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乐趣

结构清晰，内容有趣：第一部分是作者1972-1975年间于英格兰中部工业区汉默镇进行的田野调查，通过对一所生源主要为工人阶级子弟的男校进行访谈、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关注12名“家伙们”和3名“软耳朵”在校的最后两年和工作初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作者基于民族志的分析和讨论，通过研究工人阶级子弟在学校和工作中的行为，试图找出阶级身份是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形成和传承的。

序言的第一句话精准点题，引发思考：“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单说他们别无选择，未免太过轻巧。” 紧随其后作者不止一次地写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角色中存在一种自我诅咒”，“[工人阶级子弟]是以真正的学习、肯定、占有和反抗形式体验这种诅咒的”。社会倾向于假设职业和阶级结构中存在一条不断缩小的能力线，认为工人阶级从事底层工作是他们愚笨、能力不足所致。而本书呈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家伙们”聪明鲜活，很有主见，学做工包含着他们在特定时期做出特定选择的关系和经验，是工人阶级子弟特有的文化模式和生存逻辑。

反学校文化

反学校文化由多种因素组成，首当其冲的就是反对权威。家伙们的抵抗虽形式多样，但他们很清楚边界在哪里。例如，烟、酒和服饰是家伙们和老师之间的主要摩擦。他们抽烟被副校长惩罚，却想着“他不得不打我三下，我觉得他工作干得不错”；因为喝酒“迟到、浑身酒气、甚至有时微露醉态”，但他们并没有肆意胡闹。家伙们形成的非正式小组有着不成文但明确的规则和要求，他们深知小组的重要性，“团结一致”才是反学校文化的基础。

此外，公开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也是家伙们主要的抵抗表现形式，他们认为自己比女性优越，这种优越感始于女友，终于母亲。一方面，女性代表着性对象，另一方面，后来真正成为自己女友的女孩不应是明显的性对象，而更应是母亲一般家庭的安慰者。同样，他们也贬低少数族群的价值。虽然有时会在课余时间与亚洲人或西印度人接触，但在学校里这些群体是被排斥被隔离的，家伙们也会因此对这些同学实施语言和实际暴力。

家伙们在反对权威的同时，也在颠覆权威所高度重视和期望的价值观，如尊重、勤奋、礼貌等。正是这种价值观的逆转，让家伙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尊重他人的，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老师或权威的尊重。对他们而言，尊重自己和小组成员更为重要。各式各样的抵抗在家伙们看来都只是“日常生活的调味品”、是“不服输”的精神，充满了“乐趣和刺激”。

工厂文化的预习

家伙们是管理自己日常生活的高手，非常了解如何在学校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逃学、上课时离开教室、在错误的班级逗留、在场但什么也不做等，都是他们自我管理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对课程体制及其时间概念的否定。对于软耳朵来说，家伙们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们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时间来取得资格证书。而对家伙们来说，无聊才是浪费生命，因此必须不停地寻求兴奋和刺激。

家伙们并非完全不认可传统价值观，他们也喜欢被认为聪明，只是他们不会以传统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能力。比如打架斗殴就体现了许多文化价值观：阳刚之气、群体团结，挺身而出的能力，同时还带给家伙们许多刺激和兴奋。在斗殴中获胜，证明自己有能力生存和反击，这种兴奋感会让人上瘾，是家伙们消除无聊、证明自己存在的最佳方式。

可学校限制了家伙们“大显身手”，只有放学后走出去，学校外的生活才有更大的空间营造、体验、获得刺激和兴奋，当然这也需要钱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家伙们在上学之余都有一份工作，还经常逃学去工作。赚钱让家伙们觉得自己与成人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懂生活。他们也就这样自愿地被金钱奴役了：逃学为了打工赚钱，赚的钱不够用时，便去偷窃。家伙们的偷窃行为并不只关乎钱，还会产生与打架时类似的感觉。他们清楚地知道，藐视和挑战法律是危险的。同时，成功地反抗权威所带来的兴奋和满足感，似乎超越了一切。这种行为逻辑也延续到了他们后来的工作中。

“自甘堕落”的选择

家伙们选择了艰苦的体力劳动，最重要的标准是逃离学校、赚钱快、性欲望、烟酒偏好等“真正男人的想法”都可以公开讨论。不令人满意的工作前景丝毫不会削弱家伙们的优越感。他们相信自己能在成人世界工作，而软耳朵们却做不到这一点。在初入工作的几个月里，家伙们仍然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荣誉。

他们在反学校文化中学到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但这种魔力很快就消失了，一旦认识到生产的丑恶，家伙们就会感觉被困在工厂监狱里。但无论幻灭感有多深，进入工作后的生活往往是不可逆转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看来，逃离工厂的唯一途径是当学徒。但这难以实现，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有了家庭和公寓的负担。当工人阶级青年最终发现早期的错误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读罢全书，脑海中挥散不去的是两个困惑：

1. 为什么脑力劳动似乎总是包含着服从和控制的威胁？是事实如此还是学校、家庭、社会的塑造？是什么让家伙们将教育等同于控制，将对权威的抵制变成了对脑力劳动的抵制，将阶级对抗变成了拒绝教育，继而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变成了阶级区隔？

2. “家伙们”时常让我想到《雨林里的消亡》一书中新几内亚心怀怨气的暴力年轻人，上过小学后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不满和幻灭，因为学校澳大利亚人捐赠的课本里描绘的都是汽车、房子、衣服和财富，他们从学校里学到的正是自己缺乏这一切。于是他们自制火枪，拉帮结派，占领市中心，抢劫商店，强奸女人。

原始村落的年轻人也好，学做工的家伙们也罢，他们的抵抗精神、“反社会”行为是本就不认可学校的权威性，无所谓教什么，只有抵抗才能获得乐趣和存在感？还是学校和书本传递了理想生活可以多么美好奢靡，却没有教给他们获得这种生活的技能，才让他们“自甘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