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票供应”的历史与记忆
——WG史系列讲座第3讲
WG期间在上海，“猪肉”是凭票购买？
跟金大陆老师说的一样，我问到的几位上点年纪的同事都毫不迟疑地说，“那当然！”包括心细、记性好的老顾。
在我们这些经历过“票证时代”的几乎所有人心目中，“凭票购买”，在“那个年代”，那是必须的，更何况是“猪肉”这样矜贵的食物？
但金老师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史实：
虽然在1955年至1992年的37年间，上海共5次采取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但是，在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期间，上海猪肉“敞开供应”了共12年又2个半月（金老师似乎多数了1个月，应为12年又1个半月）。
这倒的确完全出人意料之外。联系到自己，就是说在我出生的时候，曾经有连续好几个月，猪肉都是敞开供应的——而这样的“丰足”生活，我们居然都忘记了。这可能是因为，敞开供应归敞开供应，跟能不能买得起，是两回事。如果不敞开供应，有钱也买不到；而如果没钱，敞开供应也白搭。
——猪肉在上海在WG前后敞开供应了12年多，这是我在李大伟先生六艺茶馆里参加的第三次“WG史系列讲座”中学来的“新”知识。
我自己亲历的“凭票购买”，是从我1991年起到县城上高中时起。那时候，每个月都提前从家里称一袋29斤大米，送到公社（或乡，现已改为“镇”了）粮油站，换成29斤粮票，然后把粮票交学校——公社的粮油站什么样子已经记不清，但却又似乎印象深刻。留在印象中的是一个阴呼呼的、油腻腻的地方，里面的人似乎都很趾高气昂。在“那个年代”，商店的营业员都可以趾高气昂，更不用说粮油站的了。在粮油站拿到粮票——也可能是粮票转移的单据——之后，在我这个十几岁男孩的心里，常常会升起一点点小小的得意，在模模糊糊中，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换取粮票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自别于普通农民的“身份”的象征。我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粮票？
之后，是把全部29斤粮票都交给学校，还是自己保留一部分用于日常开销，我有点记不清了。如果都交了，那平时买包子、馒头是不需要粮票的？但我明明记得当时举着粮票在学校食堂的售卖窗口买包子、馒头的情形；而我又明明记得自己的确把换来的粮票都交了——这真有点迷糊了。
在高中的几年，每天的粮食，主要指米、面等主食，是定量供应的。男生比女生的定量高一点：中饭和晚饭，一般男生一整盒米饭，四两；女生半盒，二两。每天中午、晚上开饭时间，学校食堂里人流涌动，一架架明晃晃的盛放饭盒的大盘架子从食堂工作间推出来，热气腾腾，饭香缭绕。每个架子从上到下搁着十来个一平方或更大的大盘子。大盘子从架子上端下来，平摊在饭桌前一长排，每个大盘子里放着几十个铝制饭盒，里面是蒸熟的香喷喷的大米饭。同学们根据编号找到自己的饭盒大盘，然后在大盘子里认领自己的饭盒。
高中三年，还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吃不饱。我也吃不饱。年轻时，我常常把自己个子没长高的原因归咎到中学的时候没吃饱饭。却不提同样没吃饱，有很多同学都比我长得高很多。
因为吃不饱饭，有两件事就常常会发生，我到现在一直记得。
一是“偷吃”。
同学大灰狼的饭盒有一阵就连续被偷，这样大灰狼就得饿肚子。饭盒被偷，我们做同学的好像也有责任，也丢份。于是，一天中午开饭前，好几个男生早早到了饭盒点，“埋伏”在不远处，等饭盒架子来了，一帮同学都盯着，目不转睛。心里有点小激动——说不定待会儿要打架，说不定是打群架……
等待的时间总是不短。最终，真的有一双手奔着大灰狼的饭盒去了，驾轻就熟，拿起转身就走。一帮同学猛然现身，把那位拦住——这可是抓了现行。只不过，故事有点虎头蛇尾，寥寥草草就结束了。因为被“抓住”的是一位女生，还谁都不认识。本来血脉贲张的一群男同学，瞬间卸了火气……
不管怎样，大灰狼的饭盒再没听说丢过。
二是“白吃”。
那时候，每周上课五天半。周六上午课程结束后，不吃中饭就可以回家。但食堂的中饭照样供应，饭盒还是那些，一个不少。平时吃不饱的同学，如果周六不急着回家，那就可以在吃完自己那盒饭之后再去大盘子那边看看，有不少饭盒无人认领，就可以据为己有。不吃白不吃。我就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周六中午吃两盒，八两饭。
心满意足。
吃不饱饭，是因为粮食产量不够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同样的问题，国家对粮食执行凭票供应，是因为粮食产量不够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两个问题，在我的中学年代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二十多年后，年过不惑，才疑惑起来。
一个多月前，袁隆平先生去世，举国哀悼。好几天时间，朋友圈差不多完全被袁先生占屏。在很多群里也有各种讨论。看到不少比较专业的文章，分析袁先生对中国粮食产业的真实贡献。我想，这全国上下群情涌动，与上了点年纪的几乎举国民众都曾经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不无关系。大家对能够让粮食大幅增产、确保老百姓吃饱肚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科学家，感激不尽。袁先生应该是这一群粮食科学家中最具知名度的代表人物——百度的介绍是：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我对袁先生所知不多，对粮食科学界的了解更少。但我还是以为，主流媒体对袁先生的宣传、以及民众对袁先生的纪念的热情，似乎远远超出了“合适的”范围。当然，这只是“我以为”而已。对于什么是“合适的”尺度，我并没有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我只是有这样一些疑问：袁先生是为数不多但也不少的中国杰出科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在粮食科学界也还有其他不少大有作为的科学家，但主流媒体为什么会把袁先生抬这么高？民众为什么会普遍认为袁先生“养活了一半中国人”？
这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鸡荒，真的是因为粮食产量低、不够养活世界、养活国人吗？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我收集、查看了几本有关鸡荒的专著。
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鸡荒》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考察了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萨赫勒地区的大鸡荒，认为是获取粮食的“权利”而不是粮食产量本身，出了问题，最终导致了饥荒。粮食产量下降，在鸡荒的成因中，如果说发生了作用，也只是一个辅助的、雪上加霜的作用。甚至，在有些发生了大鸡荒的年代，粮食总产量以及人均粮食产量并未明显减少，甚或有抬升的。
西尔维·布吕内尔的《鸡荒与政治》，关于鸡荒起因的看法，与阿玛蒂亚·森的几乎一致。只不过，布吕内尔对起因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分类，列出了几大不同的丧失获取粮食权利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粮食生产的技术原因，导致了鸡荒。
文浩的《鸡荒政治》重点讨论了苏联（乌克兰）1930年代与中国1950-60年代的大鸡荒。文浩基本认同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但与森不同的是，文浩并不认为民主是避免鸡荒的必要条件。非常充分的两个证据就是，苏联在1930年代、中国在1960年代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鸡荒。在非民主国家，当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粮食权利被置于较高地位时，他们同样可以做到避免鸡荒，即使，效率有可能偏低。
既然苏联和中国在“那个年代”都可以有效避免鸡荒，那么，同样不难理解，当政府调高某项“权利”的权重时，他们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实现某项目标，并不会太难。就比如金大陆老师讲到的WG前后12年又1个半月内在上海猪肉敞开供应——这完全没有问题。即使，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多少人能经常买得起猪肉——在我母亲生下我做月子的时间里，猪肉就是敞开供应的，但我不确定母亲吃到过猪肉或骨头汤……
为确保上海的猪肉供应，金大陆老师列出了当时主要的三项举措或原因：
1. 原因一：“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
2. 原因二：郊县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
3. 原因三：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
三大原因中，不管哪个原因，都持续出现了“持续”两个字。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要政府持续去做，政策往往就能持续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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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史系列讲座第4讲，《崇武的审美——上海WG时期的服饰》原计划在今天下午举办。在某一天，突然接到通知：
各位朋友：本次讲座暂停。
据说的原因是：市委宣传部已通过街道工商局来找了。100年党建前这类话题不宜。但没有责怪的意思，希望我们多开一些文学经济类讲座，他们不管。
——这似乎又是一个例证：当真理掌握在有些人手里时，他们就掌握了各种事情的优先顺序，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配置权重。
大到粮食，中到猪肉，小到讲座。无所不包。
2021.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