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辩到底》读书笔记

《一辩到底：我的法律人生》是美国律师德肖维茨的自传。在对美国最高法院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司法重点也从财产权更多地转向了人身权，法律在这段期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德肖维茨亲历、记录了这些诉讼，而且他通过参与诉讼、著书立说以及参与教学等方式，促成了许多其中的变化。德肖维茨通过这本自传，对一些他参与的导致这些变化的若干案例进行了记录。总体而言，德肖维茨作为律师的生涯无疑是成功的，他所采取的一些辩护技巧、以及代理过的典型案例，会被记录在美国法律史上。他通过工作不仅坚持自己持有的观念，并且通过其个人的影响力将这一思想传播，为他理想中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尽个人力量。

在第一部分“从布鲁克林到坎布里奇”中，德肖维茨介绍了他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以及一些早期的工作经历。正如德肖维茨所说：“我在——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故我思我所思。正是我们与他人的交往、身边的世界、所受的教育、爱恨苦痛、生老病死，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还有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脾气、精力和智识。”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在德肖维茨的律师生涯中，可以看到他始终坚持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对公正平等的追求，为此他甚至可以暂时放下种族、政治问题。这与德肖维茨的犹太身份（少数族裔）、以及在美国高校受到的思潮影响密切相关。

第二部分围绕“言论自由”，德肖维茨介绍了几个案例。德肖维茨的成长经历让他无时无刻不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己任。对于言论自由，他首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含义进行了梳理。对于第一修正案的主体，尽管原文中只提到“国会”，但跟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该条款实际可以做更加宽泛的解读：“联邦国会及各州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联邦及各州政府部门均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采取任何行政或司法行为限制言论自由”。

是否所有言论都可以受到保护？尽管并非所有言论和其他形式的表达都会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已经成为共识，但什么言论是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例外却未形成统一观点。霍姆斯大法官对此曾举例“即使最完备的自由言论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院里误喊失火的人”，这成了所有例外情形中最根本的一种，许多涉言论自由的案件都可基于此进行推理与审查。

对于色情作品，德肖维茨在为《我好奇（黄）》和《深喉》两部电影的辩护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在电影院里与在家里私人观看色情影片并不存在区别，如果看色情影片就可能催化暴力犯罪，那么在家里观看色情影片也应当受到处罚，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色情影片存在催化犯罪等负面作用；通过事前的警示，完全可以让感受到侵扰的人避免观看色情影片。因此，德肖维茨反对对电影和其他电影的审查（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审查）。在“泄密”问题上也是如此，他曾与阿桑奇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在他看来，具有活力的民主制度应当在政府保密的需求和新闻媒体的揭秘需求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也是新闻媒体监督作用的重要体现。在高校任教的经历中，德肖维茨曾经碰到挑衅性、挑起暴力的言论，在布鲁斯·富兰克林案中，尽管他不同意富兰克林的观点，却依然为他辩护，他认为对一个发表挑动性言论的终身教员适用“煽动”这一有着宽泛定义的概念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同样支持学术自由，哪怕是“篡改历史和科学的权利”，因为一旦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形成先例效应，就会成为悬在每一个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学者头上达摩克利斯之剑，特别是研究政治性敏感领域的学者。在诽谤问题上，德肖维茨则并非一定站在言论自由的立场上，因为此时引入了隐私权这一新的权利，需要就隐私权与发表权之间进行衡量，但是，他依然相信适当的代价（指遭受诽谤和嘲讽）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所必需的。

德肖维茨甚至还为MEK（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发言。从他经历的这些案件来看，他一向是言论自由坚定的支持者，而反对各种类型的审查，在最大的程度上支持言论自由。在他看来，历史上大多数审查的动力都来自于集权权力，如今虽然也存在一些右翼审查，但审查压力更通畅来自于强硬左派。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抗衡这些左翼、右翼倾向，保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关键。

本书的第三部分则是就其刑事司法经历中的几个问题做出了回应。首先，在死刑问题上，德肖维茨对死刑予以了驳斥，并在司法研究与刑事辩护中积极推动废除死刑与追求免除死刑判决。其次，德肖维茨通过他曾经代理的许多案子，如辛普森案、布劳案等，介绍了他推翻谋杀指控的“专长”，这主要是通过运用科学、法律、逻辑和经验实现证伪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尝试对案件原貌的恢复方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密，许多案件中与其说在讨论法律问题，不如说是通过技术在研究事实。在涉及政治、宗教、外交甚至国际阴谋的案件中，死刑判决的做出时常受到政治的影响，德肖维茨为其中许多人进行辩护，并通过科学方式等，促使法院撤销有罪判决、或做出无罪判决，但他也会因为不认同当事人而拒绝为其政治谋杀案辩护。

德肖维茨就其经历的强奸罪政策的变化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最初，对待强奸案体现出男性中心的态度，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政治和学术上女权主义开始关注强奸罪法律中表现出的性别不平等上，十多年的时间中，许多法条被修订，男性中心观点变成了女性中心的一边倒。在迈克·泰森案中，就被害人的性格形象究竟为何，检方和辩方各自提出了许多观点与证据，涉及到被害人德茜蕾的行为当天的穿着、事后的伤痕、家教以及过往的性经验等等，通过反复的证据提交逐步找到最接近客观真实的事实。然而，在泰森案中（包括之后的许多案子），德肖维茨为强奸罪被告人的辩护遭到了许多质疑，以及来自女权主义的攻击。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发生变化是正常的趋势，德肖维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使命就是努力在进步的需求和不可或缺的公正与正当程序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对于媒体对法律的影响，作为一位经常为名人代理案件的知名律师，德肖维茨也就此问题介绍了许多自己的经历。代理此类案件通常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从而遭受到舆论压力，还有可能受到各种有理由的或无端的指控。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德肖维茨提出了一些意见总结：尤其强调了作为律师的专业性，只因为该案是擅长的领域而非因为是“名人案件”才接案子，与名人当事人保持合理的距离，以正常的业务关系相处，尽到相应的保密责任等。在对待媒体上，应当认识到，一方面媒体的关注使得诉讼所采取的策略需要在应对“法院”与“舆论”间灵活转换，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媒体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制衡法官、检察官和刑辩律师的有力武器，两者间的平衡对民主治理至关重要。

在最后一部分，德肖维茨谈了美国司法在平等公正问题上的变化。上个世纪下半叶，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涉及歧视的问题愈发受到关注。种族问题上，强调种族意识的平权措施已经使得我们越来越接近一个不以“色”取人的社会，逐步向马丁·路德·金所描绘的社会前进。而对于女性的堕胎权利、同性恋的平等等问题，德肖维茨通过对其进行歧视的根源分析，以及如布什诉戈尔案的政治背景的分析，最终将其归结为宗教保守主义与其他观点之间的纠纷。其中的许多问题应当是民选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工作，而非是任命产生的最高法院的职责。在宗教分歧上，尽管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是其国民大多信仰基督教（以及其他的宗教信仰），在这样的多元国家中，宗教信仰自由和不信宗教的自由之间的平衡一直都难以达成，为此，德肖维茨最终以“十条劝言”作结，核心在于宗教和信仰纯属个人私事，不应以“超越物理或几何观点之上的宗教观点”对任何人进行审判。最后，德肖维茨也一直是人权的支持者，人权这一概念如今也广泛获得认可，在积极参与取消种族隔离、反对战争的活动之外，德肖维茨还关注到人权议题的普遍性，指出了许多中立机构（如联合国等），可能遭到意识形态的绑架，过于关心特定国家，如美国、以色列的人权问题，而对真正存在惨案悲剧的柬埔寨、卢旺达、叙利亚等国家无动于衷。“人权”可能成为政治武器遭到滥用，许多当前打着“人权”旗号的组织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应当让人权在国际社会中回到其正当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