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视角下的女性境遇

近几年来，国内图书市场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著作，这些书绝大多数为译著，而且也极少为新作，基本上是国外市场早已出版了的，如《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成为母亲的选择》《好不愤怒》《母乳主义》《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等。这个现象的背后，不仅是重新发现女性主义著作，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发现了“女性主义”——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关注女性的生存境况，从而推动男女平权，实现性别平等。

《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同样属于女性主义著作序列，不同的是，这部著作通过讲述欧洲近代史中“女巫”和女性的境遇，进而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学说和福柯的身体理论产生对话，引发了资本主义发展与女性遭遇的密切关联和深刻思考。

本书梳理了欧洲300年的历史，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对女性的“围猎”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在资本主义的核心，不仅有雇佣合同劳动和奴役之间的共生关系，还有劳动能力的积累和毁灭的辩证关系。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妇女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包括他们的身体、工作甚至生命。正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所评价的——本书在将猎杀女巫放入资本主义社会成长的历史过程中，完成了对现代的资本主义祛魅化成长历程的呈现……理论在此获得了它的肉身化的表达，不仅具有独特的性别视角，同时更让现代性的批判充满了一种切身之痛。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正是在这一切身之痛当中完成自身合理化的推进。

其实，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化中的女性境遇，可以延伸出更多的思考。在漫长的性别史中，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她们在结构性的“规训与惩罚”中被压抑，被异化，比如对自我形象的定义与塑造只能是刻板化的温柔、安静、贤惠、忠贞，倘若她们中间出现一个“异类”，不仅会遭遇男权的阻击，还会在女性群体中引起愤怒与谴责，陷入“底层互害”的悲哀命运。她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而是寄生在父权、夫权所构筑的庞大网络系统之中，寻求他者的庇荫与护佑；即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闪闪发光的女性，她们也常被冠之以多余的修饰词，如贝尔特·莫里索被称为“马奈的缪斯”、卡米耶·克洛岱尔被称为“罗丹的情人”、葛饰应为被称为“北斋的女儿”、李·克拉斯纳被称为“波洛克太太”。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上的任何重要领域，女性从来都不曾缺席，只不过由于男权体制的结构性挤压，她们被除掉了姓名，被剥夺了声音，导致了“缺席的在场者”或者“在场的缺席者”的尴尬地位。她们作为社会体制中的弱者，在性别等级制度运作中一直处于被定义、被凝视的弱势地位，这种定义与凝视渗透了权力运作色彩，不仅包括观看的权力，还掺杂了欲望的权力、塑造的权力、禁止的权力。女性作为“第二性”，是男性/欲望凝视的客体与物欲的对象，时刻经受着鲁迅先生所言的“无物之阵”的困局，“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无奈沦为了有形或无形的受害者。正如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揭橥的残酷命题——“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凯列班与女巫》不仅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其实也是一部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宣言书。作者以一名女性学者的身份，回归女性视角下的“她”叙事，以历史、宗教、经济和哲学的要义探究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女性问题，兼具思想性和可读性、深刻性和通俗性，无疑是一部女性主义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