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畏惧的希望
这也许是奥巴马给世界精英们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尤其在这危机与平静并存的时刻
许宏
在富于自治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如果有人想担任议员、州长、总统这样的公共职务，只要符合宪法规定，这人会很自然地去参加竞选，而不是通过其它方式。
他或她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竞选让公众相信自己比其它参选人更能胜任这个工作。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他至今难忘最初步入政坛的情形。
那是1996年，除了子女，35岁的奥巴马似乎已什么都不缺，从哈佛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已有四年，与同样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妻子米歇尔•罗宾逊（Michelle Robinson）结婚三年，在芝加哥一家律师事务所任民权律师，同时还是芝加哥大学讲授宪法的高级讲师。
因当时他所在的伊利诺伊州议会有一席空缺，在朋友的鼓励下，奥巴马与爱人商量后决定参加竞选。
“我开始做每一位初次参选的人都要做的事情：我跟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人交谈。”奥巴马在他的政治自传《无所畏惧的希望：关于重申美国梦的构想》（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中写道，“我去街区俱乐部和教会，去美容店和理发店。如果有两个人站在街角，我都会走过去递给他们我的竞选小册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让奥巴马最难忘记的。
“无论我到哪里，我都会遇上这两个问题，区别只是版本不同罢了。‘你怎么起了那么一个好玩的名字？’另一个是：‘你看起来是个体面的人。你干嘛想走进政治这样肮脏丑陋的圈子？’”奥巴马回忆。
奥巴马对此并不奇怪，他从作为穆斯林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全名——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肯定会让美国同胞联想起那两个与美国为敌的人：前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而后一个问题更是奥巴马早就听到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政治学本科后来到芝加哥穷人区做社区组织工作时就有人问过他。
但这次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竟然他所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么问。
奥巴马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词是cynicism，在他来看，这代表了他所在地区的公众对政治以及任何公共生活的一种普遍态度。
在汉语世界，这个词常常被翻译为“玩世不恭”，然而更为符合本义的意思是：这种态度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好坏之分，也就不相信有任何改进的希望，它唯一相信的是，人其实都是不可救药的自私自利。
奥巴马说自己对此的反应通常是：微笑，点头，然后说，我理解这样的怀疑主义，但是，除此之外却也一直存在另一种政治传统，从美国的建立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个传统都认同一个简单的信念，就是，我们的命运彼此攸关，把我们绑在一起的力量要比让我们分裂的力量来得要大，如果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一点并照此行事，我们虽然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能够实现某些有意义的事情。
12年过去了，这个简单的信念一直是奥巴马政治道路上宣讲的主题，这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在重复那些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道理罢了，如果奥巴马不是在竞选美国的议员和总统，这会有多大的头绪？
可是，即使是美国自身，在建立之初，有多少人预料到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呢？直到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他的朋友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访问美国时，来访的欧洲人几乎都仍然把美国视为落后的国家。
很多在历史上有着持久影响力的事件在当初发生时往往都是那么得默默无闻。关键在于，奥巴马所认同的那个政治信念的确一直顽强地在北美大地上传承了下去。然而，几乎同样顽强的也是奥巴马当初遇上的那个怀疑主义。
如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自身孕育的这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正在继续为那个怀疑主义提供更多的理由，美国乃至西方究竟能好到哪里去呢？
而对于新兴的国家，像中国和印度，何尝不也在面临种种怀疑主义的挑战？新兴的世界究竟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怀疑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顽强，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是，它所描绘的世界的不可救药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世界的真实写照。
对于奥巴马这样的人，他们要想在这场希望与失望甚至绝望的竞争中继续有真正的号召力，至少得给出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世界的希望在哪里并且这个希望跟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奥巴马自己的故事也许是他能够给出的最好证据，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世界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不仅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自己的怀疑主义，后来还让他四处跟人分享这个希望。
希望在哪里？
奥巴马1961年8月4日生在火奴鲁鲁，他的父母亲当时都在那里的夏威夷大学读书，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祖父给在肯尼亚居住的英国人当仆人，母亲则来自堪萨斯州的普通白人家庭。
“我的祖父对他的儿子有很大的梦想。凭借努力工作和坚韧不拔，我的父亲赢得了在一个神奇的地方——美国——读书的奖学金，这对在他之前来到这里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个代表自由和机会的灯塔。”奥巴马常常向他的选民讲述他为何能够来到美国。
可是之后由于父母的离异，又因为母亲与另外一名印度尼西亚留学生再婚（后来又离婚），奥巴马的孩提时代有4年是在离美国大陆更遥远的雅加达度过的，他先在那里的天主教学校读书，又转学到穆斯林学校。
奥巴马在10岁时回到夏威夷，之后直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关系，是他迄今最有争议的人生阶段。奥巴马承认，他在那时一度沉湎于酒精、大麻、可卡因。
在奥巴马的回忆中，有希望的生活来自于他大学毕业并在纽约工作四年后去芝加哥时才开始。
“正是寻找实践我母亲认为人应该学好的信念，我开始为芝加哥教会做社区组织工作，这些组织试图帮助人们解决失业、毒品和绝望的问题。”奥巴马在《无所畏惧的希望》中写道。
奥巴马的母亲安• 邓恩（Ann Dunham）对儿子的影响显然很大——她去世前获得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过扶贫工作——但是并没有强大到能够让奥巴马走上到处宣讲希望的道路。
无论是他母亲的一生还是奥巴马的少年时代都深受1960年代流行的怀疑主义的影响。但与甘心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不同，奥巴马母子仍然认同人应该去分辨好与坏。
在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玛亚(Maya Soetoro-Ng)看来，她的母亲是位不可知论者，安• 邓恩认为人能够学好，但对如何学好、什么是好以及好本身的归宿都不置可否，而这一切显然不可能解除奥巴马的困惑。
“我在芝加哥的经历迫使我去面对我母亲一生从未得到完全解决的困境：跟我母亲一样，在那之前，我最深深珍视的那些信念没有安身立命的群体和互相分享的传统得以支撑。”奥巴马解释说，“跟教会的人士并肩工作强化了我投身公共生活的意愿。这让我意识到，没有信念的载体，没有对具体的信仰群体确定无疑的委身，我就还是处在游离的状态，就像我母亲那样，的确，很自由，然而在根本上却是孤独的。”
奥巴马后来最不厌其烦不知疲倦跟人说的那个“无所畏惧的希望”正是这段经历的收获。事实上，作为奥巴马政治宣言的《无所畏惧的希望》本身就是他从所在教会的牧师一篇演讲的题目中借用过来的。
那是20年前的1988年，27岁的奥巴马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希望”能够是如此的“无所畏惧”，在教会的工作让他目睹了教会对改变黑人群体命运方面起到的核心作用。在他看来，教会的同事们就像牧师讲的历史上那些信靠神的人，不被眼前的苦难和怀疑打倒，谦卑而无所畏惧地相信真正掌权的是神的公义和力量，人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不知停息地去传播爱和真理。
“我在教会同事的日常工作中，在他们‘无中生有’的能力中，在他们即使遭遇最艰难的困境却依然满怀希望和尊严的表现中，我能够看到神的爱在他们身上彰显。”在2007年即将宣布竞选总统之前，奥巴马仍然念念不忘当初“无所畏惧的希望”给他的震撼。
“你需要来教会，恰恰因为你是在这个世界的，而不是远离这个世界；富人、穷人、罪人、得救的人，无论你是谁，都需要接受神的拯救，恰恰因为你有罪需要清洗——因为你是人，在你困难的人生旅途中你需要同盟，祂能够让高山和低谷平整，修直一切弯曲的道路。”奥巴马这样述说他的信仰之路。
“正是由于这些新的认识——信仰上的委身并不要求我终止有判断力的思维，不要求我停止寻求经济和社会的公正，也不要求我从我所知道和爱的世界隐退——我最终得以走进教堂接受洗礼。”奥巴马认为这样的新认识让他能够毫不怀疑地去实践从他母亲那里得来的信念，“跪在十字架前，我感到圣灵对我的召唤。我将自己交托给祂，让我去发现祂的真理。”
这一切显然为奥巴马今后竞选公职的生活奠定了精神的基础，教会的生活帮助他学习如何去打动听众，就像他被教会的牧师和同工打动那样。
不过，奥巴马走的路却跟他所在的教会人士不尽相同，他在受洗后就去了哈佛法学院读书，继续投身由她母亲指引的致力于维护公义的公共事务之中。
信仰加上公共事务，使得奥巴马前所未有的接近“美国梦”的内核，因为这两者历来都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他的黑人前辈们已经在这两个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最著名的不仅有1984年参加总统竞选的杰西•杰克逊牧师（Jesse Jackson），更有对美国的民主历史影响深远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Martin Luther King Jr.）——他那呼喊黑白平等的梦想已经生长为“美国梦”的一部分。
在美国最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看来，奥巴马正在将他前辈们的事业向前推进，因为他继续努力超越种族和文化这样的历史纠葛，能够直接面对整个美国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像之前一切那些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群体，美国黑人同样需要来自于跟作为多数的白人共处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这其中的价值没有比巴拉克•奥巴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拥有的潜质更能够得到有力表现的了。”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说，他的《西方文化形成中的自由》（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一书曾经获得199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换言之，奥巴马的崛起是首先在白人那里得到胜利的——像自由、民主、真正的希望——这样的普世价值经历了漫长历史后在黑人群体中扩散而结的果实。他在长达两年的竞选中鼓动了美国民主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支持者，跨越了种族、性别、年龄甚至党派。
眼下的问题是，这个果实能否——或者多大程度上——帮助处在深层危机中的美国社会重新认清“美国梦”的内核而继续结出新的果实？
这不是一个人甚至一届政府能够完成的，但也不能低估了榜样的力量。之前，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林肯（Abraham Lincoln）、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里根（Ronald Reagan）这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领袖无不是在这样危机的时候应运而生。
在怀疑主义继续流行的时代，无所畏惧的希望是不可缺少的。而归根到底，经得起怀疑的希望才是真的希望。
许宏
在富于自治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如果有人想担任议员、州长、总统这样的公共职务，只要符合宪法规定，这人会很自然地去参加竞选，而不是通过其它方式。
他或她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竞选让公众相信自己比其它参选人更能胜任这个工作。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他至今难忘最初步入政坛的情形。
那是1996年，除了子女，35岁的奥巴马似乎已什么都不缺，从哈佛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已有四年，与同样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妻子米歇尔•罗宾逊（Michelle Robinson）结婚三年，在芝加哥一家律师事务所任民权律师，同时还是芝加哥大学讲授宪法的高级讲师。
因当时他所在的伊利诺伊州议会有一席空缺，在朋友的鼓励下，奥巴马与爱人商量后决定参加竞选。
“我开始做每一位初次参选的人都要做的事情：我跟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人交谈。”奥巴马在他的政治自传《无所畏惧的希望：关于重申美国梦的构想》（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中写道，“我去街区俱乐部和教会，去美容店和理发店。如果有两个人站在街角，我都会走过去递给他们我的竞选小册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让奥巴马最难忘记的。
“无论我到哪里，我都会遇上这两个问题，区别只是版本不同罢了。‘你怎么起了那么一个好玩的名字？’另一个是：‘你看起来是个体面的人。你干嘛想走进政治这样肮脏丑陋的圈子？’”奥巴马回忆。
奥巴马对此并不奇怪，他从作为穆斯林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全名——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肯定会让美国同胞联想起那两个与美国为敌的人：前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而后一个问题更是奥巴马早就听到过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政治学本科后来到芝加哥穷人区做社区组织工作时就有人问过他。
但这次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竟然他所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么问。
奥巴马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词是cynicism，在他来看，这代表了他所在地区的公众对政治以及任何公共生活的一种普遍态度。
在汉语世界，这个词常常被翻译为“玩世不恭”，然而更为符合本义的意思是：这种态度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好坏之分，也就不相信有任何改进的希望，它唯一相信的是，人其实都是不可救药的自私自利。
奥巴马说自己对此的反应通常是：微笑，点头，然后说，我理解这样的怀疑主义，但是，除此之外却也一直存在另一种政治传统，从美国的建立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个传统都认同一个简单的信念，就是，我们的命运彼此攸关，把我们绑在一起的力量要比让我们分裂的力量来得要大，如果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一点并照此行事，我们虽然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能够实现某些有意义的事情。
12年过去了，这个简单的信念一直是奥巴马政治道路上宣讲的主题，这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在重复那些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道理罢了，如果奥巴马不是在竞选美国的议员和总统，这会有多大的头绪？
可是，即使是美国自身，在建立之初，有多少人预料到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呢？直到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他的朋友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访问美国时，来访的欧洲人几乎都仍然把美国视为落后的国家。
很多在历史上有着持久影响力的事件在当初发生时往往都是那么得默默无闻。关键在于，奥巴马所认同的那个政治信念的确一直顽强地在北美大地上传承了下去。然而，几乎同样顽强的也是奥巴马当初遇上的那个怀疑主义。
如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自身孕育的这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正在继续为那个怀疑主义提供更多的理由，美国乃至西方究竟能好到哪里去呢？
而对于新兴的国家，像中国和印度，何尝不也在面临种种怀疑主义的挑战？新兴的世界究竟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怀疑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顽强，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是，它所描绘的世界的不可救药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世界的真实写照。
对于奥巴马这样的人，他们要想在这场希望与失望甚至绝望的竞争中继续有真正的号召力，至少得给出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世界的希望在哪里并且这个希望跟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奥巴马自己的故事也许是他能够给出的最好证据，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世界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不仅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自己的怀疑主义，后来还让他四处跟人分享这个希望。
希望在哪里？
奥巴马1961年8月4日生在火奴鲁鲁，他的父母亲当时都在那里的夏威夷大学读书，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祖父给在肯尼亚居住的英国人当仆人，母亲则来自堪萨斯州的普通白人家庭。
“我的祖父对他的儿子有很大的梦想。凭借努力工作和坚韧不拔，我的父亲赢得了在一个神奇的地方——美国——读书的奖学金，这对在他之前来到这里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个代表自由和机会的灯塔。”奥巴马常常向他的选民讲述他为何能够来到美国。
可是之后由于父母的离异，又因为母亲与另外一名印度尼西亚留学生再婚（后来又离婚），奥巴马的孩提时代有4年是在离美国大陆更遥远的雅加达度过的，他先在那里的天主教学校读书，又转学到穆斯林学校。
奥巴马在10岁时回到夏威夷，之后直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关系，是他迄今最有争议的人生阶段。奥巴马承认，他在那时一度沉湎于酒精、大麻、可卡因。
在奥巴马的回忆中，有希望的生活来自于他大学毕业并在纽约工作四年后去芝加哥时才开始。
“正是寻找实践我母亲认为人应该学好的信念，我开始为芝加哥教会做社区组织工作，这些组织试图帮助人们解决失业、毒品和绝望的问题。”奥巴马在《无所畏惧的希望》中写道。
奥巴马的母亲安• 邓恩（Ann Dunham）对儿子的影响显然很大——她去世前获得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过扶贫工作——但是并没有强大到能够让奥巴马走上到处宣讲希望的道路。
无论是他母亲的一生还是奥巴马的少年时代都深受1960年代流行的怀疑主义的影响。但与甘心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不同，奥巴马母子仍然认同人应该去分辨好与坏。
在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玛亚(Maya Soetoro-Ng)看来，她的母亲是位不可知论者，安• 邓恩认为人能够学好，但对如何学好、什么是好以及好本身的归宿都不置可否，而这一切显然不可能解除奥巴马的困惑。
“我在芝加哥的经历迫使我去面对我母亲一生从未得到完全解决的困境：跟我母亲一样，在那之前，我最深深珍视的那些信念没有安身立命的群体和互相分享的传统得以支撑。”奥巴马解释说，“跟教会的人士并肩工作强化了我投身公共生活的意愿。这让我意识到，没有信念的载体，没有对具体的信仰群体确定无疑的委身，我就还是处在游离的状态，就像我母亲那样，的确，很自由，然而在根本上却是孤独的。”
奥巴马后来最不厌其烦不知疲倦跟人说的那个“无所畏惧的希望”正是这段经历的收获。事实上，作为奥巴马政治宣言的《无所畏惧的希望》本身就是他从所在教会的牧师一篇演讲的题目中借用过来的。
那是20年前的1988年，27岁的奥巴马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希望”能够是如此的“无所畏惧”，在教会的工作让他目睹了教会对改变黑人群体命运方面起到的核心作用。在他看来，教会的同事们就像牧师讲的历史上那些信靠神的人，不被眼前的苦难和怀疑打倒，谦卑而无所畏惧地相信真正掌权的是神的公义和力量，人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不知停息地去传播爱和真理。
“我在教会同事的日常工作中，在他们‘无中生有’的能力中，在他们即使遭遇最艰难的困境却依然满怀希望和尊严的表现中，我能够看到神的爱在他们身上彰显。”在2007年即将宣布竞选总统之前，奥巴马仍然念念不忘当初“无所畏惧的希望”给他的震撼。
“你需要来教会，恰恰因为你是在这个世界的，而不是远离这个世界；富人、穷人、罪人、得救的人，无论你是谁，都需要接受神的拯救，恰恰因为你有罪需要清洗——因为你是人，在你困难的人生旅途中你需要同盟，祂能够让高山和低谷平整，修直一切弯曲的道路。”奥巴马这样述说他的信仰之路。
“正是由于这些新的认识——信仰上的委身并不要求我终止有判断力的思维，不要求我停止寻求经济和社会的公正，也不要求我从我所知道和爱的世界隐退——我最终得以走进教堂接受洗礼。”奥巴马认为这样的新认识让他能够毫不怀疑地去实践从他母亲那里得来的信念，“跪在十字架前，我感到圣灵对我的召唤。我将自己交托给祂，让我去发现祂的真理。”
这一切显然为奥巴马今后竞选公职的生活奠定了精神的基础，教会的生活帮助他学习如何去打动听众，就像他被教会的牧师和同工打动那样。
不过，奥巴马走的路却跟他所在的教会人士不尽相同，他在受洗后就去了哈佛法学院读书，继续投身由她母亲指引的致力于维护公义的公共事务之中。
信仰加上公共事务，使得奥巴马前所未有的接近“美国梦”的内核，因为这两者历来都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他的黑人前辈们已经在这两个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最著名的不仅有1984年参加总统竞选的杰西•杰克逊牧师（Jesse Jackson），更有对美国的民主历史影响深远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Martin Luther King Jr.）——他那呼喊黑白平等的梦想已经生长为“美国梦”的一部分。
在美国最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看来，奥巴马正在将他前辈们的事业向前推进，因为他继续努力超越种族和文化这样的历史纠葛，能够直接面对整个美国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像之前一切那些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群体，美国黑人同样需要来自于跟作为多数的白人共处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这其中的价值没有比巴拉克•奥巴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拥有的潜质更能够得到有力表现的了。”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说，他的《西方文化形成中的自由》（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一书曾经获得199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换言之，奥巴马的崛起是首先在白人那里得到胜利的——像自由、民主、真正的希望——这样的普世价值经历了漫长历史后在黑人群体中扩散而结的果实。他在长达两年的竞选中鼓动了美国民主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支持者，跨越了种族、性别、年龄甚至党派。
眼下的问题是，这个果实能否——或者多大程度上——帮助处在深层危机中的美国社会重新认清“美国梦”的内核而继续结出新的果实？
这不是一个人甚至一届政府能够完成的，但也不能低估了榜样的力量。之前，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林肯（Abraham Lincoln）、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里根（Ronald Reagan）这些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领袖无不是在这样危机的时候应运而生。
在怀疑主义继续流行的时代，无所畏惧的希望是不可缺少的。而归根到底，经得起怀疑的希望才是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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