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为殖民地：剥削、平等与自我所有权

在当下我们对于女性主义流派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一直处于讨论的边缘。对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女权对于女性问题从属于阶级性的强调忽视了女性本身，忽视了具体的个体选择，这就导致这一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讨论压过了对于女性的讨论。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女性问题上基于建构论下同一性与差异性的不同讨论维度实际上都是基于个体自由的前提，因此和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之间有了明显的畛域。对于玛丽亚·米斯而言，找到方式让马克思主义重新与女性问题深层次结合，寻找与其他流派的共同点来扩大一种理论交流和现实实践的可能，同时坚持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来触及日常生活的根基，成为了《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一书中的重要贡献。

现代女权运动的核心在于私人化，即个体女性面对生活中各个场域的父权制结构如何反抗的问题，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亲密关系中。米斯认为，这是一种女权运动的私域化，同时也是超发达国家发展下的产物。通过诉说与男性亲密关系中的问题，在月经、怀孕、育儿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女性表达了基于自身身体关注的身体政治问题。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基于自我所有权的控诉和行动：“我”的身体由“我”自己做主，绝对的边界不允许其他主体的侵犯。这样的方式希望反抗行动配合国家通过法律制订和社会对现实中侵犯女性的父权制结构进行介入，在私域中打碎父权制。而对米斯意义下的欠发达国家而言，自由主义对于男女平权的追求，后现代主义对于人本身多元性和特征的流动性的追求往往是难以进入的，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收入这些代表贫穷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在这里更为重要，任何女性议题在面对左派“分裂工人阶级或其他被压迫阶级内部团结”的诘问时很难给出有效的现实意义上的回击。米斯观察到，在第三世界的历史中，革命叙事总会不断的赋予女性在劳动上更高的任务比重，一个劳动者女性的形象往往会成为“解放”的标志。这种女性成为阶级象征的状况，实际上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女性问题被阶级问题所取消。这样的思路在现实中也没有更好的实践效果，所有在革命中仿佛获得更高地位的女性只是在阶级劳动中被平均化了，成为国家发展的螺丝钉，很快和“所属阶级”一起失去更多的权利。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支点来弥合世界不同区域的女性，不能弥合不同理论来找出一个合理的形式路径，那么打破父权制就无法成为一种可欲的女性追求，世界的撕裂只能成为女性撕裂无可避免的决定性因素。在重返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库时，米斯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当下状况，拾起了“剥削”这样一个经典理论武器。要注意，米斯笔下的剥削，不仅仅是《资本论》中那个代表阶级压迫的剥削，而是建立在扩大化的劳动定义之下的剥削，一个显明其内在自我所有权逻辑的剥削。正是通过剥削，米斯找到了弥合理论，解释现实，联结不同世界的钥匙。

但论述剥削的前提在于探明女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脉络和地位。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追溯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唯物主义特征，他和马克思认为在唯物史观中必须要处理两个生产的问题，一个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食物、住所、工具等，一个是人类本身的生产，即物种的繁衍。前者代表了劳动的发展，而后者则只是家庭的。换句话说，这种家庭的关系并没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纳入劳动的范畴，只是一种纯粹的符合生物繁衍本能的自然现象。在将男女同时划入无产阶级的历史构建中时，女性的身体活动则悄然从历史中退场，既然生产新生命不是“劳动”的，那么在历史上更多时候作为非农业、非工业人口的女性就被排除出了由生产力总和决定的社会状况与社会关系。男性的劳动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下真正的人类任务，在人类早期阶段，男女就完成了各自的“大分流”。当传统马克思主义讨论阶级问题时，看似涉及了属于无产阶级全集下的女性，实际上这里的女性只是一种橡皮图章。勿信其影，反失其实。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把视角延伸至女性的身体，我们就会发现女性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互惠的过程，生育、家庭劳动这些“主妇化”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生产与创造，生产出历史，创造出与自然共生的秩序。如果我们采用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对于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的区分，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创造的绝非满足于温饱的非社会性行为的“劳动”，而是一种代表人之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关的活动，它是在制作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的物之世界和秩序世界的“工作”（这里对应的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劳动），是人构建自身世界性的基本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中解救出女性的身体，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则是将被解救出来的女性放到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当中，找到让女性得以联合的剥削。

在米斯的好友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一书中，费代里奇叙述了在资本主义草创阶段，女性如何被禁锢在家庭中，通过生育和家务来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在这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将女性的实践贬斥为非劳动的自然。妇女被禁锢于家庭之中，正是为了服务于性别分工，男性工人可以将身体完全奉献给工作，在那个一天工作16个小时的时代，男性工人无暇顾及家庭，只有将女性剔除出工作领域，劳动力的再生产（生育）才能有所保障，一个全心做家务的女性才能成为市场劳动的保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了保证劳动力不断再生产，将女性身体局限于家庭，不仅剥夺了妇女的工作权，也希望控制生育自主权。在可见的对于奴隶和工人的剥削之外，对女性的剥削也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即使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剥削时没有注意到产生于家庭的剥削。一方面，这种剥削来源于资本主义通过否定家庭再生产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维持意义而实现，另一方面则是男性在家庭中对于女性控制而实现，女性也因此承载了被父权制双重剥削的命运。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里的剥削不能仅仅从经典马克思定义下的对于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来理解，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不能仅仅用与经济价值绑定的可计算的剩余价值来衡量，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剥削，对象则是完整的妇女的身体。

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罗莎·卢森堡在其1923年的《资本积累论》中强调，马克思论述的资本持续积累模式是基于一个封闭式的二元架构系统，在其中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形成了持续剥削和积累的模式，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构成积累可持续的，是对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和阶层的扩张。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非雇佣工人和自然的持续剥削，以及市场的扩展来完成永久性积累的过程。实际上，女性就是这样的存在，每一个女性都是一块等待“开发”的殖民地。在家庭当中，被自然化的女性失去了生育和家务的劳动性价值，通过猎巫等一系列对女性身体的规制，女性最终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从资本的真空成为了资本的附庸，成为原始积累的一部分。即使进入了以手工业为核心的家庭劳动体系，生产的商品往往也会以极其廉价的方式被收购，无论是身体还是剩余价值都逐渐成为了资本持续积累的一部分，而且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为了让第三世界的女性在献出身体的同时提供经济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各类以经济援助名义的工作机会被赋予了那里的女性，米斯通过印度的案例证明，这些工作仅仅让女性得到了极其有限的收益，大量的剩余价值被援助者带走。同时，这些家庭女性也开始被资本主义纳入消费的渠道，针对女性的各类时尚文化以及廉价过剩物品的倾销，如涓涓细流般抽走了女性不多的“血液”。在这样一个历史到现在的生产分工图景中，正如同让·博丹强调现代国家必须拥有绝对的主权那样，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国家不允许有任何外在于主权之物。女性从资本主义之外的“真空存在”成为了这一体系下的隐藏实体，被纳入到殖民体系之中。被剥削带走的是女性的完整身体，这是一种自我所有权的绝对丧失，资本以主宰性的力量控制生育，控制劳动，不断地让女性“家庭主妇化”，同时用消费控制身体的欲望。自我所有权构成了米斯运用剥削理论的重要基础，也勾勒出了基于身体丧失的资本主义女性历史。但这并不是剥削的全部，我们也看到，第三世界女性和发达国家女性环境的巨大差异，全书大量对于印度的田野调研也让我们看到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巨大不平等，如果仅有自我所有权，并不能解决这种巨大的差异问题。要理解米斯运用的剥削概念，我们需要对于剥削再进行一个深度伦理学的剖析，来展现米斯对于剥削理解的特殊性。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剥削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解释中，剥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出现，但对于剥削缘何不正义的伦理判断，其实有着长期晦暗不明的地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是一种“盗窃”和“抢劫”，而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明确提出过“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构成了剥削为何不正义的伦理解释。我们知道，盗窃和抢劫字眼的使用代表着一方对另一方财产权的侵犯，而财产权本身是一个很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因为无产阶级就是要打碎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概念，这使得剥削的伦理性在学理上屡有争讼。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和政治哲学领域，对自由的强调构成了对剥削理论的重要攻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创始人G.A.柯亨在应对自由主义哲学家诺奇克的挑战时，在《劳动价值论与剥削概念》一文中对剥削理论进行了分析哲学的历史重构，并最终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中揭示了剥削为何不正义的两大原因：侵犯了人的自我所有权和破坏平等。柯亨认为，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马克思本人，他们的剥削理论的一个隐含的、悄悄使用着的，但也是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自我所有权。自我所有权强调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人对自己身上的能力，包括劳动力，以及由于自己的劳动力而创造出来的产品拥有绝对所有权，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权剥夺。在这个前提下，女性被剥削的基底就显现了出来，无论是家庭主妇化下的再生产成为被遮蔽的劳动，还是身处市场体系中被迫纳入劳动市场进行剩余价值的剥削，都鲜明的破坏了女性的自我所有权。但自我所有权本身也是自由主义的重要概念，只有自我所有权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体系下不同阶级女性相互剥削的问题，因此平等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国际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构建在于结构性的制造不平等，以一方统治另一方的模式维系自身，那些被统治的对象，就是上文所述的“殖民地”。因此如果想让女性力量联合起来，作为一个全集去对抗父权制，对抗资本主义体系，就必须在自我所有权之外发现平等，否则对于自我所有权的争夺会让女性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运动，无从找到让第三世界自身的出路。自我所有权和平等的结合，不仅让米斯对于历史和现状的解释更具有穿透性，同时也让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可以找到和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讨论的基点，通过自我所有权来联合信奉不同理论的女性力量，通过平等来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女性问题不再只是阶级问题的从属，女性个体也不再被阶级湮没。

通过米斯对于剥削理论的深入诠释，我们可以再去理解前文提到的第三世界革命中的女性问题。米斯观察到妇女总会在解放的口号下获得劳动领域的“解放”，进入到曾经无法进入的劳动领域。为了凝聚一切可团结的革命力量，妇女在政治力量推动的革命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但革命成功后的世界往往会将妇女重新推向那个旧世界，成为无偿上缴劳动成果，同时进行以生育为核心的身体“上交”。其核心秘密在于，在当下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市场体系中，国家想要现代化就必须采用资本持续积累的方式进行剥削，那么女性对于身体的自我所有权就会不断成为资本积累的新的扩展点，女性就是国家发展中可以利用的新的“殖民地”。而对于发达国家女性而言这种持续积累则会以更隐性的方式存在。剥削第三世界来让这些女性获得财富和权利，但在工作中以各类潜规则进行歧视性对待，通过消费和流行文化不断形塑女性身体、欲望的定义，以丰盈的社会物质冲淡传统抗议，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深度勾连隐藏于对私域关系的女性反抗之外。米斯在书中不断地运用剥削理论，就是为了呈现出全球同此凉热的历史和现实图景，即使对这种深层结构在不同地域有着截然不同的现实表现。

米斯希望，全球的女性主义实践和女性运动必须从深层逻辑改变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如此才能解决剥削问题，而革命在历史上已经证明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要求女性必须用一种渐进式而非突变性的系谱学方式。她对于未来的构想，既是具有传统色彩的斯科特式道义经济学模式，即互惠互利的非市场性关系，又是具有罗尔斯政治哲学色彩的自由平等兼顾的社会形态。在个体行为上，对奢侈品消费的拒绝和生产自给自足性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反对分工带来剥削的可能，这种马尔库塞式的“大拒绝”正是希望恢复劳动本身与人类幸福本身的直接关联。但正如米斯承认的，女性行动的具体环节仍缺乏一个完整的框架，我们对于某些传统模式的想象也一定具有理想的色彩，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想象很难获得一个落地的实践可能。同时第三世界的发展在当下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这样的体系在当下仍然是稳固的。这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遇到的重要问题，不仅仅在于女性问题一个方面。米斯带来了更精深的批判和分析，但也难以找到具体突破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认识的进步总会有带来更多可能，借用米斯的笔，我们再次找到了“存在优先于本质”的人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