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by 安德鲁·鲁宾）

在爱德华•萨义德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持续关注的所有作家里，正如其所言，约瑟夫•康拉德“就像一段固定旋律（cantus firmus），是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的一个稳定的基础低音”。 他写道：“没有人比康拉德更能代表迷茫和失落的命运，也没有人比他更善于对试图用安排和迁就（arrangements and accommodations）来取代这种状况的努力加以反讽。”

从表面上看，约瑟夫•康拉德的生活中有很多事会获得萨义德的认同。他们都在外国或殖民统治的支配之下出生和生活。二人均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国，用一种并非自己母语的语言写作。他们都经历过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和边缘化的忧虑不安。他们被正在消失的旧政权（anciens régimes）或殖民世界驱逐出去，到达并最终留在陌生而不确定的新世界，陷于两个世界的脱节之间，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被连根拔起，被迫背井离乡，效仿萨义德的话来说，这要求调整并进行某些“安排和迁就”。流亡使得萨义德和康拉德都拥有了一种非凡的洞察力，在理解人类经验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特殊性的同时，也能意识到其中的拒斥、缄默和偏见。而且在很多方面，流亡的境遇使他们的意识拓展得更为宽广；在他们对至少两种文化的觉知中，其视野多样性“产生了一种同时维度的觉知，这种觉知……［是］复调的。”

然而，对于作为评论家的萨义德来说，他们在经历上的相似性远没有他们生活轨迹所显示的那么重要。他说，没有其他作家能如此擅长传达“颠沛流离、动荡不安和陌生怪异的氛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评论道：“那些泛音、重音、滑音，那种既在语言之中又在语言之外、既在不同世界之中又在不同世界之外的感觉，那种怀疑主义，那种彻底的不确定性，那种你总觉得有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你又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感觉（那正是福斯特 所取笑的），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吸引我，从某些方面来说，就像一间回音室一般。”

《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是萨义德在哈佛大学门罗•恩格尔（Monroe Engel）和哈里•莱文（Harry Levin）指导下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版，是“一次对康拉德的意识的现象学探索”。这本书持续而严谨地审视了康拉德的短篇虚构小说（short fiction）是如何通过他的书信进行调和与强化的。这些书信由G.让-奥布里 编辑，并在康拉德去世三年之后于1927年出版。然而，对康拉德书信的研究并非意在将作者的生活现实与其作品联系起来，将康拉德的生活的叙述（narrative）简化为其短篇小说的叙事（narratives）。相反，萨义德利用信件和康拉德的短篇小说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研究表达其文学作品中威胁性的模棱两可和特有的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的状况。如果说这些信件代表了康拉德与他自身的痛苦关系——一种以语言问题为中介来调和的关系——那么它们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短篇小说中那些难以解释的张力和错综复杂的文学力量。

康拉德的书信把自己描绘成陷入自我冲突的困境，完全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意义（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写给作家罗伯特•坎宁安•格雷厄姆 的信）。这些信反复表达着他的沮丧，因为词语的不足，词义的滑移，以及语言总体上的无能为力，无法用一个词或短语来明确或完全安放经验。他告诉他的朋友阿瑟•西蒙斯 ，他是如何从某个“黑暗的深渊”“挖掘他的英语”的。在给爱德华•加内特 的信里，他把写作的迫切状况描述为徒劳无益、白费功夫，犹如“不用支点就撬动地球”。在萨义德引用的一封信中，康拉德写道：“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读。它就像一个坟墓，会变成地狱，在里头你必须写，写，写。”对康拉德来说，写作——如果它真的发生了的话——是从具体看无物呈现而从整体看万物缺席的情况下发生的。“写，写，写”的要求变成了一种近乎荒谬的需要，使得这一矛盾被暴露出来或说出来。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个捕捉那些在以任何形式出现之前就消失在如鬼魅一般的混沌之中的词语特异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