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百年历史：暴力、腐败与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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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作者谈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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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著作《元史学》中，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将“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的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或许，我们很早就谙熟了海登·怀特的洞见，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长久以来，史学都是一种教化，它是文学抑或诗学的一部分。历史叙述的中立性常常只是一种外在装饰，一个硬壳，保护在其内部运作的伦理话语，我们习惯于一字寓褒贬的写法，并且期待历史能成为现实的镜鉴。
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严肃的叙事史作品不会因其采取的史学方法而显得陈旧，对于初入一个陌生的国别史的普通读者而言，透过叙事史把握一些基本史实，仍相当必要。虽则通俗化、演义化的叙事史拥挤在大众视野里，把历史事实窄化为谈资抑或道德故事，但良好的历史写作，譬如爱德华·吉本与特奥多尔·蒙森关于罗马帝国的著述，其叙事本身就拥有照透现实的力量。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的《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以下简称《百年腐朽》），也正是这样一部厚重而锋利的历史著述，它呈现了西班牙自1898至2018年的政治溃败。始于阿方索十三世治下令西班牙丧失绝大部分殖民地的美西战争，迄于2018年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从军事危机开始，以宪政危机收束，《百年腐朽》讲述的，是那个持续被置于偏见之中的现代西班牙的零点，以及西班牙不断克服其内部矛盾重重的权力结构的旅程。
滑向腐败：酋长与禁卫军主义
1923年9月13日，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默许下，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伊·奥尔巴内哈将军发动政变，中止1876年宪法，实行军事独裁。这一事件，本应如同里斯本大地震动摇了知识人对人文主义的信心一样，在20世纪欧洲成为一个路标：普里莫的西班牙是现代欧洲第一批军事独裁国家之一，但它却常被研究极权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们忽视，尽管它的血管里已经感染了后世极权政体的某些病菌。
这些极权政体常常不遗余力地透过宣传机器神化领袖。它们建基于基督教政治神学里国王的两重身体之上。正如16世纪英国律师埃德蒙·普劳登所引述的一则判例的结论，“国王在其政治之体里面所作之行为，不因其自然之体的任何无能力而导致无效或失败”，领袖的身体也就是国家意志，他作为公民的身体融化在这种意志里，所以，有关领袖的一切都被神秘化，超脱于法律与常规，笼罩在一层禁忌的迷雾下。实行独裁前后，普里莫一直认为自己是能够治愈西班牙痼疾的“钢铁外科医生”（Cirujano de hierro）。这一说初见于西班牙历史学家、复兴主义政治学者华金·科斯塔笔下。科斯塔认为代议制的低效导致了西班牙政治的腐化，要切除西班牙精神中坏死的部分，必须进行政治外科手术，而“这项外科手术政策必须是一位钢铁外科医生的个人责任，他非常了解西班牙人民的解剖结构，并对他们怀有无限的同情心⋯⋯他有强大的脉搏和英雄般的勇气，能够阻止那些以杀戮为生的恶棍，他对祖国有一种绝望而愤怒的渴望，作为一个塑造我们民族的艺术家，他投身于建设祖国的事业中”。
就像面对海螺壳，人们总遐想自己听到了海的遗响，“钢铁外科医生”这个词里，蜗居着一种窄化了的超人哲学，一种被称作禁卫军主义（Pretorianismo）的内向的军国主义，与其后德意日三国外向的军国主义相反，禁卫军主义更像是因国家肌体的突变而产生的瘤子，专注于镇压，从国家肌体内部攫取养分，把军人对行政机关的武力恐吓与政治寻租合法化，而非扩张领土，以暴力昭彰其意识形态。
另外一重共性，则是对某种革命的空头承诺。为了兑现它，普里莫以政变的形式终结了所谓“卡诺维斯塔”状态（Canovista），这一术语在史学中专指复辟时期由保守党党魁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卡斯蒂略领导的政治潮流。虚有其表的两党轮替、普遍存在的贿选、地方势力根深蒂固的“酋长主义”（Caciquism），它们装潢着此种基于“卡维维斯塔”构建的代议制，在这之上，是一层绵密的权力网络，由酬庸与侍从主义的蛛丝牵连而成。政治仍是地方“酋长”与政治精英互相勾兑的游戏，“酋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与寡廉鲜耻向执政党出售选票。《百年腐蚀》记述了当时常见的选举舞弊手法：“1879年，罗梅罗·罗夫莱多采用‘飞行小队’的手段——200个阿拉贡人在马德里从一个投票站跑到另一个投票站，不断投票，据说其中有一个人投了42票。1896年在马德里，有大批被称作‘癞子’的虚构选民，他们使用的是过世的其他选民的名字。”
为何西班牙在19世纪末建立起选举制度，却只能任其被腐败侵蚀？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腐败的起源。在他看来，腐败的根源在于公共领域的缺失，国家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未被厘清，领土仍属于统治者的私产。直到17至18世纪，在格劳秀斯、霍布斯、普芬道夫的论述中，统治权才被定为“更大公共利益的托管者”，而非国王与贵族可以予取予夺的家族产业。这种基于公共利益的统治权，只有在一个具备控制力的中央政府里才可以运转，譬如法国、普鲁士等国。而西班牙至今被地方主义困扰，在19世纪末期，情况更严重，一个西班牙人即便只是迁居到邻近省份，也会因客居的身份遭受歧视。尽管国家的暴力机器被创造了出来，但单单依靠暴力机器维系统治，却恰恰是国家权力虚弱的表征。在由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时，西班牙将自身殖民地化了。地方政府常常将受到孤立与排斥的外地人口纳入暴力机关，这些人因而在自己的祖国里成为了“殖民者”，对这欧洲最早的殖民帝国而言，这不啻于一种反讽。
卷入极权主义漩涡
不过，相信自我任命的所谓外科医生，是否可以超克旧代议制下的腐败？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百年腐蚀》展示了普里莫与佛朗哥之间的延续性——普里莫恰恰是那个打开历史的潘多拉魔盒的人，晚年失去军队与君主支持的他日益力不从心，遂于1930年辞职，之后，国王被逐，第二共和国建立，却受制于左右翼之间的分裂。这短暂的共和国，比之魏玛共和国更脆弱，没有像施特雷泽曼那样摒弃意识形态偏见的务实的政治家，黏合这泥足巨人，它就只有在湍急的时代洪流中自行解体。普里莫政权在欧洲历史上投下长长的一列阴影：希腊的梅塔克萨斯、南斯拉夫的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波兰的毕苏斯基和匈牙利的霍尔蒂，这些东欧独裁者的意识形态与统治技术都与普里莫相似，婴儿期的极权主义找到了一个无偿为它提供营养的子宫。阿方索十三世与普里莫，在1923年出访贝尼托·墨索里尼执政的意大利王国时，也都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理论大加赞赏。墨索里尼也称普里莫为“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首脑”。
在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著述里，我们可以找到法西斯极权理论更精细的复本，他在《政治的神学》的开篇写道，“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者”，主权行动着，它必须做出“真正的决断”，并且以这决断划分出我们与他们。在施米特的观念中，不是政治发生在国家的畛域内，而是国家被政治定义着，而政治的意义，则在于冲突，在于以敌我之分筹划出我们：一种均质化的民族共同体。而在写于“长刀之夜”后的《领袖守护法律》一文中，他认为，“真正的领袖始终也是法官。领袖地位是法官地位的源头。谁要将两者分开，甚至使之对立起来，便要么想使法官变成反对领袖的人，要么想使之变成反对领袖的工具，并设法借助司法彻底改变国家”。极权思想可怖之处，在于它既承认法律构建过程中人的因素，又将法律的构建者去人性化，用弥赛亚话语赋予某一个人法权，并将这一个人抽象化为一种启示。施米特反对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他主张“一切法律都是情境法”，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将一切都掷入例外之中，也即政治之中。
“国王已死，国王永生”：普里莫失败了，但普里莫的幽灵仍在。他之后，更危险，更残暴，更僵化的独裁政权，在纳粹支持下，透过一场血腥的内战控制了西班牙。西班牙内战，常被视为二战的预演。但当世界透过二战压制住了法西斯主义时，法西斯的西班牙却尴尬地在欧洲一隅留存了下来。1947到1975年，佛朗哥统治的漫长时间作用于西班牙的精神，其结果是如同额叶切除术般酿出一片空白，其所谓经济成就，也不过在极权松动时，才从权力的缝隙涌出。
如果依照施米特的论述，国家以敌我之分确定自身位置的话，那么，即使战争结束了，佛朗哥也必须营造出西班牙被孤立的幻象，虽然在现实层面上，他同样需要让西班牙融入新的国际秩序，以获得必要的资本维持统治。因此，树敌的行为不仅仅发生在国家外部，也发生在内部，透过将一部分公民放逐出国家，成为所谓“牲人”，透过不间断的自我分裂，独裁得以维系，但也变得越来越虚弱，以致斗争日益成为斗争的拟态，“革命”日益成为“革命”的假肢。
眨眼间，世界的荣耀
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被抛入严密的权力网络之中的个人是否还拥有决断的能力及义务？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最后，卡尔诺维借马可·波罗之口，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极权的地狱中，“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西班牙的历史，也并非只有极权、暴力与腐败，在这片土地上，也有神性在历史幽暗之处生长。1670年，受慈善兄弟会委托，胡安·德·巴尔德斯·莱尔开始为塞维利亚慈善医院绘制画作。两年后，他完成了In Ictu Oculi（拉丁语，意为“眨眼间”）和Finis gloriae mundi（拉丁语，意为“世界的荣耀”）。这些画作仿佛就是西班牙历史的象征，在In Ictu Oculi中，一架骷髅从浓黑的背景里浮现，它交叠的尺骨与桡骨，仿佛烈日下晒成焦黄的竹节，夹着棺材，手持镰刀，用它空洞的眼窝望向我们。而Finis gloriae mundi，则显然是一个反讽，画中化作枯骨的主教与骑士，其一生功过和声名被一只天平称量，却显得轻飘飘的。当我们望向近现代的西班牙，我们看到的仿佛不过是那个世界帝国的残迹，几百年的时间几乎让这个国家的过去变成始祖鸟化石，它裹身的羽毛在石片上留下印痕，提醒我们，它曾向着天空冲刺。
历史莫测的地质运动一遍遍地挤压这个方形的半岛，在它最辉煌的镀金年代，路易斯·德·贡戈拉-阿尔戈特写下这些诗句：“西班牙，就在当下，/热那亚的利息耗尽了，/她红宝石般的血液，/还吸食了她的骨髓⋯⋯”
不过，正如那伫立了百年的慈善医院，如果说《百年腐朽》所呈现的政治进程之外的西班牙仍然有力量，那份力量或许就在绘满巴洛克时代伟大画作的墙壁上。环绕着这些画作的，是病者的世界，他们如鱼鳞般挨在一起，而那位复兴了慈善兄弟会的米格尔·马尼亚拉为这些病者营建了居所，正是他，在穿过瘟疫遍布的坏疽般的街区后，忏悔自己放浪的早年，并且相信，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在死亡面前保持着同样的尊严，他的慈善兄弟会甚至会帮死刑犯敛尸，1683年，英国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在拜访完塞维利亚后写道，在那里，“被绞死的人拥有最好的葬礼”。
西班牙的灵魂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查理五世与美洲的金银，而是因为这份仁爱，它凿石为墙建造起慈善医院，让堂吉诃德和贡戈拉的《孤独》涌出羽笔。而这个度过漫长独裁的国家，在今日，应该更明了巴尔德斯那些画作的意味：生命与权势短暂如草茎上的露水，但它可以用尽一生的透明，让春天显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