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猎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妇女屠杀。在 15 — 18 世纪长达 300 年的时间里，有数十万“女巫”被处死，其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农妇和奴隶。每个平民女子都可能被指控为女巫。她们是村里有一技之长的助产士、调香师、奶妈、江湖医生。她们可能帮助别人或者自己堕胎、避孕。她们或者面容姣好，让一些男人爱而不得，或者只是恰好有一个阳痿的丈夫，又或者只是掌握一些生活技能的独居老者。宗教法庭指控她们把婴儿献祭给了魔鬼，统治者深信她们魅惑男性、降低了生育率，奴隶主认为她们使用传统仪式煽动叛乱，男性村民则害怕这些女人骑到自己头上。这是女性受难的 300 年，也是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 300 年。
关于猎巫的历史，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体现了中世纪愚昧的宗教迫害和厌女症。可为何这场针对下层妇女的暴力恰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初期？猎巫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有什么联系？在《凯列班与女巫》一书中，费代里奇开创性地将猎巫放置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理解。统治者发动的猎巫彻底改变了性别关系和分工，妇女的身体也在封建社会危机、农民抗争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中不断再造。
14 世纪前，男性和女性都从属于封建领主，男性农奴对于女性亲属的权力十分有限。此时，男女农奴的性别分工也并不明显，所有的工作都是维持家庭生计。农奴斗争让一些农民获得了土地和自主权，但妇女被排除在土地所有权之外。她们带头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成为那时城市移民的主力。城市中的妇女可以独立生活，从事各种手工劳动。欧洲农奴的反抗运动通常以异端宗教运动的形式开展，而独立女性常常是这些抗争中的主力。女性在异端运动中有着更平等的地位，有权管理各项宗教事宜和自由流动。这些异端教义倡导男女平等，批判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谴责腐朽的教会。同时，她们还拒绝结婚、生育，不想将孩子带到人世受苦受难。这些实践令统治者恐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异端妖魔化并发起血腥屠杀。这些反抗者在莎士比亚笔下便是凯列班的原型，象征着无产者用身体抵抗着剥削和压迫。
性与身体于是成了统治者镇压反抗者的靶子。国家纷纷立法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严惩各种婚外性行为。同时，男性强奸下层妇女却是无罪的。国家有意制造了性别对立来转移阶级矛盾，拉拢年轻叛逆的男工，给他们性爱自由。在国家的支持下，有一半男性曾在城镇中公开轮奸无产妇女。他们以娼妓、女佣或洗衣女工为目标，认为这些女性被富人包养了，而强奸不过是夺回自己女人的手段。强奸的合法化分裂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并在社会中产生了浓烈的厌女氛围，人们开始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麻木不仁。
在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猎巫除了转移阶级矛盾，还将妇女禁锢在再生产劳动中，从而推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费代里奇继承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的经典论述忽略了女性的遭遇。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依靠圈地运动和暴力创造了失去土地的工人阶级。农民没有土地养活自己，而流浪和乞讨成了犯罪，他们便只能投身到雇佣劳动之中。但这场社会变革不但将人的身体变为工作机器，也将妇女变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要克服的首要危机便是人口崩溃。 14 世纪的黑死病大流行杀死了 30% — 40% 的欧洲人口；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的屠戮和瘟疫灭绝了 95% 的原住民。世界市场萧条与普遍失业在 17 世纪到达顶峰，国家这时开始催生。人口管控的公共政策开始严惩任何阻碍人口增长的行为，严格管理生育并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 16 世纪和 17 世纪“大猎巫”的主题便是指控女巫把孩子献给了魔鬼。女巫们会杀婴，因为她们懂得避孕、堕胎，还会施法令男子阳痿、女子不育。当权者怀疑产婆们会杀婴，于是严密监视她们，甚至将女性赶出产房。整个社区都被发动起来监控妇女，防止妻子们偷偷杀婴、通奸。女性的子宫由男人和国家牢牢控制，只能为资本积累生产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女性被驱逐出雇佣劳动的领域。男工们请愿，禁止妇女进入工人队伍同男人竞争。在外打工的妇女被描绘成荡妇和女巫。女性只能是母亲、妻子、女儿、寡妇。同时，男人可以免费获得妇女的身体、劳动，以及她们孩子的身体和劳动。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契约，无产阶级妇女成了男性工人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的公共物品。任何拒绝做生育机器和免费保姆的女人都可能被当成女巫审判并处死。这便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而欧洲妇女在 300 年的屠杀中被迫接受了这套安排。
在被围猎的 300 年里，女性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但她们的反抗总是被历史学家忽视。正如在拉丁美洲的革命中，凯列班是反抗殖民者的象征，而非他的母亲 — 西考拉克斯女巫。面对物价上涨、食不果腹的困境，妇女组织和领导了种种“反圈地”起义。而国家组织起“焚烧女巫”的运动，通过散播巫术恐惧来镇压妇女的反抗精神。大多数被指控的女巫是贫穷的农妇和奴隶。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女巫指控最多的时期。独自生活的寡妇，乞讨或偷窃的贫穷妇女，接受公共援助的妇人，都可能被怀疑是施展妖法的女巫。到了 18 世纪的殖民地，女巫就是非洲巫术实践者。种植园主畏惧这种仪式，便将其妖魔化为蛊惑人心、煽动叛乱。由此可见，社会统治者一直生活在对底层人反抗的恐惧中。而猎巫实际上延续了统治者早前对异端的迫害，他们是在打着宗教正统的幌子惩罚特定形式的社会颠覆行为。
猎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3 个世纪，但资本与父权仍在合谋对妇女实施种种暴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猎杀女巫在非洲大陆重现。资本原始积累正在这些地方侵蚀着无产者的生活：公共土地被私有化，人们在暴力掠夺中陷入更深的贫困。于是，人们崇尚女德，勒令妇女回家，歌颂贤妻良母，将外出工作的女性视为荡妇。宗教法庭便是驯化这些不服从者的刑场。如果说原始积累将男性变成工资的奴隶，那么猎巫将女性变成男性工人的奴隶。女人的无偿家务劳动、性与生殖权力都被转化为一种国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
回顾猎巫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女巫不过是努力生存的普通人。她们的智慧、独立、勇敢、反叛都被当权者视为洪水猛兽。于是，努力生活便成了一项罪行。长期以来，我们很难在男性权威书写的历史中看见她们。她们的形象只存在于恶魔学家的布道和罪犯档案的记录里。费代里奇尝试在宗教和法庭档案里追寻这些被遮蔽的声音，还原她们在死亡绝境中试图改变命运的身影。费代里奇开创的历史叙事不光挖掘了这些被遗忘的故事，也帮我们找到了一个理解世界变迁、理解妇女境况的视角。由此，我们得以在这些穿越百年的故事里看见彼此。如费代里奇所言，新时期的猎巫一直在重现。资本的时代总会将不容于统治秩序的女性作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社会变革，都凝结了普通人以生命为代价的实践。而女性被世人遗忘的受难是这段历史的主题，她们的不屈抵抗也在开创新的历史。
龚瑨
2022 年 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