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体制略窥中古社会变革——梳理一下主要观点与治史风格

一、张国刚先生本书的治史特色

1、突破“种族与文化”的史观，着眼于经济逻辑

陈寅恪非常注重中古史上中国内部各种族与各种文化的分合演变，遂认为安史之乱后，唐“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大唐帝国版图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二国”、“二分域”的区分标准不仅是政治上统属关系，更有长安唐廷为儒家文化正统之象征而河北藩镇为胡化割据不尊周孔名教的夷狄之邦这个分别，故他提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直接上升到历史观层面，并为治史者奉为圭臬。从此学界理解河北藩镇问题多从“胡化”“汉化”立论，影响至今很多学者一直在这个思路里面打转，甚至“胡化”变成什么都往里装的筐子。案种族与文化确为中古隋唐时代的重要历史因素，但河北藩镇作为与唐廷相互利用、关系若即若离的地方军政实体，仅靠种族、文化来凝聚，未必能长久维持。因此张国刚教授从藩镇的社会基础入手，剖析藩镇动乱的经济动机是节帅拥立权所决定的财赋分配权与士兵豢养权，展现藩镇割据所以能维持又所以动乱不已的底层经济逻辑，在人所熟知的种族与文化层面之外，为藩镇割据找到一个更加坚实的解释。

2、吸收旧史论家如杜牧、尹源、王夫之等人的合理见解

本书论及藩镇的类型、与唐廷的关系、地理上的制衡格局等问题时，多引旧史论者而发明阐述。唐代杜牧《战论》、李吉甫《国计薄》总结不同地区藩镇的作用，初步可见类型的划分。宋代尹源“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已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说的藩镇巩固国防防御契丹吐蕃、藩镇之间相互的遏制关系是唐王朝得以维系的原因（记得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也有类似见解，大概因非首创之故，张教授没有引用）。这其实古人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已经有精当的认识，甚至因为当事人的缘故，所见还在今人之上。只是受思想条件、表述方式制约，只呈现为粗疏的札记，无法将问题展开梳理清楚。而本书在古人观点基础上详细爬梳史料，逐次展开详细论证，在印证吸收古代史论家的科学合理之处，建立一套完整的论述，避免了很多以今度古的偏差。

3、从大处立论，格局开阔，体现一定思想性

本书在论述藩镇时，重视其社会基础，深入考察脱胎于破产农民游民的职业士兵阶层，展现其所以出现的社会状况，以及其在中古后期或曰唐宋变革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可谓触及到结构层面。

中国古代的军队组织与兵制之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表征，周代国人武装之转变为战国小农征兵、汉末士兵由良家子担任而变为由部曲徒附充当、脱胎于鲜卑部落组织之府兵制度在唐代的蜕变解体，皆历史转折关头的社会剧烈变革所致，募兵制的兴起意味着无业游民破产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上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其影响力又何止唐代藩镇，至于五代更迭，宋朝积贫积弱，都可见到这个阶级的身影，甚至民国军阀的形象，亦可从中找到源头。不过这些都是笔者引申，本书中并未涉及，但从唐代后期社会结构自然可以想到。

这种涉及结构性框架性大问题的论述，深受八十年代重思想的学风影响，与今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所造成的的学术工业标准多少有些异趣。

二、简单捋一下具体观点（仅个人认为重要有启发性，且在阅读过程中着重梳理过的）

1 藩镇的建制原理

众所周知“藩镇”即“节度使”，但两者不完全等同。张国刚教授梳理了藩镇建制的原理：由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观察处置使兼任作为军事长官的节度使或团练、防御等使。

有唐一代，与边疆部族的斗争始终不断，太宗高宗时代出师远征开拓了辽阔疆土包括西域，而高宗后期、武周及睿宗时代则因为一系列内外矛盾而由进攻转向防御，需要在便将长期驻防军队。初唐时采取的临时集结部队命将出征的行军制度已经不适应这个需要。而作为世袭兵役制度的府兵则因土地兼并导致兵户贫困化无力负担兵役，且因留恋田宅家园不愿长戍边地（黄永年先生格外注意这个问题），故改而招募长期驻扎边疆的健儿募兵。开元天宝时期遂形成常驻边疆固定指挥某支由募兵组成的军队的节度使制度。

这时又因为封建社会治理技术所限，开始设置居于州县之上的“道”，道的长官为采访使，名义上是监察职务，实则因为“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有向更高一级地方政权发展的趋势，犹如东汉末年之刺史州牧。但这时的采访使按例不与节度使合一，只有少数如安禄山等炙手人物可以兼任采访使。实际上开天时期军政是二元的体制。

安史之乱后，中原内地所在兴兵，朝廷在中原江淮地区设置大批节度使防御叛军，同时由于天子奔蜀政令不通，任各地节度使自筹兵马粮草，接管辖区内行政财政等权力，采访使便成为多余，因此废除，改设置观察处置使，由节度使兼任，以求军令政令统一，遂由军政二元而变为兵权与行政督察权合一。因此说藩镇体制是边地节度使在内地广泛设置的结果，不如说藩镇是“开天时期内地采访使与边地节度使权力的结合与扩展”。

藩镇是俗称而非正式行政区名称，正式名称是某某道，道的正式长官是观察使，观察使一般带节度使、团练防御等使职以统辖军队，只是这个观察使必定由军队首领人物担任南。

2 肃代德三朝的矛盾斗争导致藩镇长期存在

河朔三镇作为藩镇中的佼佼者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旧史多归于肃宗姑息养奸甚至归于仆固怀恩个人的私心，都很偏颇。其实河朔三镇是唐代中后期结构矛盾的一个表征：首先是宦官与皇权的冲突。玄宗朝炙手可热的宠臣安禄山举兵，中原瓦解，唐廷成惊弓之鸟，先后被委以平叛平叛重任的河西陇右、朔方两支军队已经很不受信任，这时唐廷所运用的控制这些平叛军队的手段未超出历史上以内朝制外朝的传统策略——扶植起宦官势力来控制外镇军队，边令诚一言而杀名将高、封，九节度受鱼朝恩掣肘而兵溃邺城，皆是这个策略的负面效应，但好歹稳定住了忠于唐廷的外镇军队。唐代宦官势力亦因之崛起，皇帝与宦官集团之间遂又展开了激烈斗争，从肃宗末期开始，终代宗一代，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跋扈弄权，唐廷都是在接连不断的政变争政中度过。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节度使和安西节度使的部队相继内调，不仅西域丧失，吐蕃亦趁虚攻陷河西陇右，兵临邠、泾一线，威胁关中，甚至代宗时还攻陷过长安。从此西北边防问题成为唐廷的心腹大患，不仅在西北建立大量藩镇，还每年征调防秋兵入住，不可谓不狼狈。

在这种情况下，唐廷与安史势力之间的矛盾已让位于朝廷内部皇权宦官、朝臣宦官之争，唐王朝的军事重心也转而放在防御吐蕃威胁的京西北地区，“唐廷迫切要求早日了结河北战战事，处理日益激化的新矛盾”，而这时安史势力亦失去领袖分化为各自为战的小股军头，在这种情况下诏安收编薛嵩、田承嗣、李宝臣等，孤立消灭史朝义，便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因此唐廷将安史主要部将授予节度使，建立了河朔四镇，这不仅是安史之乱遗留问题或平叛不彻底的问题，而是安史之乱所导致的一系列新的政治形势与地缘结构造成的。

3 四种类型藩镇的三角地缘关系

张国刚教授在此提出了唐代藩镇分为河朔型、中原型、边疆型、东南型四种，主要标准是与唐廷的关系与发挥的作用。河朔是安史余党，中原防河朔，边疆型藩镇主要填补河陇撤防造成的国防空虚，东南型主要是看守财赋之地，这些都无需赘述。

张教授着重在河朔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上反驳了陈寅恪河北与中央为政治、文化上“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的说法。除了唐廷政令税制一定程度上行于河北、监军与进奏院的联系作用之外，实际上河朔藩镇对中央的依附性来源于对天子旌节的需求，唐廷亦时常以此作为笼络或挟制河朔藩镇的手段，因此不论冲突或合作，两者都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至于关系中原藩镇，因为是为了对抗防遏安史势力而建立的，安史系河朔藩镇长期延续，中原藩镇自然也要长期存续甚至强化，以收制衡之效，防止外重内轻的局面重演，自不待言。

有意思的是，张国刚教授在这里提了一个论断：河朔藩镇（与唐廷关系紧张）、东南型藩镇（保障东南地区财赋之地）、关中唐廷三者在地图上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形结构，中原型藩镇正好处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蔽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个三角形结构高度稳定有赖于中原型藩镇的作用，试想中原型藩镇被撤除，要么河朔举兵叛乱直逼关中，要么东南财赋之地与长安的联系被截断，整个唐王朝都将都陷入动荡，整个因此中原型藩镇是这个三角地缘战略的核心枢纽。

4 藩镇的社会基础

藩镇的社会基础问题，张国刚教授主要批驳了“士族大地主说”等从大土地所有制方面寻找藩镇社会基础的论断，其实这类论断都是当年教条运用理论的产物，至今已不值一驳。藩镇的社会基础是充当职业募兵的破产农民或无业游民，理论一点叫流氓无产者，这一点胡如雷等前辈学者也有提及。张国刚教授精辟地指出，藩镇政权虽然未超出地主阶级专政机关的性质，但作为脱离唐王朝中央而独立统治的地方政权，藩镇需要纠合一部分社会势力作为自己的支持者而保证自己的强大实力，这个社会势力就是破产农民或无业游民。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脱离土地，本无生计，藩镇招这些人当职业兵，以军饷养着他们及其家庭，给这些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因此受到这些当兵者的支持，从而职业组建强大的军队保证自身的统治。

同时，唐代后期大量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问题，造成了大量无业游民溢出于社会上成为危险动荡因素，唐廷以招兵的方式收纳这些社会闲散人员，使其在军队中被约束起来而不在社会上作乱。这也是为什么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不销兵且允许大量藩镇继续延续的原因。这也与后来宋代豢养大量禁军原理相同。

但问题在于，从农到兵容易，想要让脱离农业生产吃军饷，且惯于以战争中抢掠或哗变等方式获得经济实惠的职业士兵阶层解甲归农，重新成为辛勤劳作种田纳税的老实农民，几乎不可能，这个维稳的的方法是不可逆的，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世代当兵的职业士兵阶层，他们不事生产、凶悍轻身、狡猾难制，且有一定的组织性，成为藩镇的军事基础的同时，也成为唐后期社会的一个赘瘤。唐后期财政罗掘俱穷、北宋始终积贫积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么一个纯消耗社会财富的阶层。

5 藩镇动呈现乱内生性封闭性的经济逻辑

藩镇军阀以破产农民或无业游民为社会基础组建军队来维系的自己的统治，若失去了军队这个支柱，则藩镇也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职业士兵群体成为藩镇内最为骄横、也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因此张教授通过统计得出结论，藩镇的动乱主要不是与中央或邻镇的兵戎相见，而是藩镇内部骄兵逐帅之类的兵变事件占大多数，且动乱多数在内部斗争中得到解决，故藩镇动乱具有“封闭性与凌上性”。而这种内生性的动乱兵变又有一个核心动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张教授称之为“嗜利性”。

藩镇士兵群体既然是脱离农业生产以当兵为收入来源以供养自己和家庭的职业军人，那么军饷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节帅只有给他们发足粮饷给足赏赐，给予经济上充分的优待，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否则，节帅若不恤士卒、苛虐残暴，不丰给厚赐好好供养甚至还剥夺他们，则会引起他们的反抗，组织起来兵变驱逐赐予甚至杀掉节帅，拥立其他将领为节度使，而魏博等跋扈藩镇的士兵群体则更为骄横，赏赐稍不称意则哗变拥立新帅。整个唐后期到五代的的藩镇都始终处在这个经济逻辑之下，士兵的“嗜利性”得到满足与否决定节帅位置能否稳固，很多藩镇节度使的废立操弄在士兵的精英——牙兵群体手中。

为何藩镇的动乱具这些内生性封闭性特征？除了藩镇与中央相互利用依赖关系、藩镇与邻镇相互制衡关系这些外部因素之外，主要还是藩镇“骄兵的政治品格”所致：雇佣职业士兵阶层以经济利益为行动指向，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惜采取激烈斗争手段。加上唐廷在安史之乱后采取两税三分制，“送使”和“留州”两部分由藩镇自己支配，那么士兵的粮饷分配问题则与唐廷无关，由节帅决定，因此士兵群体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斗争矛头只能指向节帅，而不会向唐廷表示抗议。甚至士兵反对与唐廷或邻镇轻启战端——这种战争行为与士兵的生存要求相冲突——这制约了节度使不能轻易反叛唐廷，让藩镇始终处于窝里斗的状态。

这种经济逻辑，在府兵制这种世袭征兵制度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府兵当兵是服兵役，在经济上还得自己置办装备（相当于古代的军赋），无赚钱的可能，而且府兵大多是富户及品官子弟，有自己的田宅产业，也不需要靠当兵生活。而唐代后期藩镇职业士兵则无田产而靠当兵维持生存，加上以世代当兵为业造成作风凶悍骄横，势必决定他们在经济上是很贪婪而不易满足的。这种与六郡良家子和六镇兵户及府兵完全不同的政治品格，为中国古代后期军队所共有，更为近代军阀习气之远流。

既然这种经济逻辑导致的内乱是所有类型藩镇所共有，为何只有河朔藩镇一直谋求割据而其他藩镇相对服从唐廷呢？以往多采用陈寅恪“文化与种族”的历史观来看待这件事。其实用藩镇骄兵逐帅的经济逻辑能更好解释这个问题：士兵拥立节帅的目的在于取得本镇财政支配权，所谓“瓜分王赋”，将本地赋税尽量多得留在本镇豢养士兵而不上供中央。中原型和边疆型藩镇或防河北或防吐蕃，维持内外军事平衡的作用，唐廷不得不允许他们支配本地赋税来满足军队开销。而河朔藩镇，唐廷的态度则是尽量压制，有机会就削减其兵额和赋税占有，所以河朔藩镇只有时刻闹独立才能掌握本镇的赋税支配权，以满足底层士兵的经济利益，更何况魏府牙兵的胃口应该比其他藩镇大得多。而所谓河北胡化问题，河朔节帅多已汉化，麾下将领不分胡汉，军队、民众亦不见有民族隔绝的编制方式，所以河北与唐廷之间并非夷狄之邦与王朝中央的对立。正如张教授所言，拥立节帅以掌握本镇财政权，满足豢养士兵的需要才是问题的关键。

6 监军网络的作用

唐初以御史监军，“以卑制尊”，地位权力并不显著，玄宗时军队由健儿募兵构成，兵将之间隶属关系紧密，朝廷颇为忌惮，特别注重监军，“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边令诚、鱼朝恩之流即是这种角色。 藩镇常设的监军机构为监军院或监军使院，监军使不仅有一套僚属，还在藩镇下属支郡派有“小监军”，监视方镇在下属州郡的驻兵。所以作为皇帝的特派员，监军系统是一个分布甚广的网络，甚至监军还有自己的几百上千的亲兵部队，因此权位不让于节度使，往往能以奏察弹劾大权来钳制后者，以及参与谋划藩镇内财政民政等事务，甚至在骄兵逐帅之类堪称藩镇顽疾的事件中亦能从中周旋，安定局面。即使在跋扈的藩镇中，节度使也很少敢迫害监军，甚至还要贿赂之，以求得朝廷旌节这个合法性象征，这自然是藩镇游离中央之外而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的特点之表现。

监军的另一重要作用是，通过与幕职僚佐的接触，分化削弱藩镇内部势力。藩镇幕僚多为不得志的士人，托身藩镇以求仕进，节帅亦卑辞厚礼以招揽之为羽翼，两者之间犹如门生故吏。现在监军居期间，权位与节帅等侔，又是朝廷特使，使得有些士人幕僚舍节帅而就监军，甚至帮助监军遏制藩镇动乱，依托监军宦官而致身高位。南衙北司之争中，朝官反对宦官时始终底气不足，其原因就是大量士人升迁时多多少少走了中央权倖或地方监军的路子。

7 进奏院的作用

进奏院是方镇在京的“驻京办”，具有本镇进京官员联络点、汇报上奏本镇情况、传递中央命令、办理本镇上供赋税交割等作用。一些跋扈藩镇自不免用进奏院来窥伺中央的动向，甚至成为特务活动的窝点，比如淄青镇刺杀武元衡的刺客也隐藏在本镇进奏院内。

《长安十二时辰》中提及“朔方节度使留后院”向李司丞密报云云，“留后院”见于文献中为“留后使”，其设置沿革不详，应与日后的进奏院职能相同。其实根据张教授考证，天宝中尚未有进奏官的制度，其最早可能在安史之乱期间设置，肃代德三朝逐渐制度化，否则安禄山也不至于用刘骆谷之流以个人活动来伺察朝廷消息了。

颇为有意思的是，进奏院因为交割赋税等职能，经常转手大量财物，似乎自己搞起了金融业务：商贾在京师可以将钱财委托给某个藩镇的进奏院，换取飞钱，轻装旅行，到了本镇辖区，再拿飞钱兑换财物。以至于会昌年间御史台曾弹劾进奏院“兼并货殖，颇是倖门，因缘交通，为弊日甚”。

藩镇在京师设置进奏院，表示宗奉中央正朔，与朝廷在藩镇设置监军使，恰成对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在于：在州郡已经成为已经成为藩镇之下辖区的情况下，想要重建州在京师的驻京办“州邸”已无可能，进奏院成为藩镇地区联络朝廷的唯一通道，藩镇正是依靠对这个通道的垄断，屏蔽了朝廷与地方州郡的联系，使得朝廷无法以“属郡刺史自为政”的方式削弱节度使统治。不过，有一个联络机关，毕竟让沟通成为可能，朝廷有时通过进奏院的人转达自己的政令，往往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8 使府辟属制度的作用

藩镇节帅既身兼观察使为地方长官，则需要组建协助自己处理政务的文职班子，也就是幕府。幕府人员主要是现任官员入幕、有科举出身而未通过铨选释褐的士人、白身布衣三类。这类人员虽然是节帅自行辟属，但是是有朝廷正式官职，和明清官员的私人幕僚（师爷？）不同。在藩镇体制之下，地方州郡的官员如司马別驾以及诸曹等职能基本被架空，幕职僚佐是地方政务的实际主持者，政绩容易被看到，因此担任幕职的士人往往升迁较快，“唐后期宰相竟有三分之二是曾从辟过藩镇使府的”，岁出现了士人“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从而竞相趋附于藩镇的现象。

高级官员自行辟属属官的制度，从汉代流传至隋而取消，从此官员的任命权一律收归中央。但藩镇的使府辟属制度却能如此发达，成为士人的捷径，且相较后世为开明（辟属对象非常广泛包括布衣。明代以后则非科举不能得官，实际上明清地方官仍需要幕僚协助处理政务，但这些幕僚人员却无正式官职），原因在于唐代虽开科取士吸引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但录取人员少，实际授官又更少，且多干谒请托，加上门荫入仕比例仍然非常大，导致很多科举及第或未及第的士人大量溢出，使府幕职正好成为吸收这批人的绝好途径。

对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到的藩镇幕僚是助纣为虐的节帅爪牙从而助长割据这个论调，张教授认为不然：由于幕职人员即是节帅幕僚，又是地方政务的主持者，且辟属幕职是中央认可的，所以大多数文人士人抱着以幕府为跳板谋求跻身中央的心态，安心处理政务以求通显，身在幕府，却与地方官别无二致，对于动乱的藩镇则避之不及。当然专事谋乱的严庄高尚之流也是有的，少数失意士人投托藩镇为之谋划，但这些属于科举和官场的弊端，不能归之于辟属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