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百日维新以后那段历史

离我们越近的历史，确是存在越多的错误共识，封闭环境的狭隘，历史的狭隘，民族的利益和仇恨...，等等复杂的原因。
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和君主立宪是夭折的革命，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才真正推翻清政府，推翻封建，仿佛一夜从辫子的满清走进西装革履的西方现代，仔细一想也不是那么合理。巨大的历史变革并不是取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超人力量，而是千千万万未载入史册的人共同合力的结局，同样很多历史人物（如光绪皇帝、李鸿章、袁世凯）的身前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也应该公正、理性地看待，不能像历史教课书般，毫无说服力、简单而又单纯地划分黑白。
看了书，明白原来那些我们如此熟悉的现代词汇原来纯系源自日本（如政府、学校、警察等等）。
如下记下作者在结束语所说的（令人信服的论点）: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致主要传媒也籍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与制度。
日本：缺掉的关键
新政取得成功，日本扮演了多方面的角色，每一方面又包含着各种因素复杂的联结，学者们只评论某一点是不适当的。首先，日本起了典型作用：在19世纪末，日本已根本完成了自己的现代革命，在这过程中设计了“体用”的合成物，它的“体”或基本原则，是改造过的儒学；它的用或者实践，是改造过的西方因素。这一合成物在中国赢得赞同，也为中国接受新思想和新体制清楚道路。在此之前，这些新思想和体制与西方异端相连，是受到抗拒的。
第二，日本为中国提供了“门户开放”一课，出于广泛的各种原因，从天真的利他主义到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有哪一个刚刚现代化的国家能为其他国家如此热烈地尽自己力量的？
第三，日本是为中国提供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人才的来源。
第四，日本的现代词汇。这一因素通常都被忽视，但无论改革者或者革命者都同样完全依赖它的。在此之前，中国要把西方概念和词汇译为中国惯用语的一切努力，从林则徐到魏源在19世纪30-40年代粗陋的翻译，到西方传教士们翻译中各种各样而并不协调的新造词语，以至严复在世纪之交的、颇为优雅但同样无效的创造，全都失败了。明治时期日本的汉字现代词汇于19世纪已完全标准化，机能上也连贯一致。如果没有这些词汇，中国任何改革努力，都要在词汇战争和争吵中失败。
第五点，大批西方著作精细地译为日文，加上现代日本学术著作、思想、文学及教科书，于晚清期间一时竞相译成中文，中国人对日本现代文学、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仿效，引发了中国1911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构建了“文学革命”的范畴，使中国猛然进入现代世纪。


看如此权威、细致、严谨的学术专著，让我这般如此普通的读者从中也能受益匪浅，至少改变了过往狭隘的历史和世界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应该多方面地客观理性地去对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是广阔的，有风也有雨，一味地封闭在自我的空间里，只有落后和无知。

那一套《海外研究中国丛书》，确实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