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天下谁人不识君

学者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是一部非常学术向的高适专著。

书中不仅收录了高适诗歌作品，正文开篇还有一篇考据详尽的高适年谱，可与编年诗歌对照阅读，而附录最后的“论高适的诗”则是一篇面向普通读者的高适导读。

上面说这本书非常“学术向”，原因在于它虽然有系统又全面的注文和笺释，但这种全面性并非是普通读者所需要的，更适合研究者参考阅读。

我们可以借高适的名篇《燕歌行》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根据开篇的年谱，刘开扬先生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高适时年35岁。

刘开扬先生在论及这首诗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而且还论及了不同学者对创作背景的争议。

学界一般认为高适这首诗“此刺张守珪也”（岑仲勉）。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攻打奚和契丹，大败而归；两年后，乌知义同样轻率发动对奚和契丹的战争，再次败绩；张守珪作为二人的统帅却讳败为胜，将败仗谎报成胜仗来邀功（“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

高适因此作诗刺之。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介绍了上述创作背景，还引用具体诗句来进行论证。但除了上述说法之外，书中还收录了另一位学者蔡义江的观点，后者认为这首诗所刺者为安禄山。

所谓诗无达诂，我们很难确凿地说上述哪一说法是正确的，而本书的意义之一则在于，博采众说，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燕歌行》的不同观点不仅局限在创作背景上，对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至今犹忆李将军”的理解也存在争议。

我们一般认为诗中的李将军指的是飞将军李广，李广爱护士卒，使士卒“咸乐为之死”，这就与《燕歌行》前文中的“美人帐下犹歌舞”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之情溢于言表。

但《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还收录了另一种解释，《唐诗别裁》中认为，“李广爱惜士卒，故云。或云李牧亦可。”刘开扬先生在提及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引用《史记·李牧列传》中对李牧的介绍，来论证这种说法似乎也是站得住脚的。

上述争议在学界中具有探讨的价值，不过对普通读者而言，或许“不求甚解”也完全不影响我们理解这首诗的内涵。

对于诗歌的理解不存在定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解读。还是这首《燕歌行》，有人认为高适喜欢歌颂战争，这种理解就很难站得住脚，因为《燕歌行》中有大量同情普通士卒的文字。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这样的文字非但不是歌颂战争，反倒充满了反战意味。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将高适的诗歌分为了可以确定或大致可以确定写作时间的诗歌（编年诗）以及不能肯定写作时间的诗歌（未编年诗），前者占了绝大多数篇幅，通过将创作背景与诗歌主体联系的方式，我们也能得到更深刻的体会。

高适在开元十一年（723年）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别韦参军》，这是他最早期的作品之一。

诗中有一句“屈指取公卿”，事实上这个时候高适已经体会到“取公卿”的不易了。但他恐怕料想不到，他的公卿仕途，直到年近五十的时候才算真正开始。

从二十岁到五十岁这三十年，高适都处在仕途的低谷当中，他在另一首写给杜甫的诗《人日寄杜二拾遗》中写道，一卧东山三十春。（不过刘开扬先生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认为，这句诗说的是杜甫而不是高适自己）

不过我们也不需要为高适难过，高适的仕途进阶虽然不快，但顶点却足够高，他后来官至剑南节度使，转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旧唐书》中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一个颇为奇怪的点在于，我们说李白、杜甫处于盛唐时期，然而盛唐是别人的，留给这两位一流诗人的只有“憔悴”。

与他们同期的高适（高适年纪比李白小，比杜甫大）倒是几度出任封疆大吏，仕途在唐朝诗人中风头无二。然而吊诡的是，让高适走上仕途巅峰的，恰恰是让盛唐走下神坛的安史之乱。

高适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安史之乱中先后得到了玄宗与肃宗的赏识（与之同期的李白则被认为是反面典型），从此青云直上。

但如果我们认为高适人生的后半程顺风顺水的话，那就又错了。还是上面提到的那首《人日寄杜二拾遗》，这首写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高适时年58岁）的诗被认为是高适晚年最动人的诗篇。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两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由此不难看出，高适这官做的并不开心。但无论怎么说，比起这首诗的收信人杜甫，高适的境遇还是顺遂多了。最起码他14年前（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写下的一句诗在此刻似乎成真了：天下谁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