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的普遍性
《罪与罚》的创作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四七年频繁参加彼得舍夫斯基小组后被捕，十年以后，回到圣彼得堡开始创作。这个时候一八六一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陀老曾深深厌恶这一制度，因为农奴制与他父亲的死因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曾记录，陀老之前在工程学校读书， 父亲背负着他和哥哥两个人的花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荣心十分强大，尽管知道家境窘迫，他仍然经常额外向父亲要钱。要钱时他都说是因为必不可少的开支，然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在他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阔气同学当中显得过于寒酸。父亲的死——他认为他以助长农奴制最野蛮暴行的方式导致了父亲的死亡。如果不是自己的额外花销，父亲也许就不会苛责农奴，农奴可能就不会加害父亲，父亲的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内疚，负罪感演化成为仇恨农奴制。
19世纪50-60年代，陀的思想发生变化。陀在自己的杂志《时代》提出提出根基派，目的是鼓励人们努力消除农民与西方的上层社会之间的隔阂。尤其陀的四年苦役生活让他意识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的所有革命预期多么不切合实际。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以及原始的机械唯物论和决定论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与陀的苦役生活形成对比。俄国的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五年才显露出来，陀在一八六四年创作《地下室手记》第一次正面抨击了虚无主义，《罪与罚》与《群魔》也同样如此，揭示的便是各种接受虚无主义信条的人物，当他们试图将其付诸实践时这些信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罪与罚》讲述了一位孤独且贫穷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生活的重压下，开始思索自己有没有权利“杀人”，牺牲“虱子”般的人，来成就众人的幸福。他认为人可以分为“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两类，想要通过杀死“虱子”般的人来证明自己是属于第二类“不平凡的人”。他的“罪”使得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以及老太婆的妹妹丽莎维塔，“罪”带来的“罚”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制裁，更多的是心灵上的痛苦，杀完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解脱，反而心里百般折磨，理论的失败让他知道了自己并非“不平凡的人”。直到他走向索尼娅，在索尼娅的信靠顺服与坚守的人生方式中得到了见证与救赎，承认自己的“罪”去自首，最后索尼娅一同陪伴他前往西伯利亚流放。
不同的学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在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中说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共有四种方式，其中第二种方式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新基督教’的渐进显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彰显了他本人对上帝的一种探索过程，是“新基督教”的渐进显现。《罪与罚》就是对“上帝是否存在”论证过程的一部分，在“罪”和“罚”的争战中揭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化用了多处经文， 我在领读的过程中也会运用《圣经》中的一些经文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解答，《罪与罚》是对《圣经》中不可杀人与爱邻人这两则古训的挑战与质疑，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痛苦页反映出挑战的失败。
一、“罪”的多重内涵
“罪”这一含义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中“sin”一词，在《旧约·创世纪》一书中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堂般的伊甸园快乐地生活着，上帝嘱咐他们说伊甸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但亚当和夏娃在魔鬼Satan的诱惑下，偷吃了果子，悖逆了上帝，被赶出伊甸园，并要受苦赎回罪行。自亚当开始，自由意志转化为自我意志，“罪”就产生了，人开始堕落。
在基督教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罪”的含义也不断演变。关于“罪”这一基督教教义主要在以下几个时期发生了演变：希腊教父时期、奥古斯丁时期、中古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在“罪”这一教义的演变过程中，也能够看出人在不断向上帝的真理靠近。
在《罪与罚》中，“罪”的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品中呈现的社会现象；二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指导；三是作品中人物的具体行动。但这部作品“罪”的主题所关注的中心是在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围绕着他心中的“超人哲学”理念而展开。
《罪与罚》整部作品中都充斥着“罪”的现象，首先在社会层面上，从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家来看，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他本是正直上进，善良纯洁的，但他面对社会确实穷困潦倒，前途无望，“他被穷困压得透不过气来，可是最近，就连窘迫的境遇也不再成为他的负担了。”他被贫穷压迫，面对人生也失去了信心。勤劳善良的妹妹杜尼娅，在斯维里加洛夫家里做家庭教师，却遭受逼迫与欺侮，为了支持哥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学业，给他寄钱，自己拿婚姻做交易，想要嫁给一位有钱但虚伪的人；热爱孩子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女的人生困境却无能为力，心力憔悴，最后伤心而逝。从马美拉多夫一家来看，安分守己的九等文官马美拉多夫无力供养子女，自暴自弃地自我麻醉看着一家人挨饿受苦，“贫非罪，这是真理。我也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然而行乞，尊敬的先生，行乞却是罪恶。虽然家徒四壁，您还能保持自己与生俱来的高尚情操；但挨家乞讨时，无论何时也无论何人都无法再保持自己的情操。”看着患病的妻子卡捷琳娜得不到医治，看着纯洁善良的女儿索尼娅跳入火坑去做妓女补贴家用，最后发疯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儿女上街乞讨，而马美拉多夫最后也贫病交加，醉酒摔倒马下。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的边缘小人物也充满了苦难，干草市场聚集着眼睛被打德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阿芙罗辛纽什卡；荒淫无度的地主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搭；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瞪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
从作品中的人物思想指导来看，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自我中心主义、快乐（欲望）主义、“超人哲学”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卢仁为代表，他是一切都为了个人的“聪明人”，他自私自利，冠冕堂皇地将婚姻当作交易，他诬告索尼娅偷钱，并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妈妈的信中污蔑拉斯柯尔尼科夫：“我对此深信不疑着，实因昨日曾亲见其在一丧生于马蹄下之醉鬼家中，以资助安葬为名，将二十五卢布之巨款悉赠醉鬼之女，而该女系一品行不端、臭名远扬之女人，我为此深感震惊，因我得知，夫人为筹集此款真乃煞费苦心。”他不仅没有同情心，还肆意论断污蔑人。卢仁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关于“爱邻人”这一古训，卢仁从现在的社会在科学和经济的原理出发，他否定他转向拉祖米欣继续说，不过已经带着某种得意洋洋和居高临下的神气，只差一点没加上一句“年轻人”，“至少在科学和经济学真理……的探索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或者用时髦的话来说。“对于卢仁来说过去的爱邻人的古训已经变得不可用，我的外套被撕掉一半，于是我们都赤身裸体：以前人们对我说‘你要爱人’，于是我就爱了，那么结果怎样呢？”彼得·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也许说得太匆促了，“结果是，我把一件长上衣一分为二地撕开，分一半给别人，于是我们两人都半裸着身子，这正应了俄国的一句谚语，‘同时追几只兔子，一只也逮不住’。科学却告诉我们，首先你应该只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你只爱你自己，那么你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妥，你的长上衣也就会完整如一。经济学的真理进一步告诉我们，社会上办得好的私人事业越多，也就是说完整如一的长上衣越多，社会的基础就越牢固，公共事业也就会办得越发兴旺。因此，我仅仅为自己发财致富，实际上也是为大家发财致富，其结果是使别人得到了比撕破的长上衣更多一点的东西，而这已经并非受惠于私人的个别恩赐，而是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 卢仁这一套理论是拉出自自己面对的是个体现功利主义逻辑，他这里讽刺的是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中提到的平均主义，他了解人的天性，不认同平均主义是因为从经济的角度看无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忽略了人内心中深处的情感，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因为他内心没有第三条合乎中道的道路——在基督怜悯之下的爱，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最大的是爱。《圣经》中有这样一句经文：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 15:17 和合本)。这句经文的内容不在于素菜或肥牛，强调的是人的爱，只要关系是彼此相爱的，即使吃一些素菜也是喜乐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恨的，吃饕餮大餐也是无益的，强调了彼此相爱的美好，胜过看似过着彼此富足尊荣的生活却彼此相恨。卢仁的理论便是如此，认为只有自己富足了，才能让他人富足，这一观念的出发点便不再是爱人如己了，而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先爱己，才爱人。
快乐（欲望）主义以斯维里加洛夫为代表，他是一个卑劣的酒色之徒，杜尼娅在他家里做家庭教师，却遭受他的侮辱与骚扰，他整天寻欢作乐，却无法满足，生命里充满了虚无。在《圣经》中的《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九节：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以弗所书 4:19)这句经文形容斯维德里盖洛夫再好不过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原型是监狱中的阿里斯托夫，他是一个奸细与告密者，是一个花天酒地，充满了欲望与享乐主义，他证明一个人可以堕落到何种地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人物原型玩世不恭的犬儒心态，也保留了他彻头彻尾地鲜廉寡耻。美国评论家约瑟夫·弗兰克如此评价他 ：他是一个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卡西莫多式的怪物，约瑟夫·弗兰克评价他那拜伦式的厌世情绪意味着某种层次的精神境界；他那充满矛盾的人格在最卑鄙的邪恶与最仁义的善良之间摇摆不定。他认为可以用拜伦的一首诗描绘他：
一般情况下太自私，他有时
可以为了他人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
但这并非出于怜悯，也不是因为他应该
而是因为某种奇怪反常想法
这种摇摆不定使他以一种隐蔽的高傲前进
做他身边几乎不应该或者更应当做的事情
因此，在充满诱惑的时候，某种冲动
同样也会舞蹈他的灵魂犯罪
在斯维德里加洛夫眼里，无所谓道德准则，于是人生对他而言也就无意义，他只能从世界上的感官享乐中寻求刺激，这一想法也造就了他最后自杀的悲剧。
“超人哲学”主义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代表，整部作品“罪”的中心也是围绕此而展开。“超人哲学”理论虽是尼采提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尼采更早尝试。有一个注释：以前不少译本都译成“超人”，并且有人撰文宣称拉斯科尔尼科夫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但这是一个硬伤。尼采1883—1885年才完成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首次提出“超人”学说，而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早已去世，更重要的是，陀氏的《罪与罚》1860年开始酝酿，1866年就已正式出版。因此，陀氏根本不可能知道尼采的“超人”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更不可能影响陀氏小说的主人公，倒是尼采曾说过很喜欢陀氏的小说。
我们暂且用“超人哲学理论”去概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
在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社会思想不断涌入俄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受到冲击，同时也冲击着信仰。虚无主义、无神论思想和拿破仑式的“伟大人物论”等层出不穷的思想冲击着社会，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其中受到影响的一份子，他提出了自己的“超人哲学”理论。在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论犯罪》那篇文章里将人分为“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两类，“这个观点认为，按照自然法则，人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仅仅是繁衍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干，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提出新见解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在这种思想中挣扎，他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大学生，因贫困却迫不得已辍学，住在简陋的房间里，躲避着整日催房租的女房东，他拿着父亲留给他的表去找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来卖，并请求她再宽限几天还利息，阿廖娜表明他的表不值什么钱，只能换一个半卢布，这样的压榨击垮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心理对于贫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里涉及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动机之谜，起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把重点放在环境的问题之中，目的是让人关注环境是否能使人犯罪这个问题，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贫穷的逼迫之下，产生了想要拯救人类的冲动。
他曾在小酒馆听到大学生与军官谈论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用一条生命来换取几千个生命，使之免于腐烂和朽败，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这一谈话让拉斯科尔尼科夫更加确信自己的理论，“小饭馆里的这次无足轻重的谈话，在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上对他产生了寻乎异常的影响：仿佛其中”并确信自己是“不平凡的人”。他杀掉“虱子”般的阿廖娜，就可以造福众多。他检验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超人理论”，还有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验证，“拉斯柯尔尼科夫表示，他想挑战自己的欲望、对上帝权利的向往为本我提供强大的动力”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将是被允许的，人也就没有束缚，充满了“自由”。
在这样的理论下，他内心杀人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加上他过多的幻想，他做了第一个梦。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梦境分析：51页第一个梦，人在病态中的梦境往往异常鲜明、清晰，并且与现实生活惊人地相似。
他梦到一匹瘦弱的小母马竟拉这样笨重的大车，还说要飞跑呢！农夫还重重地鞭打在其身上，农夫米科尔卡，从鞭打为了驭马，到为了取乐，慢慢周围一群醉鬼，一起对可怜的驽马施虐，后用斧子狠狠地砍死了驽马，
这个梦境梦到的是童年的自己，幼小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善良又纯真，对瘦弱的母马即同情又可怜，这也表明了人性中存有善良的本性，人内心暗含着道德规则。他无法再忍受他们残暴的行为，于是他前去抱着母马开始亲吻。
这个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六岁那一年和哥哥一起去首都上学，在路途中发生的一件事有关，他看见一个政府信使在挥拳猛击赶车的农夫，农夫在鞭打马，这让他感受到了侮辱。 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信使成为残暴政府的象征，这个政府以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对被奴役的农民实行的统治导致了农民生活中所有残暴和苛毒。梦是人内心潜意识的反映与流动，反映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将整个社会环境视为鞭打母马的车夫，自己是等待被鞭打的母马，他不愿成为被压迫者，更不愿成为鞭打母马的统治者，所以他想要反抗，为了更多被压迫的人，反抗像农夫一样的压迫者与统治者。
但是梦醒过后：“上帝呀！”他大叫一声，“难道，难道我当真要拿起斧头，瞄准脑袋猛劈，劈碎她的头盖骨……滑行过黏黏的、暖暖的鲜血，去撬锁、偷窃，战战兢兢，藏藏躲躲，浑身沾满血迹……拿着斧头……“不，我会受不了，受不了！哪怕，哪怕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已天衣无缝，哪怕这个月以来决定实施的这一切，清晰犹如白昼，准确好似算术。上帝啊！即使这样，我毕竟还是下不了决心啊！我定然受不了，受不了！……可为何，为何直到如今……” 57页
这样的疑问，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在表明拉斯科尔尼科夫其实是在受到良心的谴责，也受到道德规则的约束。这个梦境即表明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并非他按照自然法则所划分的不平凡的人那一类。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意识到如果自己以暴力反抗去拯救被压迫的人，自己也变成了另一种施暴人。这样的潜意识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理论有了现实的依据，暗中推动了他杀人的念头。
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中写道：“自由转化为自我意志，转化为人反抗式的自我肯定；自由成为自我目的的、空洞的自由，它使人变得空虚。”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如此，自我意志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人应当自由之路，但当人在自己自由的恣意妄为中不想知道任何高于人的东西时，自由就转化为奴役，自由毁灭人。”他在自我意志中犯罪，心理百般折磨。
从人物的行为而言，有着明确的犯罪行为，也有着困境中的软弱。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老太婆阿廖娜及丽莎维塔；阿廖娜放高利贷压榨穷人，欺压妹妹丽莎维塔；伪君子卢仁觊觎杜尼娅，诬陷索尼娅，仇恨拉斯柯尔尼科夫之罪；斯维里加洛夫杀死妻子，逼迫要挟杜尼娅，以及他的自杀之罪；索尼娅被迫卖身补贴家用，也是在肉体上犯了罪等等，这些是明确的犯罪行为。困境中的软弱是人不再坚持心中的原则和信念，马美拉多夫在困境中只能自暴自弃，放弃责任，沉溺于醉酒之中；卡捷琳娜在困窘中失去仁爱之心，逼迫索尼娅卖身养家，在丈夫临死之前也不肯原谅他；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和妹妹在生活的重担面前放弃原则等等，困境中的软弱也是“罪”行为的一种表现。
总之，这些“罪”的表现都是利己主义的思想，“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就是一片在罪中沉沦的土地，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是“罪人”，没有一个真正的义人，所有的贫穷、不公，所有的放纵、伤害，所有的悲剧、苦难都是人们的“罪”造成的，每个人物都与“罪”有关联性，这体现了罪的普遍性，而人们的罪也必然导致陷在“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