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1975年，苏珊·桑塔格受邀作一幅自画像，她随即在空白的纸上用钢笔画了一颗六芒星，并在上方写了一句儒家经典——子曰：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Each of us meant to rescue the world.

这种崇高的志向并不常被桑塔格所流露，至少在很多关于她的传记中人们更强调她的野心和激情，强调她对时代的理解而不是对时代的反抗。然而，1978年的冬天，从与乳腺癌的艰苦斗争中缓过神的苏珊·桑塔格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耗费心力与之斗争地不仅是疾病，而是赫拉克勒斯大战九头蛇一般“与世界谬误的东西保持激烈的对抗”。

『身为癌症患者，不去思考疾病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访谈从《疾病的隐喻》一书开始，苏珊·桑塔格聊起创作初衷是不希望自己成为陈词滥调——那些关于疾病的刻板认知——的传声筒：

浮现在脑海当中的问题并非“我在经历什么”，而是“疾病的世界究竟是何种模样”“人们如何看待疾病”。我在审视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曾对疾病，特别是癌症，抱有诸多不合实际的空想。

常年在医院的她思考着流经耳朵的每一句医患用语——大多数荒谬且愚蠢，尽管此时她被告知死期将至，但苏珊·桑塔格依然探索疾病的真相，在这场写作实践里，她觉得奇妙的事情正在赴死的冒险中诞生——“我变得愿意接受死亡”。

不仅是勇气，她也因患病而感受到对病痛之人一种更深刻的同情，以及对于社会致力于清理一切损害与独特的痛恨（比如厌老与厌女）：“这个社会中的一切，我们生活方式中的一切，都合谋清除掉一切东西，只留下最普通寻常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中，苏珊·桑塔格抗拒把自己当做疾病的受害者，她发现社会常识里对疾病的讳莫如深是如此反智——它蛊惑人在疾病中盲从，而我们明明可以不把疾病浪漫化、异己化，从而实现一种坚强的责任行为。

『真理是通过对谬误的拒绝才显露出来』

“我一直都在思考什么是必须书写的。”桑塔格谈女性问题的谬误时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分配给女性的事感觉的世界，因为男性的世界被定义为是一个行动、力量、有执行力和超脱力的世界。”因此早期桑塔格专注投身反对将思考和感受对立，这种对立带来二元性的反智，她有力地写到：

如果女性被灌输了她们应该出于感受而写作的观念，并认为智力是男性气质的，认为思考是一种残酷、有侵略性的东西，那么她们当然会写出不同类型的诗歌、散文或别的东西。但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女性不能写男性写的任何东西，反之亦然。

苏珊·桑塔格认为女性不仅应当寻求平等权利（right），更应该谋求平等权力（power），否则女性并不能参与到先有的父权结构之中。这种对思考和权力的号召，桑塔格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成为标杆，正如人们谈起她常说的那样——她从来没问过自己，她的性别是否允许她做这些事。

『作家的使命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是要反社会的』

在关于道德性的讨论中，苏珊提到一个令她惊讶的发现：她的小说故事中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寻求自我超越，努力成为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更高尚的、更有道德感的人。那种类似普鲁塔克和孔子的“士不可不弘毅”的自我期待，令桑塔格保持对世界的关注，令她在自画像上写下孔子的名言。

癌症后的桑塔格努力想改变写作时废寝忘食的状态，但又总觉得还有太多东西需要书写：“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在铺着软木的房间里写作，而是我认为，一个人必须要高度自律，而作家的使命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是要反社会的。”从75年开始，桑塔格有意地与当下的女权运动保持距离，她认为这场运动中将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如此反智，她无法欺骗自己投身其中。

1984年，桑塔格对政治游记进行讽刺，批判其中受国家干预的宣教之旅是如此相似和肤浅。意料中的，桑塔格遭遇了广泛的谩骂。但她昂首挺胸地走出论战：“在作家中，我想我是唯一说了点什么的人。我说的是人们想不到我会说的话，我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会被喝倒彩，我会因此树敌。”

诸如此类的笔杆子战斗贯穿苏桑·桑塔格的写作，（并且她并不常常能赢），但她的旅程本就不是朝向重点，而是在意始发。在这本访谈录的最后，桑塔格有一段如演讲般激励人心的话，这段话的立场如六芒星悬挂在她名字的上空，给世人看到一位作家面对时代并跨越时代的立场：

作家的职责就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作家的职责，一如我自己所扛负在肩的，毋庸置疑还包括与各种谬误的东西保持激烈的对抗关系……而且，再强调一次，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项不会完结的人物，因为错误、错误的意识或错误的阐释系统是无法被终结的。但无论到了哪个世代，总应该有一些人来与这些错误交战…..自由之士始终应该存在，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切实际，都要拼了命地去摧毁幻觉、谬误和蛊惑人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