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为依据 用逻辑去分析

英国韩国裔经济学家张夏淮，在本书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作者认为，发达国家和诸多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自由贸易、资本自由进出、比较优势等观点，在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非洲国家等，经济发展在放缓甚至出现了停滞！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并没有反思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是否出了差错，而是将错误归于外因，比如政府的腐败、文化的差异性、制度的不适应等。而因此得出的药方是首先要进行政府的变革，提倡民主；文化的变革，倡导人们吃苦耐劳，培养时间观念；体制变革，倡导西方式民主体制；但这些无一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约束经济基础。书中，张夏淮对自由资本主义主义的观念进行了一一的反驳。

全球化的神话与现实。本部分主要探讨了富国是如何变“富”，其又如何宣扬自己如何变“富”的。在全球化的官方历史中，英国在1870年率先提出自由贸易、降低关税、预算平衡、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等政策，带领世界进入一个黄金般的发展期。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为了保护本地市场、降低经济波动，纷纷建立牢固的贸易壁垒，没有国家在接纳全球化，而随后惨烈的二战使各国认识到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美国的带领下，通过GATT，富国之间贸易壁垒在减少，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坚持贸易壁垒。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和东亚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家投入了新自由经济的怀抱。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经济体交往更加频繁，因此在1995年，GATT升级为WTO，这个新机构成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新自由主义掀开了新的一页。但这是全球化的真实历史吗？上面的描述把发达国家描述为无私奉献、不图回报的世界经济领头人，但大家是否还记得各国广阔的殖民地、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等，发达国家是使用的“市场力量”的实现的吗？如果我们从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入手，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英国，一个不大的岛国，是如何成为全球第一个霸主呢？《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给我们描绘了15世纪英国的经济政策，当时的英国依靠出口原毛来补贴进口，为了发展英国的毛纺产业，英国的君主们运用了保护主义、垄断权的配置、补贴、政府资助的产业间谍和政府干预等手段。具体为从技术先进的国家挖来技术工人；提高原毛产品的出口税收，鼓励原材料在国内深加工；对半成品服装实施出口禁止，使服装组件低于市场价格促进深加工市场发展；国王和朝臣带头只穿英国产的服装，为“购买英国货”的政策树立了一个榜样。这样的政策持续了近100年，但英国具备足够的加工能力时，才放开了原毛出口，但其他国家因失去原材料供应，走向了毁灭。

在英国开始殖民全球、进入工业化的道路上，在打压后发国家时又使用了新的招数。沃波尔，1721年英国首相，一名能力很强的经济管理者。在沃波尔之前，英国的政策是通过殖民化和《航海法案》获取收益，而沃波尔强调“显然没有任何措施能像出口制成品并进口外国原料那样极大地改善公共福利了”。1721年，沃波尔大幅提高外国制成品关税、降低制成品原材料进口关税、对制成品提供出口补贴、引入对制成品产品质量的控制确保劣质产品无法影响英国产品的市场声誉、禁止在海外殖民地建造技术先进产业、禁止从殖民地进口与本国相竞争的产品、鼓励殖民地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这使得英国享受到了高技术产业最丰厚的利润。这种保护本国制造业免受国外竞争，并提供补贴的政策延续到下一个世纪，而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对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亚当斯密认为：一旦英国工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保护就不再必要，甚至会破坏生产力，保护不再需要保护的产业可能会使其变得自满和低效，因而自由贸易政策更适合此时的英国。在1815年英国制造业占据全世界效率最高的地位，英国厂商认识到自由贸易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开始为废除《谷物法》做准备，在此期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比较优势指出，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国家专注于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更为有益。

美国在参与全球竞争时也不甘落后，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递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报告核心是“像美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应该保护他的幼稚产业免受外来的竞争”。在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的措施：关税、进口禁令、出口禁令、补贴、原材料关税减免、工业投入品关税减免、专利奖励、产品标准管制、金融发展、交通发展。这些措施遭到了对美国发展制造业毫无兴趣的南方种植园主的反对，他们希望可以凭借最低价格从欧洲获取质量高的工业品，进而利用设施出口农产品获利。1821年的美英战争爆发，战争中断了从英国和欧洲进口工业品的机会，这为新兴工业的产生提供了机会。战争中崛起的工业主义新集团希望保护政策可以在战后得以延续，并增强，但高关税政策引起了南方农业州的强烈反对，这使得全国政治环境因关税变得十分紧张。19世纪中期成立的共和党认为美国应当通过向西部扩张和推动工业化发展美国，这为1861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提供了强力支持。1861年林肯上台将美国关税提高到为40%、对公共土地无偿分配获取西部的支持，但这也成为了内战的导火索。最后北方的胜利，使得在一战之前美国的进口关税一直维持在40%到50%之间，在此期间美国时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二战后的美国即便转向了相对自由的贸易，美国仍然通过一些手段推进重要产业的发展，比如对研发的公共资助达到50%-70%、对外国实施“自愿”的出口限制、反倾销关税、农业补贴等。

在发达国家中，有其他国家没使用过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吗？德国、日本、法国、芬兰、挪威、意大利、奥地利都有较高的关税、积极使用国企制度促进产业升级、政府广泛引导银行信贷流向战略产业等手段，这些国家发展经验都向我们证明了经济发展和保护主义是可以共存的。而发达国家的历史遗忘症，不仅时发展中国家忽略了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也使得发达国家的民众沉浸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神话里，所以我们有时是和那些有“正确的错误”的人做辩论。

在第二部分，作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各个观念和政策做了批评，分别是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专利保护和财政政策。

自由贸易，一个新自由主义最常听到的词，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应当尽早面对竞争，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去提高生产力以维持生存，而保护只能产生自满和怠惰，越早的面对竞争对经济发展就有利。但强烈的动机并不能决定成功，能力也是成功的重要一环，当发展中国家过早面对国际竞争，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掌握先进的技术、建立有效的组织去提高组织能力。现代自由贸易思想基于“HOS理论”，起源于李嘉图理论，但它假定比较优势来自相对“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而不是李嘉图提出的技术的国际差异，此理论认为每一种产品都有最优的技术，而每一个国家在生产产品时会使用此技术，但每个国家生产要素不同，所以技术如何适应不同的国家禀赋。其理论假定所有国家都拥有相同的技术本身是可笑的。抛开技术假定，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在某些产品上都有比较优势，可以更密集的使用更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某些产品，这样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自由贸易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贸易自由化是有利的。HOS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资源可以在不同经济活动之间自由流动，从一种活动释放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可以迅速的且没有成本的被其他活动所吸纳，这种“完全要素流动”使得没有人在转换过程有损失。但生产要素无法随时改变形式、不同技能的工人无法供职于不同的行业、工业设备无法迅速变为其他行业的设备。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承认贸易自由化会产生收益者和失利者，但贸易自由化带来了整体上的收益，受益者的收益会大于失利者的损失，对失利者补偿后，仍会有收益，所以如果变迁中的受益者愿意补偿失利者且有盈余，这种变迁就是值得的，失利者就没有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理由。但贸易自由化真的带来了整体上的增长吗？拉美的自由化带来了经济的放缓甚至经济的萎缩。受益者会情愿补偿失利者吗？发展中国家不完善的福利体系根本无法补偿失利者，失业救助机制、医疗和教育保障机制和最低收入保障机制需要政府持续大量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南方国家很难应对经济发展中的阵痛，人民没有能力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而收益都被主导者所拿走。更严重的是自由贸易强调：短期利用既定资源的效率，而不是通过长期发展增加可利用的资源。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力增长缓慢的行业。

WTO也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添砖加瓦，世贸组织承诺在成员中创立了一种“平坦的竞技场”，要求所有国家都根据同样的规则进行竞赛，但真的能实现公平竞争吗？在关税方面，发达国家对富国和穷国的关税不一样，加入WTO后印度向美国支付的关税多于英国，但印度的经济规模还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在知识产权方面，发达国家是卖家而发展中国家是买家，这种单方面的交易，是发展中国家承担了主要成本。在禁止国内补贴方面，发达国家仍向农业、基础领域的研发和缩小区域差距等方面提供补贴

自由贸易也对关税产生了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税收征缴的能力，且关税属于国税。这导致两个问题，政府收入大幅下降只能期待财政赤字开支，但国际组织的赤字约束使政府只能削减开支，这些削减通常在教育、医疗和基础建设方面。同时国税的减少，又会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中央无法对地方行为做出有效的约束。

墨西哥，与美国接壤，1995年与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广泛的自由化摧毁了墨西哥为数不多的工业基础，墨西哥农业受到了美国得到补贴的农产品的严重打击，在2001—2005年，墨西哥人均增长率为0.3%。贸易是发展的必要因素，但自由贸易与贸易不是一回事，而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却认为人们反对自由贸易就是反对贸易。韩国、日本、印度、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不需要自由贸易，只有当一个国家能综合运用保护措施和开放贸易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时，贸易才会有助于经济发展。

对外投资应该被约束吗？发展中国家大多是被殖民后的民族解放的国家，在国家成立之初是几乎没有任何储蓄去满足投资需要的，但工业化要求持续、大量的资本投入，在此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倡导落后国家应该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使资本可以自由的跨境流动，实现“最佳利益”。投资一般分为组合股权投资和FDI前者追求财务回报而不追求管理权力，后者指在影响企业日常管理的股权收购。这两种投资一定会促进国家发展吗？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被看好时，巨额外来资本涌入，这会暂时性地把资产价格抬高到超过其真实价格的水平，从而催生资产泡沫。当泡沫破裂时，外资在高点大量快速的撤离，会对国内的资本市场产生毁灭性打击，当市场崩溃后，再在低点低价买入优质资产，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资产的沧海一粟在发展中国国家就可以成为冲垮金融市场的洪水，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和周期性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承受的。FDI是被普遍欢迎的外来投资，它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组织和技能，可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但真的这么美好吗？首先外国直接投资给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开展“转移定价”创造了机会，当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间定价过高或过低，使得在税率最低的国家开展业务的分支机构利润最高，即企业会躲避税收；外资收购本土企业，可能是因为市场对其估价太低，外资不会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而是在找到合适产业之前使他照常运转，甚至进行“资产剥离”的方式破坏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外资带来的技术和组织，可能会对本地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这是对国家真正的附加值，但“溢出效应”并不总会出现，在极端情况下跨国公司创立了一种“飞地”环境，所有的机器和原材料都来自进口，本地工人只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这会造成国家内部的劳资冲突和环境破坏。就算外资转入技术，但最有价值的业务不会转移到母国之外，且会严令禁止合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并占领了本国企业的市场，这对国家的技术发展产生压制效果。

自由化并不是外资进入本国市场的必要条件，除非一国的经济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市场和高质量的生产资源，否则“无法受到资本的剥削”，中国对外资的高度管制和良好的生产资源验证了此观点。因此在政策设置时，要保证外资既不会扼杀国内生产者又保证外资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可以最大限度地转移到国内企业。

国有企业应该被私营企业取代吗？反对国有企业的人认为，人们不会精心呵护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如果人们希望最有效率地使用东西，必须给他们所有权或产权；反对国有企业的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所有公民共有的财产，他们雇佣专业的管理人员管理公共资产，这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人无法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这会产生大量成本；反对国有企业的人认为，即便个体在理论上拥有国有企业，也没有任何动机去监督受雇用的管理者照看他们的财产，一些居民的努力产生的收益却由全体居民分享，这产生了搭便车的现象；反对国有企业的人认为，作为政府一部分的国有企业面临亏损或破产时，它们常常可以从政府获得额外的经费，这种预算约束具有延展性，企业的管理也趋于松散，这被称为软预算约束。以上几项是对国有企业的批评或质疑，但这些质疑都站得住脚吗？委托-代理问题在股份制公司中的股东和雇佣的管理者之间不存在吗？在政治上重要或敏感行业的企业在面对危险时，国家会不补贴或援助他们吗？小股东可以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这不会产生搭便车现象吗？事实上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企一样存在，并且许多国有企业是世界上一流的企业。

由于资本可以快速流动，资本市场对短期收益有一种天生的偏好，而不会投资高风险、大规模且成熟期长的项目。在风险大、周期长、回报率低的行业，资本市场不愿意投资，政府可以创建国有企业来完成该项目；在存在自然垄断情况下，技术条件要求只有一个供应者服务市场，电力、自来水、天然气、铁路等行业都是自然垄断的例子，这类行业中生产者的主要成本是建设分配网络，在网络中的消费者数量增加时，服务的单位成本会下降，而多个生产者出现时，反而会增加单位成本。在这种自然垄断条件下，生产者随心所欲地定价会产生“分配的无所谓损失”，所以政府应该接管该业务，为广大居民提供平等、廉价的公共服务。

在私有化过程中，也会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要确定哪些企业可以被卖掉，业务无可救药的还是被自然垄断的？再确定私有化的企业以什么样的价格卖掉，太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太高吓走卖家。为了获得适当的价格，私有化计划应当以适当的规模在适当的时期进行。最后，谁是公共企业最合适的收购者？一个无法在国有企业控制或消除腐败的政府也无法在私有化过程中消除腐败的参与，且腐败的官员不再需要与继任者分享贿赂，反而有了推行私有化的动机。

是否应该采取审慎的财政政策？当国家推进工业化发展时，是否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去推动经济发展？凯恩斯指出：“在经济下行期，政府应该增加开支以逆转私有企业和工人减少开支的趋势。在经济上行期，政府应该减少开支并增加税收，防止经济过热”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目的是减小经济活动的波动幅度。但新自由主义与“货币主义者”认为，在商品和服务量一定的情况下，过多的货币会导致价格的上涨，主张价格稳定是繁荣的基础，因此货币秩序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它们将通胀视为不可接受的，弗里德曼说“通胀是一种无需立法而强加的税收”，且认为更低的通胀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因为投资只有在物价稳定和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大量增加。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为了维持低通胀，中央银行必须发行适合国家发展的货币总量、任何政府都应当“量入为出”。为此央行必须要远离政治压力，最好做到央行独立，但大家都很清楚，央行倾向于倾听金融行业的意见，并执行对其有利的政策，如果必要的话不惜损害制造业和工薪阶层的利益，当央行不需要对政府负责时，他也不需要对人民负责了；并且政府不应举债，要减少赤字，赤字过多会产生通胀，但政府投资的减少会大大降低国内的发展速度，企业很难从银行借来足够的资金。这样低通胀的政策会更好的保护工人已获得收入，但这种紧缩的政策会降低财政和货币支出，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缓企业的扩张和研发活动，这反而会减少工人以后的收入；而在保护已有收入这个方面，对养老金领取者和收入来自固定回报的金融资产的那些人，更低的通胀是好事，低通胀所需的从紧的宏观政策对他们未来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当我们说“审慎”的财政政策时，是指政府的预算应当平衡，但这不代表每年必须都实现预算平衡，预算平衡应当是在一个商业周期内实现，年份在经济学中是一个人为的时间单位，但投资周期或商业周期往往是多年的，所以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商业周期内作为企业行为的制衡器，当经济下行时实行赤字开支，当经济上行时产生预算盈余。并且债务不都是浪费，很多时候债务是资产，是可以持续产生收益的，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向未来透支“几代人的钱”的钱时，这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这种超额支出形成足够收益的资产，到降低债务杠杆时，国家可以很好的度过下行期。

在国际银行体系中，所有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都必须签订《巴塞尔协议》，此协议对所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做了充分的规定，在OECD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协议对国家和银行的债务评估有很大的差异，这导致发达国家可以负担更多的债务，但只需要交足够少的保证金，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在杠杆作用下两者的差距被拉得更大。并且在协议要求下，一个银行的贷款变化应当与其资本金基础的变化相一致，这导致在资产在经济高涨时被高估，在经济下行时被低估，在经济周期的变动期间，这会导致银行进一步在“晴天放伞，雨天收伞”，而这传导到所有企业，企业又会传导到银行，最后经济周期被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