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精神与“立人”
作为古典学专家，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直译就是《希腊方式》）应该是一本古希腊的简明读本，而《罗马精神》与《希腊精神及其回声》则可看作是希腊精神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与流变，以及虽然覆灭却被无数人怀念和称道的城邦。
中国人了解希腊，应该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中国处在西方列强环伺之下，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美利坚均是“船坚炮利”，所以，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救亡图存。然而，一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却是“言必称希腊”，引人深思。作为与中国相同的文明古国，希腊当时早已不是什么世界强国，且不具备“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但却成为“欧风美雨”的核心，足见希腊精神是整个欧美文化的源头。
然而，为何“言必称希腊”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如此重要，为何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将中共留苏派“言必称希腊”的行为斥之为“教条”“比屎还没有用”？希腊精神是否不合中国国情？这恐怕要从儒家思想和希腊精神中不同的“立人”观说起。
与希腊主张理智与精神并重不同的是，儒家的“立人”观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讲究的是 “每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性相近，习相远”，如若不加以教化，便难以成人。所以，孔子经常敲打子路，并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作为自己最大的成就。然而，在希腊，苏格拉底与众人之间并无师生之礼，无论是散步、偶遇还是宴会，苏格拉底都是在对话中不断发问，将对方带到思想与智慧的深处。相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苏格拉底更多的是问而不答，在他这里，作为儒家精神的核心的“礼”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价值观的交换和对真理的探求，即便是这一切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使苏格拉底死于非命，但希腊精神最宝贵之处也因此得以保存——尼采曾言，“有的人死后方生”，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教育就成了“立人”的关键。在中国，教育的重要性与教师的权威性几乎是毋庸置疑，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虽然他老人家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还是被弟子尊为“至圣”。相对于苏格拉底的悲惨结局而言，孔子似乎是成功者，但在思想层面上，孔子及其弟子生前身后自始至终未能实现“仁”，而苏格拉底却在死后到达了真理的彼岸——2000年后，孔子也未能逃脱苏格拉底的命运，被五四时期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衣钵传人，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其激烈之程度，比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育者最终却被受教者打倒，令人叹惋。“立人”的根本，或者说老师该如何做到“教是为了不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如果才能不限制弟子的思想自由，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与孔子同样都是失败者。
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帝制已经被彻底推导，但中国又已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民众麻木、愚昧、自私，社会乱像丛生，长此以往，必然有人鼓吹专制以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又将陷入一乱一治的怪圈。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首先需要一代新人——立人的重要，可见一斑。所以，梁启超做“少年中国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改造国民性”，胡适主张“宪政”，都是希望中国人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点，便是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的原因所在。但是，能在短时间内接受“立人”思想的还是知识分子，广大的革命主力军——农民，仍然停留在“等贵贱、均贫富”以及论功行赏的阶段，面对巨大的外敌入侵和生存困境，毛泽东便意识到，采用儒家的宗法制更能在短期内组成强有力的军队（这一点，曾国藩是最好的先例），所以，他便带领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自我批判，“立人”被暂时抛到了一边。而在革命成功后，无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所谓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往往成为党派之争、话语权之争、意气之争甚至是利益之争。2000年一治一乱的怪圈，不仅在于政治，同样也存在于思想和文化之中。而毛泽东去世之后，也没能逃脱孔子式的命运。
当然，希腊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半岛，而不是这样一个战乱不断、灾荒频仍的大陆。不同于希伯来、基督教所代表的信仰、狂热和激情，理性、思辨、民主的精神使希腊人摆脱宗教和神学的束缚，使人性在理智的引导下，得以自由和解放。在雅典，希腊人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激烈决绝——“我要以我死，为世人赎罪”，也不像佛教徒那样虚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是以自由的思考、理性的辩论去探求真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也只有在真理的探求中而非名利的诱惑下，个人的德性才得以不断升华，潜能才得以充分张扬——这一点，正是“立人”的终极目标。而且，希腊人人都喜爱戏剧以体验不同的人生方式，热衷体育以追求体魄健美，热爱思考与辩论以获得智慧。在他们眼中，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而非今日我们所认为的求智慧之学——逻辑和智慧只是心中有爱的工具。所以，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弱胜强，依靠的正是这种以爱为先导的智慧、忠诚、勇敢，保卫的是对真善美、爱和正义的信念。
希腊似乎没有宗教。与希腊的诗歌、戏剧、哲学、科技、建筑、体育各方面相比，希腊并没有一种公认的供人终生信奉的信仰。然而，希腊却拥有“立人”所需要的“将人向上提升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除却理智的行动、不断追求真理的思考之外，还有来自于理智之外的精神——那就是诗歌与戏剧所蕴含的美的力量。圆型大剧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最伟大的戏剧家，而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成功范例，应该是源自希腊。这种理智与精神的相得益彰，诗性与理性的相辅相成，使得人性中的坚强与懦弱、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残酷在此消彼长中，始终向着善的方向。
不可回避的是，苏格拉底之死是希腊精神最大的问号。柏拉图以次断定，在现实的表象世界中，一定还有一个真理的世界。而这一点，在我看来，便是真善美彼此不能相容的事实——假恶丑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很多时候，美丽只是一种幻象，并不真实，但我们却不必以真理或正义之名将其消灭。很多时候，凶恶或许是破坏阴谋、吓退敌人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保留这样的权利，不必有恶念一生、身陷地狱的恐惧。也正是真善美并非只是完全的和谐统一，当其发生分裂、甚至完全敌对之时，“立人”的理想便遇到了最大的挑战。这其中，苏格拉底选择了真理，坦然就死；佛祖选择了善，教化众生“回头是岸”；而“立人”的信念，如同美一样，则留存在大众不断变化的梦想之中，随时代的变迁而更具魅力。
中国人了解希腊，应该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中国处在西方列强环伺之下，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美利坚均是“船坚炮利”，所以，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救亡图存。然而，一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却是“言必称希腊”，引人深思。作为与中国相同的文明古国，希腊当时早已不是什么世界强国，且不具备“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但却成为“欧风美雨”的核心，足见希腊精神是整个欧美文化的源头。
然而，为何“言必称希腊”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如此重要，为何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将中共留苏派“言必称希腊”的行为斥之为“教条”“比屎还没有用”？希腊精神是否不合中国国情？这恐怕要从儒家思想和希腊精神中不同的“立人”观说起。
与希腊主张理智与精神并重不同的是，儒家的“立人”观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讲究的是 “每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性相近，习相远”，如若不加以教化，便难以成人。所以，孔子经常敲打子路，并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作为自己最大的成就。然而，在希腊，苏格拉底与众人之间并无师生之礼，无论是散步、偶遇还是宴会，苏格拉底都是在对话中不断发问，将对方带到思想与智慧的深处。相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苏格拉底更多的是问而不答，在他这里，作为儒家精神的核心的“礼”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价值观的交换和对真理的探求，即便是这一切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使苏格拉底死于非命，但希腊精神最宝贵之处也因此得以保存——尼采曾言，“有的人死后方生”，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教育就成了“立人”的关键。在中国，教育的重要性与教师的权威性几乎是毋庸置疑，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虽然他老人家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还是被弟子尊为“至圣”。相对于苏格拉底的悲惨结局而言，孔子似乎是成功者，但在思想层面上，孔子及其弟子生前身后自始至终未能实现“仁”，而苏格拉底却在死后到达了真理的彼岸——2000年后，孔子也未能逃脱苏格拉底的命运，被五四时期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衣钵传人，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其激烈之程度，比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育者最终却被受教者打倒，令人叹惋。“立人”的根本，或者说老师该如何做到“教是为了不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如果才能不限制弟子的思想自由，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与孔子同样都是失败者。
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帝制已经被彻底推导，但中国又已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民众麻木、愚昧、自私，社会乱像丛生，长此以往，必然有人鼓吹专制以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又将陷入一乱一治的怪圈。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首先需要一代新人——立人的重要，可见一斑。所以，梁启超做“少年中国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改造国民性”，胡适主张“宪政”，都是希望中国人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点，便是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的原因所在。但是，能在短时间内接受“立人”思想的还是知识分子，广大的革命主力军——农民，仍然停留在“等贵贱、均贫富”以及论功行赏的阶段，面对巨大的外敌入侵和生存困境，毛泽东便意识到，采用儒家的宗法制更能在短期内组成强有力的军队（这一点，曾国藩是最好的先例），所以，他便带领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自我批判，“立人”被暂时抛到了一边。而在革命成功后，无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所谓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往往成为党派之争、话语权之争、意气之争甚至是利益之争。2000年一治一乱的怪圈，不仅在于政治，同样也存在于思想和文化之中。而毛泽东去世之后，也没能逃脱孔子式的命运。
当然，希腊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半岛，而不是这样一个战乱不断、灾荒频仍的大陆。不同于希伯来、基督教所代表的信仰、狂热和激情，理性、思辨、民主的精神使希腊人摆脱宗教和神学的束缚，使人性在理智的引导下，得以自由和解放。在雅典，希腊人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激烈决绝——“我要以我死，为世人赎罪”，也不像佛教徒那样虚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是以自由的思考、理性的辩论去探求真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也只有在真理的探求中而非名利的诱惑下，个人的德性才得以不断升华，潜能才得以充分张扬——这一点，正是“立人”的终极目标。而且，希腊人人都喜爱戏剧以体验不同的人生方式，热衷体育以追求体魄健美，热爱思考与辩论以获得智慧。在他们眼中，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而非今日我们所认为的求智慧之学——逻辑和智慧只是心中有爱的工具。所以，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弱胜强，依靠的正是这种以爱为先导的智慧、忠诚、勇敢，保卫的是对真善美、爱和正义的信念。
希腊似乎没有宗教。与希腊的诗歌、戏剧、哲学、科技、建筑、体育各方面相比，希腊并没有一种公认的供人终生信奉的信仰。然而，希腊却拥有“立人”所需要的“将人向上提升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除却理智的行动、不断追求真理的思考之外，还有来自于理智之外的精神——那就是诗歌与戏剧所蕴含的美的力量。圆型大剧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最伟大的戏剧家，而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成功范例，应该是源自希腊。这种理智与精神的相得益彰，诗性与理性的相辅相成，使得人性中的坚强与懦弱、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残酷在此消彼长中，始终向着善的方向。
不可回避的是，苏格拉底之死是希腊精神最大的问号。柏拉图以次断定，在现实的表象世界中，一定还有一个真理的世界。而这一点，在我看来，便是真善美彼此不能相容的事实——假恶丑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很多时候，美丽只是一种幻象，并不真实，但我们却不必以真理或正义之名将其消灭。很多时候，凶恶或许是破坏阴谋、吓退敌人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保留这样的权利，不必有恶念一生、身陷地狱的恐惧。也正是真善美并非只是完全的和谐统一，当其发生分裂、甚至完全敌对之时，“立人”的理想便遇到了最大的挑战。这其中，苏格拉底选择了真理，坦然就死；佛祖选择了善，教化众生“回头是岸”；而“立人”的信念，如同美一样，则留存在大众不断变化的梦想之中，随时代的变迁而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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