镰仓公方、古河公方谱系略览”，均由译者根据资料另行制作。在原书图版之外，还从自家旅游照片中增补了图22源赖朝墓、图24建长寺山门和图34小田原城本丸天守。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尤其能看出译者的功力和专业。这些脚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对书中部分较为专业的日本历史文化相关名词进行简要解说。如第15页脚注1释“天长节”；第28页脚注1释“枕词、冠词”；第35页脚注1释日本的“中国”地区；第37页脚注2释“百姓株”；第38页脚注1释“宫座”；第58页脚注1释“毛野”地区；第76页脚注1释“公民”；第100页脚注1释“加地子”；第108页脚注2释“院”；第115页脚注3释“知行国主”；第123页脚注1释“鹿谷阴谋事件”；第155页脚注2释“苗字”；第156页脚注1释“大番役”；第163页脚注1释“检注”；第177页脚注2释“大中臣清麻吕”；第190页脚注2释“北条得宗”；第201页脚注1释“六波罗探题”；第213页脚注1释“霜月骚动”；第223页脚注1释“安藤氏”；第246页脚注1释“甲乙人”；第263页脚注2释“镰仓公方”；第274页脚注1释“御家门”；第287页脚注2释“桂女”；第298页脚注1释“永高”，等等。这些注释对于普遍缺乏日本史知识积累的中国读者理解本书内容助益极大，在译介日本历史文化书籍时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做法。有些注释如第78页脚注1释“王朝国家”、第179页脚注1释“一揆”、第299页脚注1释“权门体制”等，对日本古代史研究中重要的学术概念加以精当讲解，也相当体现译者的学术功底。
其二，对翻译中若干细节的处理方式加以说明。如第1页脚注1解释为何将“そしえて出版社”译为“集体社”；第9页脚注1提示本书中所有的“如今”“现在”“最近”等时间当作1980年代解。在第十三章《东国与九州，西国与东北》的正文之后，译者还特意写了长达一页多的“译者附识”，说明在认识到“公方”一词的多义性和作者的“东国本位意识”之后，“为保持其风格，译者不将室町公方转译为室町将军，以体现作者的意图”。
其三，根据学界后续研究，对书中部分学术观点进行商榷。如第21页脚注1所述“伪使”问题、第251页脚注2所述“观应扰乱”中的阵营分析、第275页脚注1所述后北条氏与京都朝廷的关系问题、第295页脚注1所述关原之战中上杉景胜是否与西军预谋联合等。这些当然也是译者学力的反映，但笔者对此略有保留。作为一本写于40年前的通史类著作，书中的论点为后续研究所更新——无论是推翻还是推进——本是学术史的常态。若以此为原则进行标注商榷，实际上是注不胜注的。不妨把流畅的阅读交给读者，繁复的研究交给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