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之子在悲吟-拜占庭遗民的少数派报告

个人是很喜欢这一种风格的游记，作者不但会记录自己一行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会代入到某个或若干古人的视角。于是乎百年或上千年的时间线，会在他的笔下彼此交错重叠，时间和空间都渐渐恍惚。威廉·达尔林普尔据说是个中高手，星期日独立报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旅行作家之一，且相信这一观点业已得到公认。坦白来讲，或许是因为达尔林普尔的旅行线路，是越来越向那“人迹罕至”的边缘地带而去，就让他的这本书显得有点慢热。加上让他萌生这一段旅程的那莫斯克斯的《精神草地》，在前半截带给人的即视感，实在是很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如果不是他的行文实在流畅全无阻滞，以及字里行间偶尔出现的调皮捣蛋，实在是有很高概率被劝退。

然而当随着他往那艰险之地越走越深，就开始放不开手撒不开视线了。从莫斯克斯所处的拜占庭渐渐失去了对地中海沿岸诸地的控制权开始，他共情了莫斯克斯作为一个虔敬基督徒和修行者对世风日下与国破山河的愤懑失落，然后由此倒推更久之前的年份，抽丝剥茧一样拆解掩埋着的历史，让被人遗忘良久的戏剧性渐渐浮现。达尔林普尔颇有些无奈及好笑地说起了世界宗教史的往事——那应该是从自然派多神教崇拜，和新生的一神教彼此试探、碰撞、融合，然后上演信仰界的物竞天择。毫无疑问，既然后来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它就是那一轮竞争的赢家。这样的插叙，搭配莫斯克斯的半流亡之路，以及二十世纪东方基督徒的窘迫，很是厚重。

但这不是书里窒息感的顶点——或许人类在宗教信仰上的虔敬程度并不相通，就好像在达尔林普尔于1994年的走访中，听到人们“亲身经历”的神迹一样无法共鸣，但是那些试图在迫害和战火中捡漏方寸之地以作苦修的教士身上，确实让东方基督徒的生存之艰难，格外具象。在巴以的段落之前，达尔林普尔更侧重于伊斯兰教和正教的生存冲突，让人有一种幻视奥斯曼和拜占庭的时空错乱。然而，当细数了东方基督徒未有失落的古老的祈祷仪式和传统赞美诗，达尔林普尔很有几分幽怨暗恨生地提到，如果拜占庭大厦将倾时的莫斯克斯来到现代，在面对西方基督教的各种礼仪时，怕只会觉得懵懂尴尬，如果他想要找到自己熟悉的“神圣慰藉”，恐怕只有穆斯林可以给他。

除了伊斯兰教在最初形成自我哲学体系的时候，不自觉地汲取了来自基督教义中某些早已和他们的“常识”无法切割的东西以外，基督教在最初从单纯的行为戒律演变成系统性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也从更古老和纯朴的多神教里获得了一些养分。达尔林普尔对那种不同认知体系彼此交融的状况，表现出一种极为诚挚的向往。这也倒不是无法理解，当他一路走来，见证了一千三百多年激烈的宗教冲突是怎样把一代又一代的正常人变成了时间的疯子，又是怎样让一代又一代的隐修者变成了空间的弃儿。他当然知道，多神教和基督教交汇的阶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碰撞的时期，并不能说完全友好和善，但至少基于森林法则的共存依然是有可能的，而不像现在，动辄有你没我。

那么他对这趟旅程的期待是什么呢？只是因为约翰·莫斯克斯的精神草地引发了他的好奇心吗？在名为希腊的第一章的开篇处，他同样对着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好像大部分情况下的自问自答，只会在学生作文里表现完整一样，达尔林普尔没有给出可以让人在往下读之前就对全书有模糊预想的答案。也或许他有吧，至少他提炼了莫斯克斯精神草地的打卡路线，至少把那个年代从拜占庭对东方的失控，勾出了一个地理廓线。但是他并没有提到，拜占庭的余晖，是东方基督徒命运悲剧化的开始，即便有他时不时的俏皮幽默以作缓冲，也无法掩盖，那些寂寞和流离背后源于庞大历史纵深的困惑。更直白的来讲，或许世界只看到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但是，那里还有存在感无限趋近于零的基督徒。

嗯，达尔林普尔就是从希腊阿索斯山开始讲述他的旅行的，然后那句“如蒙上帝允许”初读还以为不过是源于读者调皮本性的俏皮话，后来才知道，其中蕴藏的奥秘，以及书首致谢中提到的，希望不会有人因他的文字而受到波及到底暗示了什么。然而，“拜占庭的余晖”这样的词组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放任空洞的想象力而表现出虚无的兴奋，自然不会太过在意那些细节处理上的文字游戏。加上他在描述专注于祈祷、守贞纯洁东正教的圣山，开始时就用拒绝除了母猫以外所有的雌性生物做引子，狠狠地满足了游记类作品读者的猎奇心理，哪里还会格外留意达尔林普尔的这趟旅程，是从现代世界基督教信仰的洞天福地，去到连摩西都不会再有立足之地的、记录了基督教青春期的墓葬群所在地——试问，还有比这更显眼包的暗示吗。

在圣山漆黑的图书馆里，达尔林普尔看到了随便挂着的一袭丝绸外袍，然后惊讶于此地的修士对十世纪生人拜占庭皇帝齐米斯基斯遗物的“亵渎”，一定想不到自己会在未来几个月中的某一天，会在遇到另一件同样年代久远的带着精致蕾丝的教士法衣时，和一具不知何年的马龙派牧首的干尸对视。不知道身在贝什里马龙派世界中心邂逅那位不知名牧首的时候，达尔林普尔有没有回忆起，自己曾经在东正教世界的中心见过拜占庭皇帝的“战袍”，有没有不自觉的想到，马龙派之所以会在现在他们在的地方，就是因为拜占庭方面把他们视为异端，于是因为逃避政治霸凌，从叙利亚的腹地，渐渐转移到了黎巴嫩的山里。嗯，山中总是适合建造要塞，易守难攻。

不过，想来在圣山的时候，达尔林普尔应该会更介意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会不会成为自己来到东正教圣地从他们的藏经阁里借阅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手抄本的障碍吧。此处他插叙了英格兰旅行家罗伯特·寇松以偷盗和称重的方式，对阿索斯修道院图书馆进行的掠夺——西方基督徒的“卑劣”同样跟后文他们对于东方基督徒的冷漠微微呼应，一如东正教神父提到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歌唱家是如何用赞美诗获得了在圣山教堂穹顶唱一曲《荣耀颂》的机会，和很久很远的叙利亚古老圣歌带来的震撼遥想合唱一样，让人横生一身的鸡皮疙瘩。学者称，最早的西方素歌都带有明显的东方特点，因为叙利亚音乐受到整个拜占庭世界的顶礼膜拜——不同宗教或派系的知识体系，同属一个大宇宙观首先在音乐领域实锤了。

莫斯克斯的那本精神草地，如果放在公元六世纪的拜占庭，大约和当代人读达尔林普尔的圣山来客会有类似的心境。毕竟人总是受制于自己的过去和现状，于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地选择未来。莫斯克斯的旅程同样受制于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东正教游方僧，他必然是怀着极为严肃和真挚的心情踏上这样的旅途，毕竟，他的目的是去“采集沙漠教父、拜占庭东部的圣贤和神秘主义者的智慧”。当然，我认为那句要赶在他们的世界即将分崩离析之前的期限是作为历史后来者的达尔林普尔的加注，而其中更重要的意蕴在于，莫斯克斯对自己拜访对象的期许，并不仅限于东正教教士。达尔林普尔也是。

然而，莫斯克斯对异教的宽容度，在达尔林普尔看来，和圣山上的修士一样有限，那么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莫斯克斯没有把自己的想象空间仅限于东正教的理由是，他默认自己笔下无违于“智慧”的对象，只有基督徒而已——大概非基督教世界的人并不会对此表达惊讶，但是和达尔林普尔同属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大概会大吃一惊，因为对他们来讲，曾经莫斯克斯探访圣贤的地中海东岸完全就是伊斯兰教的世界，或者说，是直接从古典世界直接跳到伊斯兰世界的。可是，对西方人而言的这个属于亚瑟王的时代，地中海东岸及包括黎凡特地区，是富裕的基督教世界，是欧亚大陆的中心。

阅读达尔林普尔的文字时，会无意识地放空大脑，任凭他的行文牵引思绪。所以，当他用热情洋溢的文字来展示拜占庭盛极转衰的基督教影响力的时候，直接把脑回路锁死在了莫斯克斯的仿徨和黎凡特及耶路撒冷的忧郁之中，而全然忘记了现在的近东到中东，已经因为处于伊斯兰教太多年的主宰下，彻底忘记了它曾经孕育的繁荣和多元的基督教盛景及学术环境。还是那句话，或许彼时的宗教共存并没有理想中的那么祥和，但至少还有共存的空间。这也正是达尔林普尔本书的感慨，没落的东方基督教，偏狭的信仰共存空间，于危难中孤寂着凋零的旧式基督徒……

达尔林普尔称，伊斯兰教传统上对宗教少数派持宽容态度——这个怎么说呢，阿拉伯大征服那本书里有提到伊斯兰教的早期扩张并不强制占领地原住民改宗，只是异教徒需要交额外的税且缺乏更好的工作机会，至于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大概早期还行吧，晚期的话基于国土安全的理由，也没少迫害基督徒。达尔林普尔的抑郁跟无奈没有跨越那么长的时间线，他的讶异是围绕邻居与敌人式的骤然转变而引发的当事人困惑展开的——所以我总是一再想起，已经完全同化甚至改宗的犹太人在水晶之夜后的茫然，以及以色列建国后骤然兵戎相见的阿拉伯人和犹太定居者的懵逼。

达尔林普尔从斯蒂文·朗西曼的《十字军东征史》中邂逅了莫斯克斯，或许因为他早就知道那一条路线上拜占庭的基督徒后裔正在经历比莫斯克斯认为的最糟的状况还要更糟糕的状况，所以萌生了去看看莫斯克斯在公元七世纪看过的东西、待过的修道院、祈祷过的壁画和镶嵌画……那么他对自己所有浪漫的期待最终会凝结成冰冷且无望的棱柱有否心理准备呢，还是仅仅期待片光零羽的满足？应该是两者兼有，至少在他去到土耳其的时候，还保有某种安全的心理距离。或许这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往事，并不会牵扯到太多西方基督徒的愧疚和罪孽，至少，那些操作弥补了他们某些鬼畜的不安。

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并没有改变这座古老城市在欧亚大陆连接处的地位，而近东的真正没落，要到西欧那些姑表堂兄弟的内讧波及到大博弈轮廓线范畴才算开始。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看，类似于阿拉伯劳伦斯的各种操作，实际上都是在煽动少数族裔分裂国家，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只想安分守己过日子的没用的老百姓，会被各式各样的民族英雄连累而成为刀下亡魂。伊斯坦布尔的酒店显然不在乎那些东西，它努力的用曾经名人留下的痕迹来凸显此地曾经的繁荣，对达尔林普尔这样的旅者来讲，不过是把那些他们或许并不想凸显的消沉放大了几个几何级数倍而已。

不过十七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想来是当时世界上的自由之都。达尔林普尔引用了当时一位流亡胡格诺教徒的说法，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比奥斯曼帝国更自由更免于宗教纷争的困扰——当时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都在烧死异端，在未来或将成为灯塔的大洋彼岸还是一片荒凉。相比于遥远年代的祥和，十九世纪备受民族主义浪潮冲击的帝国落魄感，似乎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因多元化而生机勃勃的伊斯坦布尔，如今确实一个文化贫瘠、经济窘迫的单一民族聚居区。达尔林普尔虽然没有直说，但至少暗示了困境提供伊斯兰运动复兴的舞台，在西方，这或许也会被称为民粹主义。

伊斯坦布尔的受害者是希腊基督徒，从1965年到1994年，当地的希腊人从七万五千人降低到五千人，当地的东正教（或基督教）牧首说，他小时候所有的朋友都搬走了。在近东到中东的这片土地，古老的历史和粗暴的边界线，显然让任何族群都比其他地方都更容易受到他国族群纷争的影响。在伊斯坦布尔，波斯尼亚发生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和穆斯林的对抗，同样影响着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巨大的炸弹出现在了东正教堂门口，熄灭了当地希腊裔年轻人对未来的最后一丝幻想。类似的故事在后文出现于埃及，好心的穆斯林通风报信，他们的激进派教友试图在礼拜日放火烧掉基督教堂。

诚如达尔林普尔在书的结尾处做出的感叹，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基督徒和开罗的科普特基督徒面对的困境十分的相似，比如二十年内当地的族群就会消失，但如果要拆开了看，却是截然不同。在伊斯坦布尔，欧洲人曾经对奥斯曼土耳其做过的恶劣勾当，成为了当地穆斯林仇恨希腊裔的原因，而埃及面对的问题则是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及激进派对大伊斯兰国的憧憬。科普特基督徒无奈的忍让着一切，试图和穆斯林和平相处，但是后者却不愿意放过他们。更重要的是，表面上竭尽所能对激进派做限制的埃及政府，实际上正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

简单来讲，埃及政府一方面利用政治机器对穆斯林激进派做高压管理，但是又以公民社会的自生体系，为他们宣泄宗教情绪提供了出口，并且在一些政府看起来不重要的地方提供方便。如此这般的恶劣后果是，让英法面对希特勒时的绥靖在开罗重现。政府放任激进派的叫嚣、鼓噪和对科普特人的迫害，同时对科普特人做了很多无语的限制。最终，他们对激进派穆斯林的妥协变成了后者拿捏政府的关窍，助长了他们进行宗教激进主义宣传的热忱，还为他们提供了舞台。那么埃及政府到底管不管呢？用科普特人的观点来看，开始并不想管，但是受害者从科普特人扩大到外国人的时候，已经管不住了。

看起来无伤大雅但刀刀命中要害的待遇，还发生在巴以地区基督徒的身上。通过一对在1948年做出不同选择的老朋友的经历上，达尔林普尔讲述了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争斗之间全无存在感的阿拉伯基督徒。一个是什么都没有带连夜逃出耶路撒冷的家庭，骄傲的父亲内外交困死于35岁的年纪，另一个是选择领取自己以色列国籍的家庭，他们同样被勒令离开祖居的村落，然后搬迁到国家指定的定居点，眼睁睁地看着以色列当局和犹太复国主义（居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依旧十分活跃）利用各种法律空子，拿走他们的土地、资源，以及巴以地区基督徒赖以为生的橄榄树林。

现实的荒诞剧不止于此。以色列的布莱曼神父告诉达尔林普尔，他们的村落被当局认为是古老的犹太人定居点的遗迹，用以证明犹太人对这片应许之地的合法所有权。年老的村民带着达尔林普尔参观因此成为主题公园的儿时村庄，把那些由他们创造现在却被归结在古犹太人名下的生活痕迹只给达尔林普尔看。这一次，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造的孽，让阿拉伯基督徒承担了后果，而犹太人急于证明自己和巴以地区从未断绝之羁绊的急不可耐，不过演绎着另一出由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故事而已。至于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不过是证明犹太人和当地穆斯林有机会达成共识的现实例证罢了。

如果说达尔林普尔描述的偏狭对于遥远国度置身事外的人来讲难以承受的话，那么更加匪夷所思的，则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依旧随处可见的神迹和显圣。在达尔林普尔的笔下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国际环境要素，那就是他路过的这些地方深陷窘迫的基督徒们，如果没有选择留在原地而是移民的话，似乎都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达尔林普尔在圣山上曾经遇到过一个离群索居的修士，他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个住在莫斯克斯式洞穴里隐居的人，因为一系列的骚扰、亵渎、死亡威胁，从约旦河西岸的埃因法拉逃离——在那里，沙漠教父们继续遵循着一千五百年来的传统，清贫、寂寥、极简、虔敬。

但是更多的修士似乎依旧不愿意离开。前述提到的那起针对埃及基督教堂的爆炸事件中，有两名科普特神父遇难，活下来的人通过达尔林普尔的文字坦诚且直白地说，他们不会主动寻求殉道，但殉道时刻来的时候也不会抗拒。对于身处物质世界被消费主义裹挟和控制的人来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听到这样古老意味十足的话，实在是让人惊讶。谈不上违和，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不明觉厉的钦佩。从某种程度来讲，那些地区的神父或者去到沙漠里的修士故意选择了难走的路，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信赖并托付的神始终真挚对待他的信徒。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达尔林普尔记录了非常非常多那些修士遭遇到神迹的故事。一个叙利亚的教长反复告诉他关于乌利先知在二十世纪创造的奇迹，比如治疗病人，比如惩戒奸邪，以及托梦给他，务必要守着这里的圣祠，好生看管它，把它维护好。有一些些差异可以被看出来，就是越沉浸于复刻古老修士生活、越在逼仄边疆之地的修行者，越是接近于神迹，而像埃及的那两位科普特神父，以及另一些和世俗世界更近的神父，固有哀伤，未失虔诚，却也没有那样浓郁的拜占庭末年色彩。或许，是因为前者更深地把自己代入到高柱修士的角色里去了吧。

达尔林普尔说，在很长的时间里，修士的作用是抵抗精灵和魔鬼，而百姓们在遇到困难或困惑的时候，也不会去寻找拜占庭俗世长官，而选择询问修士。这样的民风习惯还催生了围绕圣遗物的狂热，修士过世后，他的身体发肤和遗物，都会成为辟邪的圣物，而遭到抢夺。其中，高柱修士这种颇为极端的修行者更是显眼包——据说他们选择在空间很小海拔很高的柱子上修行，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加接近上帝而获得神的指示。荒诞的部分在于，高柱修士原是为了避世，后来却获得权贵的仰慕，使得高柱越来越华丽而膜拜者越来越热闹，甚至遭到了异见者的嘲讽。

大概是预见了远方读者的心理，达尔林普尔很早就已经提醒，当代人无法理解拜占庭人的信仰浓度，就好像后者是真的信任高柱修士能够成为他们和上帝的媒介，把他们灵魂最深处的恐惧和渴望传递到遥远的天堂。然而，何止远方的异教徒无法理解曾经是半个基督教世界焦点的圣人和高柱修士是怎样突破了现实的界限，想来和达尔林普尔很近的西方基督徒，也很难理解那些古人为之感动至深的东西吧。或者说，就好像巴以地区基督徒呵呵的一样，西方基督世界的那些教友，从来都没有关心甚至看到过他们在东方挣扎的兄弟姐妹，前者只是热切的想要通过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炫耀自己的高贵灵魂而已。

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偏偏是对现代世界来讲最是荒诞的迷信，让异教徒得以实现在他们遥远祖先都信奉的神灵面前、一起做祷告。叙利亚1994年仍在运作的三座拜占庭修道院之一赛德纳亚修女院，达尔林普尔见证到了这种离奇的状况——其实他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形，但是个人认为赛德纳亚修女院有它的特殊性，毕竟那是查士丁尼皇帝获得神谕而建立的修道院，且第一任院长还是他的妹妹。好笑的是，达尔林普尔实际上听到的关于这个修道院的故事，来自他搭乘长途巴士时同车阿拉伯老农的转述，于是又一次，伊斯兰传说和福音派传说重叠了。

达尔林普尔在这里见到了现在已经十分稀奇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并肩祈祷的景象，尽管双方的宗教都有以犹太教的先贤为圣人，尽管双方的教义彼此糅杂交汇只是音译不同——尽管今天的穆斯林跪在圣母像的面前，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圣母可以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孩子。达尔林普尔又一次不自觉的想到了那位胡格诺教徒对奥斯曼的赞美，以及这个多民族混居多信仰并存的辽阔帝国曾以何等包容的方式，庇护了被铁杆天主教国王驱赶的异教徒和基督教异端。修女还展示了挂在此处的叙利亚宇航员照片，只是他们感谢圣母保佑他们平安归来的礼物。当然，他们都是穆斯林。

在土耳其人中，扮演送子观音角色的则是圣乔治——在圣乔治的圣祠里，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也可以做到并肩祈祷，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家常便饭，现在却屈指可数。然而当地的希腊女学生则吐槽，土耳其人根本以为圣乔治是土耳其人，甚至认为荷马也是土耳其人。此处的尴尬和基督徒在巴以地区以及埃及面对历史保护问题时的尴尬是一样的，让人心惊的并不是信口开河的无知，而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实。历史不仅仅由胜利者书写，还被他们改写，基督徒在东方的一切都被抹去了，就像达尔林普尔在沙漠中偶遇的历史遗迹和拜占庭残片一样，心疼的要命，却又无计可施。

就好像莫斯克斯重生会对基督教的福音派礼拜式完全陌生，而只能从穆斯林祷告礼中找到慰藉一样，西方基督教世界似乎完全忘记了一件事，他们如今用于证明自己各种道德优越感的宗教信仰，是圣奥古斯丁在公元五世纪，从东方带去的。然而，如今西方人了解的关于地中海东岸到近东、远东地区的历史，直接从罗马时代跳跃到了阿拉伯时代，将近三百年的基督教繁荣史，被轻易地抹去了。也无怪乎那里的基督徒倍感委屈，他们困惑于西方教友对犹太人的全盘支持，他们嘀咕着如果阿拉伯人在阿塞拜疆受委屈会有人出头，自己的背后却空无一物。

我又忍不住想到了阿拉伯人梦想宫殿里提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黎巴嫩。那里集合了各式各样的学者和圣贤——福阿德·阿贾米描绘了无比繁荣、生机勃勃的景象，俗世的热烈和宗教的克制神奇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让人无比向往的景象。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达尔林普尔笔下埃及基督徒的回忆里，他们向往彼时基督徒文化的活力，以及和世界级的艺术家及学者无比接近的距离。似乎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的回忆有自我修正功能，好的往事会更加令人怀念眷恋，而不好的也会由另一种错觉机制来完成修饰的职能。此处却不必去质疑那些回忆的细节，因为从大的框架来讲，也是如此。

东方基督徒的命运何以如此逼仄，他们就好像拜占庭长而黏糊的阴影下无力挣扎的虫豸，渺小、孤僻，以及公认有毒。一些受访者以无比平静的态度说，他们内心还是希望可以和犹太人或穆斯林好好相处的，这似乎勾勒出了一幅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画像。达尔林普尔讲述的那些虔敬修士的故事，佐证了东方基督教叫人克制隐忍的戒条，但似乎更多的，还是对现实的无力屈从。前述有提到，西方国家曾经对犹太人建国无比支持，然而在巴以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势力完全调转之后，又开始呼吁善待阿拉伯人。那么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呢？没人看到他们。

以及，东方基督徒也不尽是克制迂腐的代表。讲述近东中东无法绕开黎巴嫩——谈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冲突也绕不开马龙派，他们何止是强硬。在拜占庭时期，马龙派就已经被认为是异端，关于耶稣带不带神性的讨论里，他们被远远地赶走，从繁华的帝都君士坦丁堡，被流放到了叙利亚的山区。达尔林普尔对那些修道院的描述也十分有意思，几乎用四个字就能够概括：易守难攻。二战以后，马龙派想来是竭尽所能的讨好法国人，促成了黎巴嫩的建国，然后雄心勃勃地寻求东方基督徒的梦想宫殿。呃，换言之，阿贾米爱慕的黎巴嫩，并不是阿拉伯人的黎巴嫩，而是基督徒的黎巴嫩啊。

稍微有点觉得，在英国人支持犹太人建国以色列的情况下，马龙派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了黎巴嫩建国的支持，约摸也是有点参考英法历史宿怨的。所以，当犹太人在以色列推行特权主义的时候，马龙派的黎巴嫩自诩为东方基督徒的庇护者而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好像也没毛病。可是，全世界似乎都认为他有毛病，包括黎巴嫩的基督徒。马龙派不同宗的教友传递给达尔林普尔的信息是，黎巴嫩基督徒的惨状是由马龙派造成的，他们因为同属基督教的马龙派感到尴尬，于是，拼命为基督徒争取一些什么的马龙派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变成了过街老鼠。

达尔林普尔倒是有给到马龙派一些段落，然后给人留下奇异印象的事情有，马龙派的军阀以一己之力，保护了拜占庭时代的镶嵌画——以及达尔林普尔这么个身份敏感的英国记者，不过是凭人介绍，就见到了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领袖，还进了他的私人领域。这营造了一种恍惚感，就好像圣保罗和圣安东分面包吃的画像同时出现在圣安东尼修道院的圣象画和苏格兰邓迪的皮克特石雕一样，人们会把注意力完全投射在和他们理解相悖的神奇结果上，而忘记了之所以会有眼前的这个结果，是因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马龙派如是，东方基督徒如是，在各个地方都成为少数派的拜占庭移民亦如是。

达尔林普尔的这本游记写于1994年，他的足迹从希腊开始、经过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以地区，最终在埃及结束。蒙他的上帝准许，和莫斯克斯一样，他也抵达了曾经拜占庭帝国的最南端，看到了在传到苏格兰之前的圣象画，听到了比西方素歌更早的科普特语吟唱的赞美诗，见证了因为俗愿并肩祈祷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但是他看到的更多的是荒芜、无望、寂寥和迷茫。达尔林普尔称，他的旅行和莫斯克斯的旅行，是东方基督教衰败的终章和开端——然而身为读者无法考据的是，三十年后的今天，那些曾经被认为二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就会消失的社群，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