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写给异类

之前读过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和《今夜通宵杀敌》，再读这部《雪春秋》，尽管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但三者却有无处不在的联系与互文。或者可以说，《雪春秋》是《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与《今夜通宵杀敌》的某种结合，因为《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的故事舞台都在作者生长的村庄，讲述的是作者的家人、亲人以及村庄内部的“病人”与“疯人”；《今夜通宵杀敌》尽管也有这些，但至少走了出去，故事在城市的场域发生（虽然多是城乡结合部）。

《雪春秋》讲述了三个女性（大雪、苗春蓝、沈秋荣）的故事，前半段的故事在农村（驻马店——再具体一点也不难猜——新蔡县），后半段则走向城市（杭州），因此读来是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是那个熟悉的郑在欢。这种熟悉，首先是故事上的熟悉，尤其是大雪和秋荣这两段故事，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中出现过，只不过变换了姓名。其次是感受的熟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回归与重温，因为我与作者属于同龄人，成长于、物质、民俗与文化高度同质的黄淮地区，方言上不仅没有障碍（如“人造肉”“吹响的”），由于我常年在外读书、工作，读这些甚至唤起了我脑海中早已失传的语言；成长经历也很相似，比如风靡一时的教学参考书《字词句段篇章》，比如那片亲切的土地与长大的游戏，比如父母的苦难教育，其中包含着道德绑架与PUA式的说服，不停地制造亏欠感（“咱能跟别人比吗？”“你不知道我跟你爸/妈为了你有多不容易吗？”“不好好上学，对得起俺俩吗？”）；更重要的是那种感觉，我们共享的是同样的生命体验，只不过有的命好一些，幸运一些，有些苦命一些，悲惨一些。小说中的三姐妹无疑属于后者。

《雪春秋》似乎可以简单归结为“三个女人一台戏”，但在阅读的时候，我却有种恍惚的错觉，始终以为她们三个其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裂变出三个不同的分身而已。她们三个在表象上有所差别，比如家庭是否完整、童年的成长经历、小学肄业还是初中等，但在实质性的命运上都是一样的，因为是女孩，不被父母重视，只是兄弟的陪衬品；无法接受完整的教育，早早外出打工，挣几年钱后相亲结婚。她们没有独立的自我与自由的意志，一切都是按照父母的安排进行，服从了人造的命运。

其实，不只是女性，这片土地上的男性（甚至可以扩大到整个中国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除了少数坚持读书突围成功的人，大部分人的人生路径和那些女孩没有区别：打工、结婚、生子，只不过是他们占据了天然的性别优势，是（看似）强势的一方，但是他们却是“同一种”男性，成长出“同一副”面孔，不再有人之为人的个性，不过是忙时收粮农耕、打工、做生意，闲时喝酒、赌博、吹牛、刷手机。

郑在欢小说的特点是“标志的幽默语言”“好笑又好哭，并且极其好玩”，仅就这三部小说而论，我只在《今夜通宵杀敌》中看到这些特点，另外两部十分“苦情”。即使郑在欢的小说有幽默，其底色也是悲凉的、哀痛的，苦难叙事在他这里成了一种自然，也是一种必然。就像前段时间听一个博客，郑在欢的好友、同样擅写小镇青年与乡村故事的魏思孝说，在同类作家中，从来没有见到像他这么悲惨的。

小说安排了一个还算明亮的结局，指向了三个女性的觉醒。这块地区当然有这样的女性（而且我相信还会越来越多），但即使在现在，她们三个依然是农村女性中的异类，不为家庭与世俗所容纳，绝大多数还是早早结婚生子，迅速完成从“年轻”到“苍老”的转变，向命运妥协，更多地，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们的缴械投降。

面对既定的命运，这三个女性，她们选择了突围，也许并不总是那么成功，甚至有时还会落得一败涂地，但至少她们尝试了。就像郑在欢，他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次漫长的、艰难的突围，好在他比较成功地打破了命运的封锁，活出了另一种精彩的可能。

从这个层面来讲，雪春秋三个女性是异类，郑在欢也是一个异类，因此这是一部异类写给异类的小说；或许，也只有异类才能理解异类、写好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