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香港？——《手卷》读书笔记

《羊皮筏子》（代序）(1985.10)：

木与羊皮，都是渡人和记录的材料，却应用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由它们承载的文字，则能够跨越一切的阻碍，沟通起河的两岸。但西西更偏好可以展开也可以收起的羊皮筏子。这篇序也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河的第三岸》。

P1-19《浮城志异》(1986.4)：

“志异”体的借用。浮城显然指涉香港，西西笔下的香港的最大特点是悬浮。浮城并非升起，而是坠落到半空中的，是一种不自由、不自主的状态，波涛汹涌的海面和海盗船显然指涉英政府。第三节“骤雨”讲到到了五月浮城的人都会开始做同样的梦：“梦见自己浮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浮人并没有翅膀，所以他们不能够飞行，他们只能浮着，彼此之间也不通话，只默默地、肃穆地浮着。”港人也生存在一种不自由、不自主的状态中，且互相隔离。飞行，这一西西从卡尔维诺处取得的喜爱意象再次出现了。第四节“苹果”从现代派的画作切入，指出“浮城是一个平平稳稳的城市，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同样是假象。浮城奇迹，毕竟不是一则童话”，点出香港的命运即将迎来大变革，而港人的身不由己其实只是一种拒绝未来的自欺欺人。苹果意象也在西西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如喝了就能获取信息的苹果牌冲剂、苹果选秀大赛。苹果在人类文明中有着多重涵义，运用这一意象大大增加了西西小说的解读可能。

浮城究竟会上浮还是下沉呢？西西的思考路径更多指向的是上浮的可能性，但她对于这种可能显然有着顾虑：“如果浮城头顶上有坚实的云层，浮城的上升就成为可喜的愿望，还抗拒些什么呢。”“时间零总是令人焦虑，时间一将会怎样，人们可以透过镜子看见未来的面貌么？”时间零也是卡尔维诺提出的概念，原本用于叙事时间理论，西西在此处将“时间零”看做一种存在的状态，她的小说或许就致力于描述这个状态下的香港。不过，西西对香港未来的思考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她至少肯定了由此引发出的对香港历史的整理与回顾：“在浮城，看镜子并不能找到答案，预测未来。不过，能够知道过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历史可以为鉴，这也是浮城镜子存在的另一积极意义。”

在西西看来，浮城人并非真正无感，他们向往着飞行，“浮城人的心，虽然是渴望飞翔的鸽子，却是遭受压抑囚禁的飞鸟”，她创造“鸟草”这一意象隐喻浮城人：“浮城的天空中满是飞翔的鸟草，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是鸟还是草，是动物还是植物。”作为传统性与殖民性杂交出来的浮城人，他们谁都是，又谁都不是。一旦飞翔，就会失去根源；一旦扎根，就会失去自由。这是一个残酷的二选一。

在这篇更近乎散文的短篇小说中，西西用一系列的词汇概括了她对香港定位的思考，其标题虽为“志异”，却更近乎词典文体。小说每一节都有与文字相关的配图，这种图文叙事也是西西喜爱的手法之一，而每一节的小标题也值得挖掘。

P21-25《猬的二三事》(1976.9)：

猬指涉刺猬，一种内里柔软但外表尖锐的动物。文中的猬也表现出离群、遮掩、防御的姿态，但猬究竟隐喻什么呢？

P27-32《奖品》(1976.4)：

小说以“奖品”为题，以一场无缘无故的比赛为背景。“我”和一个穿着黄色布衣的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比赛之中，获胜者可以赢得各种各样的奖品。但随着比赛进行，我们都想把奖品让给对方，而“我”也渐渐感受到了比赛的乐趣。但比赛最终被评审们叫停了，评审认为我们没有遵守比赛根本的原则，即排他性的竞争。小说最后，我和我的对手离开了比赛，肩并肩走出了“那压缩着冷空气的大室”。

这篇小说消解了香港浓烈的竞争精神。西西认为，当人们被裹挟进争斗时，往往是身不由己、迷茫无措的，而争斗的结果也可能并非所愿，争斗成为一种表演，其内核是空虚的。西西呼唤的是一种人人为人人的和谐大爱，一种淡泊无名的自我圆满，这才是人生真正的奖品。

P33-59《这是毕罗索》（1986.8）：

小说分为两条线，一条是女主人公收拾屋子时偶然看到父亲的照片，回忆起与曾为足球裁判员、教练的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另一条线始终以“这是……”开头，从巴西国家队队员薛高（济科）的视角描写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半决赛的全程。

小说的一开始刻画了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胜利的一刻，随后将视角突然转向五月某晚一个寻找书本的女子：“我的眼睛忽然碰触了父亲的眼睛。……我的眼睛碰触到的，是照片里父亲的眼睛。他的眼光并不凝聚在我脸上，视线的焦点对准了书架对面的电视机，画面正在播送世界杯球赛的消息。”足球，是父与女牵绊中无法被忽略的一条。之后的部分，世界杯球赛的直播与女子对父亲的回忆交错进行。前者既有着电视机式的客观叙事，又有着代入球员薛高的主观叙事；后者回忆了女子小时候跟随父亲前往赛场的日子、一同看球的日子、比赛结束后喝汽水的日子、父亲日渐年老，转而当起足球教练员的日子。回忆渐进，而直播继续，就这样，在1986年一个静静的晚上，站在电视机前的女儿，与书架上的父亲一同看起了世界杯。

小说的语言克制平静，却形成了多声部的喧哗效果，回忆与想象、现实与虚构、客观与主观、描写与抒情交织。余华认为“我”与父亲视线的错开正是西西创作的一大特点；何福仁注意到“这是……”一句式对《蜘蛛女之吻》的化用。

小说的女主人公显然有西西自己的缩影，而其中讨论的话题也远不止于足球和父与女的羁绊。承续着小说集上一篇《奖品》对竞争的讨论，西西无奈地叹息“今年是国际和平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足球比赛的冠军争夺战，却不能握手言和”，在《浮城志异》中，西西同样提到了“鸽子”这一形象，香港是缺少鸽子，缺少和平的，香港成为权力斗争与转让的战利品。

那么，谁来做这场竞争的裁判呢？当竞争上演时，人们往往只关注双方的厮杀比拼，而忽略了胜负成败的关键其实由第三方决定。可一个真正好的裁判，却又应该是模糊的：“真奇怪，好的裁判员总是寂寂无名的，名字响亮的裁判员多数是出了问题球的判官。也许，好的裁判员只应该是一个影子。最好的球赛，应该是人们不感觉裁判员存在的比赛吧，就像最好的电影技巧，是人们在看电影时不发觉技巧的电影，最好的化妆师不着痕迹的化妆，最好的政府，是不扰民、仿佛不存在的政府。”西西终于直言了她想说的话，一个好政府，应该在暗处默默地领导着、支持着人民，而非只会空喊口号，做出错误的决断。裁判员似乎是球场上唯一的权威，但事实上人非机器，总是会犯错。但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吗？西西并不这样认为：“机器是否比人更能明辨是非？难道因为自己的缺失，我们就放弃价值判断的责任？”这即是说，一个政府，即便无法事事都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能逃避价值判断的责任，这是底线。在西西看来，权力斗争下的香港即便没有最高话语权，也应该保持主动的、积极的、迎面而上的姿态，这和《肥土镇灰阑记》中表现的立场是相同的。而立场愈发坚定的西西，也逐渐摆脱九七大限之下的消极回应，转而不断探索定位自身的可能性。这种探索，与《我城》时期仅仅聚焦于香港自身的书写已经不同，更多的面向传统、面向民族、面向世界，展现出宽广包容的胸襟。

西西的探索的新转向在这篇小说中也已经有所体现：“父亲，你站在书架上已经许多年了，这些日子，你竟寂寂地站着，没有人和你聊天，也没有人和你一起看球赛。我常常到书架前找寻书本，为什么没有看见你？书本与你，原都是构成了我的历史。况且，难道你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我却一直没想到要把你打开，细细阅读。如今，通过球赛，我终于能够把你重新辨识，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书本，这是《手卷》集从序就开始强调的要素。书本是文字的记载、是传统的延续，但终究是间接的经验。而补足这经验的，就是来自父辈的直接体验。书本与父辈共同构成西西生命的重要部分。球赛，既指涉着西西与父亲张勇共同看球的共同经历，也隐喻着中英政府的权利角逐。九七到来之前的香港，永远停滞在“时间零”的状态。“时间一”会发生什么呢？没有人可以回答。西西暂时停止了这无望的叩问，而是开始追溯“时间负一”“时间负二”，从过去与历史中寻找答案。这也是为何序中，西西更喜欢可以恢复成原来形态的羊皮筏子。

P61-70《名字阿扎利亚》（1986.5）：

全篇是甲乙两人的对话，揭露英殖民统治者在南非的暴行和造成的恶果，殖民批判色彩浓厚。其中对于涉及殖民与国际商品贸易体系的部分让人想到墨西哥诗人何塞·艾米里奥·帕支可[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的《如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为谁工作》，西西在《传声筒》中有对此诗的分析。

P71-75《玛丽个案》（1986.10）： 全篇正文只有简短的八句话，叙述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丧母后上诉法院，希望更换监护人被驳回的事。但对每句话，小说都补充了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往往从这句话提到的内容延伸到文学中相关的经典，古今中外的都有，构成了丰富的文本互涉。

主题上前启了《肥土镇灰阑记》的讨论：“小孩子，身体受到足够的爱护，思想却得不到应得的重视；在法律上，他们也没有发言的权利。……两个国家，一个受害人。至于能够尊重孩童意愿的作品，请协助我找寻。”已经提及《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和《高加索灰阑记》。

P77-120《肥土镇灰阑记》（1986.12）：

很熟悉的文本了。“其实，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还是：选择的权利。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一直要由人摆布？……六百年了，难道你们还不让我长大吗？”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事》

P121-137《虎地》：

虎地在字面上指被关在动物园的美洲豹的活动场地，文中还指涉香港的禁闭难民营，更隐喻着将每个人都囚禁其中的现代式隔阂。这种隔阂在文中具象为铁丝网：“山谷之间，常有索桥；河溪流处，总有渡船。铁丝网的意思永远是行人止步。……铁丝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发明，它真是一件奇异的东西，连你，连我，也好像给它围在里面了。所有的人站立的地方，都是铁丝网围着的小小的一片苦地啊。”

西西将铁丝网称作发明，显然认为这种人工的产物。这种发明，看似是保护，其实是囚禁，铁丝网能提供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最终只会沦为一片苦地。这篇构思巧妙的小说将越南难民阿勇和美洲豹的形象逐渐重合在一起，而这重影更进一步反射出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倒影。战争、殖民、人道的宏大主题之下，西西关注的仍然是互相理解、互相扶持的和平与选择的自由，她具有着世界眼光。

P139-151《手卷》： 小说用“叙说者描绘了……”的一系列陈述句描写了数个镜头，展现了香港开放儿童非法户口登记的一天。小说呈现的内容有着极强的现实批判意义和香港特色，直击香港非法移民的痛处。

但所谓“手卷”是什么呢？文中的“》》”又是什么》

有了合法身份的移民就会迎来新生活吗？“有了良民证，就有资格申请做移民，移居到他们心目中美丽的、勇敢的、痛苦的、灿烂的、悲壮的、》》的、》》的新世界。”西西的这个结尾，有着悲哀的语气。

P153-160《贵子弟》：

反思香港的语文作文教育，认为不该为作文而作文。

P161-209《雪发》：

二十年前，花老师临时成为一个班级的语文代课老师，这个班里一个总是与别人不一样的男孩让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这个男孩来说，初见时头发被雪花侵染的花老师也让他一见难忘。男孩来自江南，小时候在更北的地方待过，但记忆中已经没有雪花的印象。因此，同样来自江南的花老师仿佛也将江南重现在了男孩眼前。花老师与男孩一见如故，他们都对植物草木、传统手工艺（制毽、剪纸等）有着浓厚的兴趣，都向往自由，反抗权威。男孩因为常常因为违反规矩被罚去红墙罚站，花老师则为了争取权利参与了一次教师罢工运动。然而，罢工当天，所有学生都听从老师的话没有来到学校，只有男孩一如既往地违反了规定。没有人管教，男孩爬上了学校里最为高耸的节果决明，上了“顽童爬树”的新闻报道。但在花老师眼中，伴着缤纷落英滑下树的顽童却夺目不已。男孩刚落地就被学校的权威抓走，花老师只能去男孩家中等待，她第一次见到了男孩的父母，也更了解了男孩的过去。虽然想将男孩调回自己班上，但代课老师人微言轻，花老师最后也没能将男孩从权威中解救出来。二十年后，在北方，花老师的头发真正成了白色的雪发，而偶遇的两人凭着这雪发相认，展开了以上的回忆。雪发的人，其实是指故乡的人。

《雪发》采用两人对话的形式（西西很喜欢用对话来结构小说），文字绚丽华美，叙事节奏先缓后紧，穿插着或隐或现的文本互涉（如《木兰辞》的诗句，顽童上树对《树上的男爵》的戏拟、郑愁予的《错误》），有着一定的浪漫色彩，但又触及了香港小学教育、权威与自由、大陆移民自我身份认同、女性权利等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

西西做过小学英语老师，文中的花老师有着作家自身的缩影。在西西看来，香港小学教育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偏重英文教育而忽视中文教育；二、机械管教压抑儿童天性。而教育势必会影响新一代香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而西西所提倡的是游戏式的教育。花老师的形象还让人联想到《飞毡》：“许多花朵舍命地盛放，只为挽救种族的衰亡；不断开花结果，才能延续生命。只有你，听见花朵里面哀哀伤伤的歌。不带哀伤的美丽，也许不算真正的美丽。”花、延续、哀伤，这三个关键词被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在西西看来，延续必然要经历哀伤，种族在苦痛中才能续存，这苦痛，也是港陆分离的苦痛。

而文中香港的传统已经快消失了，江南来的两人被这块土地排挤，母亲的毽子也只剩下两枚古钱：“那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两枚古钱了。没有了古钱，就没有了毽子；没有了毽子，我将纫什么以为佩呢？”纫以为佩，其实是化用自屈原《离骚》的典故。

文中男孩第一次听到老师的姓，立刻想到了花木兰：“当你第一次告诉我们你姓花，我立刻浮想起古代从军杀敌的那位硬气飒飒的女子，对你突然兴起肃然的敬畏。”这既体现出男孩对传统的继承，也体现出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反驳。不仅如此，男孩还无奈身为男性而无法完全继承母亲的手艺：“别的女子都怨没生男娃娃，独独我母亲不重生男重生女。她没有女儿，引以为憾。”

这一篇小说的情感集中爆发于最后，建议挑一个不被打扰的下午或晚上一气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