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需要不断地修正与补充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在那个年代很有创造性，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反映了当代学者们对这种总体性“概念”的执着与追求。

首先，这个提法有着过于宏观的长度，虽然提出者是想从文化与社会心理等角度来进行总括，但宏观的概念必然会失去了文学史上一些个体的特色，比如“改造国民性灵魂”的说法，就不太适用于建国后的三十年文学。就算是在建国前，也有不少作家、作品不能被归纳进这个主题内涵中。而用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悲凉”美感来概括现代文学，是极有见地的，但却不适用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所以说，与其关注整体，不如挖掘边缘，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或许可以再重写一些文学史。

其次，这个提法抹平了不同文学史阶段的社会背景与相关思潮，这也许跟80年代强调“内部研究”的学术氛围有关吧。这样的话就难免忽略掉一些基本的事实，比如49年后的文学创作与49年之前的明显不同，不谈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引导与把控，而直接去找某些相同点来打通这两者，就似乎会造成不少的问题。

再次，就是“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相似性或者连续性问题，这是三位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说法的一个最初的出发点。但这也值得细究，虽然两个时期都强调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都受到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五四”是强烈地介入现实的，故而更多吸收的是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手法，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品，没有产生多少，或者说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遇。而“新时期文学”是强烈地想要摆脱政治的阴影的（能不能摆脱这另说），所以追求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至于是否真的出现了能与西方文学比肩的作品，这有争议。但从这个角度说，两个时期文学创作，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是说得过去的。

本文当然没有提倡说“现代”与“当代”的截然分开，搞当代就只研究当代，搞现代就只研究现代，两者之间确有继承与影响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也是明显的，故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与内涵，不应粗暴否定，而是需要修正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