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视的下场

简评

跟巨人们在一起而能保持平常心，在哪里都不容易，在中俄两国似乎更不容易。原因大家容易想明白，直白了说，因为中俄两国的巨人们都特别地崇高而威严。但是，要琢磨这原因的原因，可能就容易犯迷糊了，要讲清楚得多费口舌，而且多费了口舌也不一定能讲清楚。更重要的是，言论管控让很多原本明明白白的话都不能够明明白白讲，这可能是关键。

本书的作者师哲长期跟一大群“巨人”呆在一起过。讲到巨人们的时候，在这本回忆录中，师哲的语气往往看似闲庭信步，但其背后的战战兢兢读者很容易感觉得出来。最明显的征兆是，他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不能用自己的思索分清是非黑白——在很多情况下，这本来应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到了师哲这里，却往往非常艰难……我认为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师哲笨或者胆小，而是，他与巨人们站在了一起，在巨人的阴影下，他失去了自己，只能以巨人们的是非为是非、黑白为黑白——我这样说不是蔑视他，而是，我知道他其实很难，在巨人跟前想保持独立的自己，何其艰难！作为旁观者我似乎能够冷静清楚，但要让我冲上前去，结果谁知道啊！

师哲有个俄罗斯名：卡尔斯基·米哈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虽然丧失了独立思维的能力，但在巨人们身边的好处是，他可以知道很多曾经是绝密的消息，是绝大多数小人物根本没有机会与闻的——这可能是整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讲到1920年代末在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并且有人在学生中间散布“托派思想”——利用中国留学生抱怨、消沉、悲观等所谓不健康情绪进行煽动和非法的组织活动（师哲没有给出实例）。还言之凿凿地说，中国留学生中确有托派，最有名的是刘仁静、王文元（又名王凡西）。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后，中国留学生中有几个人也到了土耳其，刘仁静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那个年代，托派是个会掉脑袋的罪名。在苏联在中国都是。

讲到1930年以后从莫斯科回国一般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经过欧洲（主要是法国）乘船回国。组织上认为最可靠的、忠诚的、有希望的干部，大半经这条路线送回国。这条路线比较安全，但也比较费钱、费时。第二条路线是经过海参崴、双城子、黑河或赤塔附近地区进入东北。经这条路线回国的人最多。第三条路线是经过内蒙古、新疆边界回国。行走的办法也有三类，对重要的人用较隐蔽的方式护送；其他则采用半公开形式混在过界的侨民中行动；对于那些非党分子、在国内有地位有名望的上层人物，则采用公开遣送的方式，如冯玉祥公子冯洪国及1937年春回国的蒋经国等。

有件事挺有趣，就是师哲对王稼祥的叙述。跟师哲相比，王稼祥位高权重得多。师哲这样叙述：“1949年他来北京后，就从东北调来了一批外语干部到京帮助组织、建立翻译机构。后来，当我已离开了编译局时，他还不止一次地要求我去帮助他，而我也曾经诚心诚意地为他多次服务，也许是他为了鼓励我，曾不止一次地夸赞我。但我知道，在他面前，我永远是个小学生，虽然我的年龄比他还稍大一点。”

跟王稼祥这样的高官相处，师哲都谦卑到以“小学生”自处……跟“真正的”巨人们在一起，就更加不知道怎么办了。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当时师哲正在参加《共产国际》的出版工作，最新一期都已印好，正在装订。由于这一期的内容都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所以只得全部作废。

师哲回忆说：9月1日，毛主席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跳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日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周恩来来到苏联时把这段话带到了共产国际。师哲很快译成俄文，并印制成册。共产国际再根据俄文译成德文、法文等各种文字，在国际广泛传阅，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震动了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人敬佩毛泽东的真知灼见。有外国人对师哲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得这样透彻。”

师哲信以为真。但我其实不能确定这帮欧洲共产党人的评论，是否出自真心，或是反话。

关于巨人周恩来，师哲的回忆也挺有趣。

师哲说：解放后，身为共和国总理的恩来仍然保持着老传统、老作风。大约是195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总理问我：“你参加礼拜六晚上的舞会吗？”师哲说：“没有，没有入场券。”他诧异地沉默了一下，解释说：“为干部们组织这种舞会，既是消遣、休息，又是碰头的机会。否则，大家整天蹲机关，忙于工作，下班后又各自回家去了。平常连见面的机会都不多，更别说互相谈心、交流思想了。”几天后，师哲忽然收到了两张中南海舞会的入场券。这使他既吃惊，又不安。悔恨自己为何要讲那两句多余的话，给日理万机的总理增添麻烦！

略有点儿可惜的是，师哲没有讲他去中南海参加舞会的见闻。

关于任弼时，师哲回忆中的一段是这样的：

弼时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作调查研究。1946年秋季的一天，弼时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到延安西川去狩猎。到目的地后，大家都忙着去打野鸡，弼时却走进一家窑洞。家里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弼时安详地坐下来，向她问长问短，提了一连串有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问题。那位妇女虽无文化，但对弼时的问题对答如流，讲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她说：“我家以前是极苦的贫农，缺吃少穿，无米断炊是常事，生活非常困难。但在那年（指1935年）土地改革后，翻了身，分得的土地同大家一样多。我家劳动力强，能下功夫、勤劳苦干，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已达到中农水平。一切都是苦干出来的。家里人都下田干活去了，我在家里做饭。农忙时，我也下地劳动，干得不比他们差……”

师哲点评说：这几句简单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令人深思的大道理：我们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看完师哲的点评，我必须说，他真的抓不住重点看不到本质。好像并不只是因为跟巨人在一起。

这本回忆录还讲了很多有趣的事，都用一句话简括来讲：

延安时代，红军与“远方”的联系全部由毛泽东负责亲自处理。

毛泽东生活简朴；他的理发师厨师等一行人马都跟着他去了北京。

而抗战八年，蒋介石养尊处优，只下山摘桃子。

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林彪访问苏联斯大林，他不祝酒也不饮酒。

周总理出访苏联是，喝酒喝多了也要向主席汇报。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师哲回忆几乎全部巨人，都会很亲切地称呼他们的名字，包括“恩来”、“弼时”等等。但只有毛泽东，他没有称呼过他“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