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追随田野动物学家深入喜马拉雅的考察历程
彼得·马西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是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中，迄今唯一一个在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别都有斩获的。不过评论界公认，他最重要的成就还是在非虚构（尽管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小说家），如今人们一见到他的名字，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雪豹》（Snow Leopard）。《雪豹》出版于1978年，书的内容是记录作者1973年在尼泊尔随一位田野动物学家深入喜马拉雅的考察历程。彼得·马西森之前已出版多部可归类为自然写作的作品，在《雪豹》之后又写过多部以动物和山川为主题的书，然而《雪豹》显然是最成功的，无论是在市场意义上，还是在文学史意义上。
促使马西森踏上喜马拉雅之旅的那个田野动物学家是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马西森《雪豹》原文里称他为GS），他在非洲研究狮子和大猩猩时，就与马西森熟识，后者在1972年出版的一本书里把他描述为一根筋式的科学家，“顽固的实用主义者”。1972年春他在纽约见到马西森，邀请他一起去尼泊尔西北部的水晶山下，目的是研究喜马拉雅岩羊。这种岩羊英文称为喜马拉雅蓝绵羊（Himalayan Blue Sheep），名称显示它与绵羊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可是夏勒不大认可这种传统认识，他怀疑岩羊其实更接近山羊，而且与绵羊和山羊有共同的祖先。夏勒要证实自己的猜想，需要观察岩羊在发情期的行为特征，时间只能在每年的秋冬之际。他提出这个邀请时，马西森刚刚痛失结婚近十年的妻子，正在修习妻子带他入门的佛教禅宗，同时可能也在寻觅新的创作灵感，因而立即同意加入。于是二人分头准备，到1973年9月下旬，他们在加德满都会合，启程前往喜马拉雅腹地水晶山下的雪伊寺。《雪豹》以日记体记录了这次考察的全过程，从出发到归来，自9月28日至12月1日，逐日叙述，读起来有种强烈的现场感，仿佛跟着他们走了一趟。
马西森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就以一篇短篇小说获奖，为他的作家生涯打下了基础。毕业后他曾在耶鲁教书，后接受中央情报局招募，在巴黎生活数年，据说主要是监视战后旅居巴黎的美国左倾知识分子。这期间，马西森协助创办了《巴黎评论》（Paris Review），许多年后他承认创办这个后来非常著名的杂志本是为了找个掩护，但杂志经费并不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他的特务事业似乎只持续了三四年，之后他专心写作，而他的作家地位真正确立，是在他开始为《纽约客》写作非虚构作品之后。出版于1959年的《美洲野生动物》（Wildlife in America）描写受人类活动影响而濒危的北美动物与鸟类，这是他涉足自然写作之始。到1973年马西森跟随夏勒进入喜马拉雅的冰雪世界时，他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和自然写作作家，这就是为什么《雪豹》能够显示出渊博的动植物和地质地貌知识的原因。
对于夏勒来说，这是一次动物学研究的田野观察之旅，只不过所观察的对象不在容易抵达的地方：他们必须在高海拔地区徒步，翻越许多个高得吓人的垭口，穿越许多条冰冷的溪流，在白茫茫的雪地里跋涉，在寒风呼啸的岩石下过夜，躲避滚滚坠落的山石，忍受身体的各种伤痛，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才能到达水晶山下的雪伊寺（之后还得经受差不多同样的磨难才能返回）。对于并非专业研究者的马西森来说，为什么要如此费力地走这么一趟呢？这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当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就可以把这趟旅行写成一本书了。通过他的写作，我们看到了两个层次的答案。第一个层次是外在的，那就是和夏勒一起观察岩羊，顺便（如果可能并且足够幸运的话）看到岩羊的捕食者雪豹。这方面，他和夏勒是基本一致的。第二个层次是内在的，那就是他需要在佛陀走过的尼泊尔大地上，在世外桃源般的雪伊寺，寻找无上智慧以求得开悟，从而抚平丧妻之痛，与人生、与世界达成和平。这第二个层次是他不便于向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宣示的，我们读者当然幸运地读到了他跟自己的对话，几乎每一天，无论是在艰难的白日行进中，还是在寒冷的夜间入睡前，我们都能听到他内心的喧嚣与宁静。
一本记录那个时代喜马拉雅山间旅行的书，旅行本身的描述已经足够吸引人，不过，即使文笔好得和马西森一样，纯粹的行走记录也很难不显得单调和沉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西森这本书能够成功，第二个层次的写作才是点睛之笔，而且两个层次之间彼此缠绕，自由切换，一点也没有勉强拼合的痕迹。从第一天（9月28日）上路开始，马西森从路边的菩提树，写到佛教、瑜伽和《吠陀经》，提出了对于“觉”的至高追求：“不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似乎是为全书埋下最深沉的一个基调，以后要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并且为最终核验这次旅行的价值设定了标准。正是因此，这一天日记的末尾写道：“才走了一天，我就感觉自己离开尘嚣，恍若已有千年。”身体的辛劳痛楚推动内心的省思与释然，成了马西森在喜马拉雅山间两个月艰难旅行的自然节奏。走在忽上忽下的山间，“点点滴滴的记忆都会乘着光的翅膀飞回来”。关于妻子黛博拉（Deborah Love），关于小儿子亚历克斯（Alex），时不时浮现在书页间的往事和忧思，就是这样乘着光的翅膀飞向冰雪中的马西森。
马西森用了大量篇幅写旅行中遇到的人，各种各样的山间居民、牧人、旅行者和他们雇的当地人。当然，他未能摆脱陈旧的人种学知识，动不动就用蒙古人种、雅利安人种这样过时且错误的标签，可以说是他从小学和中学教育中获得的时代包袱。不过他并没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即使他用相当偏颇的语言描述那些背夫（又一个文化的和时代的负资产），也不妨碍他在这些本地人身上发现美德与启示，最特殊的例子是他对夏尔巴人土克丹的神秘观感。这些观察与描写跟他日复一日的微小开悟相连接，形成动人的精神节点。“雪山的空旷和寂静让人很快进入了沉思冥想的意识状态，毫无疑问，也有高海拔带来的效应，因为我的眼睛可以随心所欲，有时把时间看成固定的，有时看成流动的。大地颤动，群山闪烁，仿佛所有的分子都被释放了：蓝天中响起了天籁。”“在这如雪山般沉默的死寂中，寂静随着我的呼吸而膨胀，变成了一尊显身的大慈大悲的佛，我也成了佛的一部分。……自早已忘却的童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孤单一人，孑然独立的‘我’不复存在了。”
这本书以“雪豹”为名，然而雪豹并未出现在马西森和夏勒的视野里，或换个说法，他们并没有能够辨识出其实一直隐身在他们附近的雪豹。他们知道，当他们躲在下风口观察岩羊时，雪豹也在不远的地方，一边观察羊群，一边看着他们。到那时为止，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在喜马拉雅山间亲眼见过雪豹，夏勒正是其中之一。不过这一次他们没有那么幸运。比雪豹更加神秘的是雪人（Yeti）。在10月19日的日记里，马西森用了很长篇幅讨论雪人，后来他似乎把自己短暂一瞬间瞥见的一个影子看作是雪人。正如佛陀并未显灵，神秘的雪豹和雪人依旧神秘。“跑了这么远，却没看到雪豹，我以为自己一定会很失望，但我并没有那种感觉。我失望，但也不失望。雪豹存在，它就在那里，它那双霜色的眼睛在山上看着我们——这就足够了。”这是一种他从头就在追求的觉悟。“（我）怡然自得地听着背带和心爱的皮靴发出的嘎吱声、忠实的拐杖在山路上沉稳的咚咚声，感觉自己百折不回的毅力，可以比肩把佛法从印度传入藏地的莲花生。”雪豹成了“觉”的一个隐喻，用作书名更是加强了这个隐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的普适性。
1973年的雪伊寺之旅，46岁的马西森和40岁的夏勒，可谓正当盛年，然而冰雪高山之难行，心理生理之挑战，在《雪豹》的逐日记录里随处可见。时隔四十多年后，马西森已去世两年，83岁的夏勒向马西森的幼子、《雪豹》中多次写到的亚历克斯发出邀请，表示愿意陪他“重走”当年的路。亚历克斯捧着《雪豹》踏上征程后，却吃惊地发现，尼泊尔的雪山古道已经发生了巨变，熙熙攘攘的游客和早成规模的户外运动生意，使书里提到的地方都人满为患。多数地方都可以乘车飞驰而至，正如马西森在《雪豹》里所写的：“我们艰难跋涉了十个小时所到达的地方，那只胡兀鹫一个滑翔，十五分钟就能轻松到达。”更具历史意义的变化是，马西森翻越过的许多雪山，只有很少的山尖尖还是白色的，冰川也都消失或退缩了。亚历克斯在父亲走过的路上看到了地球的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他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在这个意义上，《雪豹》也是喜马拉雅腹地一个时代的纪念碑。
随着岁月的淘洗，《雪豹》超越马西森的所有其他著作，成了他的代名词。2014年4月，大小媒体报道马西森因白血病去世的消息时，都在题头提到《雪豹》，比如“《雪豹》的作者马西森去世了”，“写《雪豹》的那个人去世了”。亚马逊网站在推荐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读物时，《雪豹》长期以来都列在第一。尽管有些评论者把《雪豹》归类为自然写作，但几乎所有的旅行文学推荐书单都不会错过《雪豹》。无论如何，《雪豹》已被广泛认可为旅行文学的经典作品。
最后，引一段书中写行走中“觉悟”的话：“小路上，在云母和奇形怪状的亮闪闪的石头中，躺着一根不知是什么鸟儿留下的黄色与灰蓝色相间的羽毛。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洞穿一切的直觉，觉得在银色小径上的这根羽毛中，在这有节奏的拐杖声和皮靴声、呼吸、阳光、风，以及河流的奔腾中，在这片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风景中——在这一刹那，在所有刹那，短暂与永恒、死亡与生命都是一体的。”
（本文选自《雪豹》，[美]彼得·马西森著，覃学岚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8月即将出版）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原文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251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