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长安三万里，诗中自有高适在

前段时间《长安三万里》热映，历史人物李白和高适被大众重新关注，关于他们的故事也在不同解读者笔下有了不同版本的解析，一个比一个详尽。唐朝是个充满魅力的时代，我们熟知的古人都一身浪漫气息且极具传奇色彩，李白如此，杜甫如此，其实高适亦如此。46岁才应试中第，初入官场，可谓大器晚成。不仅如此，随后他在官场起起伏伏，但也官至刑部侍郎，后进封 渤海县侯。这时的他，已61岁高龄。不料高适隔年病逝，获加封礼部尚书，谥号忠。

过去我们总说，李白等人是因为官场失意，才能创作出那些传世千年的经典诗歌，高适似乎是个反例，他因入幕河西而被后世称为边塞诗人，作诗及诗题颇多，多为精品。而我们也知道，古人借助诗歌抒发内心真情实感，或高亢或悲伤或感慨或暗讽，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必然要从他们写下的诗歌开始。高适只写塞外诗吗？步入官场与驰骋战场的他，所作的诗歌与此前是否有所变化？

论整理高适诗之功劳，要数刘开扬先生。他所编著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内容已为简体版，读者可放心阅读）以编年体方式整理高适一生所作诗歌与诗题，并加以笺注与其他历史信息，虽不能说通过此书就能将高适一生一览无余，但也让读者们从他擅长的领域中走进他的内心。值得一提的是，编年体是传统史学研究常用的基本方法，以年为序罗列人与事，方便学者了解史事之整体脉络，这种做法在现在也开始被学者尝试用在不同的史学研究领域，例如林纯洁的《马丁·路德年谱》，尝试以中国传统编年体展现西方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一生。而刘开扬整理高适之诗，早在1959年夏就开始，且曾“数易其稿”，定稿又因社会动荡而丢失大半，直至1979年才以初稿为基础重新做了修订，1980年初版面世，此版本（2018年）则是在此基础上再版。值得注意的是，此书附有《高适年谱》，按照传统计，里面高适岁数为虚岁，本文沿用此写法，下文同。

高适所作之诗，最有名的一首莫过于《燕歌行》，此诗描绘边塞战事之过程，但高适作此诗时才35岁（与46岁步入官场做比较，因而用“才”），身在中原而未出塞，此诗只是应和一位刚从塞外作战归来的客人，因为对方先写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如果不读《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或许我们都只停留在欣赏诗词的层面上，而不知此诗更多的背景信息。以为他在塞外创作。实际上，早在公元七三一年，时年28岁的高适就远赴过蓟门和卢龙塞，并做《蓟门行五首》与《塞上》等诗，年轻时期的他已对塞外之景以及唐与契丹之战真实情形了然于心，这些似乎也为高适后来以官员身份出塞做了“伏笔”，越是对边塞感同身受至极，越希望用一己之力解决问题。

高适感怀国家社会亦不是46岁以后才有的。从这本书可以看出，高适的后半生实有前半生做铺垫。高适系出名门，可惜在他出生后不久家道中落，20岁的他开始了诗歌创作，正值不知愁的年纪，却写出了伤怀的情感，以书生自谓——行路难啊，谁不知贫富悬殊，阶级分化，谁不知讨好上级就能有高升的捷径，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又有谁能瞧得上呢？更别说重用他们了。为了改变命运，也只能“年年空读书”了。也因于此，他才早年勤于读书，坚持应试，尽管人到46岁方才中第，至少没辜负他过往的努力。不过，踏上官场路的他，到底还是因为投靠哥舒翰而“一路开挂”，步步高升。据刘开扬言，高适是唐代诗人中算最显达的。

有说高适因为边塞之战有功而封侯，但在《高适年谱》中，是这么记载的：

吐蕃陷陇右，适（高适）率兵临吐蕃南境，欲牵其力，无功，寻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

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正月，召适（高适）还长安。……适还京后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

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正月，高适病逝，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归长安后的高适，已无新的作品。

晚年高适似有所改变，但碍于有限的信息，难以下定论。他所处的时代已是走向衰败的唐朝，皇帝不断变换，战事四起，混乱又荒诞，多愁善感又体恤民间疾苦的高适晚年到底作何感想，真是值得细细研究。

行文至此，又不得不再提著者刘开扬先生。刘开扬先生生于1919年1月，为四川成都人。幼年在家读书，直至中学时期，仍接受着传统的教育模式，即背诵古文名著，这也算是为后来他熟识古诗文并在此领域深耕奠定了基础。自1939年起，刘先生已多有文章发表，早年多是自己创作的新诗与散文，1940年先后任绵阳民众教育馆、罗江民众教育馆馆长，在罗江馆有机会接触到藏书，自修文史，高适之诗便是在此时接触到的。

次年，刘开扬先生在内江、永川中学代课，授课同时开启了自己研究古典文史的大门。此时的他已有自己的研究理路，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评梁著<屈原>》的书评里。梁氏曾提及研究的两条路线，内线与外线。梁氏倾向“内线”，即研究文学只需要强调作品本身，因而反对“外线”，即不需要对作家所处时代背景等其他信息做过多考证。刘开扬先生则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因而《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正是他所秉持的研究理路的体现。不仅如此，有接受传统古文教育的基础又熟读高适之诗的他，对高适再了解不过了，书末《论高适的诗》是他对高适其人及其诗的解析，文虽作于1956年，如今再读，仍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