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罗斯福新政的另一面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区别在于，后者只看经济政策的局部效果和直接效果，而前者则计算它的整体和长远效果”。今天当我们面临经济危机回顾罗斯福新政时，尤其当金融危机已经大大强化了管制思维和左翼思潮时，也许应该重温这句话。
据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既然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历史的智慧：大萧条，那个“更大的危机”，是如何得以解决的呢？
那还用问？罗斯福新政呗。这是美国的历史课本告诉美国的中小学生的，也是中国的历史课本告诉中国的中小学生的。有一类知识，它的传承是如此制度化长期化，以至于变成了神话，标志就是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我这么想，是因为我老师告诉我这么想；我老师这么想，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这么想。
但这个社会上总有一小撮长有反骨的人，凡事打个问号。在罗斯福新政问题上，就不乏这样的“修正主义者”。比如一个叫Jim Powell的人，写了一本《罗斯福的过失：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如何延长了大萧条》，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其内容的“反动”，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和布坎南都曾盛赞该书。又比如罗斯福时代的经济专栏作家Henry Hazlitt一生坚持批评新政，其要旨被总结在《经济学一课》一书中，该书从1950年代畅销至今。历史学家John Flynn的《罗斯福迷思》则描述了罗斯福本人限制自由、破坏宪政的一面，旨在“把罗斯福还原成一个正常人”。另一个历史学家RobertHiggs在《危机和利维坦》一书中，同样表达了对罗斯福政府大肆扩张、限制经济自由的不满。
这些不和谐的声音经久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罗斯福新政战胜大萧条”的说法的确有漏洞。大萧条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高失业率，但是罗斯福新政在这方面却收效甚微，1931年美国失业率是15.9%(大萧条之前是3%左右)，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大萧条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私人投资率的萎缩，而新政时期私人投资的恢复也很有限：192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6%，到1941年也就恢复到14%。就人均GDP来说，1939年美国的人均GDP仍低于1929年。
Jim Powell等人之所以指责新政延长了萧条，是因其一系列“反市场、反私人投资”的政策。比如税收，1929年美国最高税率是24%，1935年则提高到79%。众所周知，高收入阶层是私人投资的核心来源，当你收入的四分之三会被政府收走时，整个社会的低投资率也就不难解释了。事实上1938出现了一次经济缓慢恢复中的回冷，史称“罗斯福萧条”，可说是投资阶层对1935-1937年税改的回答。
又如新政中标志性的“工作项目管理局”，虽提供了大量的政府就业(据称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但钱终究来自税收，本可用于私人投资，甚至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新政中的劳工保护法案也不是没有争议，有组织的工会权力增强之后，工人工资大大提高——这貌似是件好事，但雇主却通过减少雇佣的方式“用脚投票”，结果失业率居高不下。
以此类推，新政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价格管制政策、银行拆分政策等等都遭到修正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大萧条原本只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波谷，美国很多经济周期中的波谷——比如1894年及1921年的经济萧条——都可以通过市场的调节能力自我修复，大萧条之所以十多年阴魂不散，恰恰是因为政府在帮倒忙。Higgs认为，是1940年代中期以后新政激进措施的取消、政府预算的大幅度裁减，以及私人投资的复兴带来了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反讽的是，1946年，罗斯福死后的第二年，美国的私人资本投资实现了18年来的第一次增长。
当然这些修正主义者不一定都对。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战后新政的很多成果得以保存，但经济仍然高速发展。这说明罗斯福新政中至少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判断罗斯福新政是对是错，而在于判断它的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无效。
其实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为神话，与其说是因为它经济上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成功。再分配式的、保护主义的、政府主导型的政策虽然经济上往往不大成功，但政治上却颇受欢迎：往往立竿见影，不但有一个清晰的行动主体，而且其政策往往指向一些集中的、直接的、阶层性或行业性的受益者，这些受益者可以立刻成为这些政策的政治同盟军。相比之下，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中，不但行动主体分散，受益者也往往间接、分散、长期，因此政治动力也弱。比如政府如果用10亿税收造一座桥，这座桥雄伟漂亮、看得见摸得着、一百年不倒，使用的人肯定会感谢政府，但如果这10亿元分散到1000万人手中，每个人用100元买一双鞋，虽然穿鞋满足了消费者的身体需要而且推动了鞋业的就业率，但估计任何人也不会因为这双鞋感谢政府——这大约是为什么政府总有扩张自身的内在冲动的原因。Hazlitt曾经说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区别在于，后者只看经济政策的局部效果和直接效果，而前者则计算它的整体和长远效果。”今天，当我们面临经济危机回顾罗斯福新政时，尤其当金融危机已经大大强化了管制思维和左翼思潮时，也许应该重温这句话。追寻历史的智慧，首先应从将神话还原成历史开始。
据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既然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历史的智慧：大萧条，那个“更大的危机”，是如何得以解决的呢？
那还用问？罗斯福新政呗。这是美国的历史课本告诉美国的中小学生的，也是中国的历史课本告诉中国的中小学生的。有一类知识，它的传承是如此制度化长期化，以至于变成了神话，标志就是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我这么想，是因为我老师告诉我这么想；我老师这么想，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这么想。
但这个社会上总有一小撮长有反骨的人，凡事打个问号。在罗斯福新政问题上，就不乏这样的“修正主义者”。比如一个叫Jim Powell的人，写了一本《罗斯福的过失：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如何延长了大萧条》，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其内容的“反动”，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和布坎南都曾盛赞该书。又比如罗斯福时代的经济专栏作家Henry Hazlitt一生坚持批评新政，其要旨被总结在《经济学一课》一书中，该书从1950年代畅销至今。历史学家John Flynn的《罗斯福迷思》则描述了罗斯福本人限制自由、破坏宪政的一面，旨在“把罗斯福还原成一个正常人”。另一个历史学家RobertHiggs在《危机和利维坦》一书中，同样表达了对罗斯福政府大肆扩张、限制经济自由的不满。
这些不和谐的声音经久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罗斯福新政战胜大萧条”的说法的确有漏洞。大萧条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高失业率，但是罗斯福新政在这方面却收效甚微，1931年美国失业率是15.9%(大萧条之前是3%左右)，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大萧条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私人投资率的萎缩，而新政时期私人投资的恢复也很有限：192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6%，到1941年也就恢复到14%。就人均GDP来说，1939年美国的人均GDP仍低于1929年。
Jim Powell等人之所以指责新政延长了萧条，是因其一系列“反市场、反私人投资”的政策。比如税收，1929年美国最高税率是24%，1935年则提高到79%。众所周知，高收入阶层是私人投资的核心来源，当你收入的四分之三会被政府收走时，整个社会的低投资率也就不难解释了。事实上1938出现了一次经济缓慢恢复中的回冷，史称“罗斯福萧条”，可说是投资阶层对1935-1937年税改的回答。
又如新政中标志性的“工作项目管理局”，虽提供了大量的政府就业(据称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但钱终究来自税收，本可用于私人投资，甚至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新政中的劳工保护法案也不是没有争议，有组织的工会权力增强之后，工人工资大大提高——这貌似是件好事，但雇主却通过减少雇佣的方式“用脚投票”，结果失业率居高不下。
以此类推，新政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价格管制政策、银行拆分政策等等都遭到修正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大萧条原本只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波谷，美国很多经济周期中的波谷——比如1894年及1921年的经济萧条——都可以通过市场的调节能力自我修复，大萧条之所以十多年阴魂不散，恰恰是因为政府在帮倒忙。Higgs认为，是1940年代中期以后新政激进措施的取消、政府预算的大幅度裁减，以及私人投资的复兴带来了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反讽的是，1946年，罗斯福死后的第二年，美国的私人资本投资实现了18年来的第一次增长。
当然这些修正主义者不一定都对。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战后新政的很多成果得以保存，但经济仍然高速发展。这说明罗斯福新政中至少有一些合理的成分，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判断罗斯福新政是对是错，而在于判断它的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无效。
其实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为神话，与其说是因为它经济上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成功。再分配式的、保护主义的、政府主导型的政策虽然经济上往往不大成功，但政治上却颇受欢迎：往往立竿见影，不但有一个清晰的行动主体，而且其政策往往指向一些集中的、直接的、阶层性或行业性的受益者，这些受益者可以立刻成为这些政策的政治同盟军。相比之下，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中，不但行动主体分散，受益者也往往间接、分散、长期，因此政治动力也弱。比如政府如果用10亿税收造一座桥，这座桥雄伟漂亮、看得见摸得着、一百年不倒，使用的人肯定会感谢政府，但如果这10亿元分散到1000万人手中，每个人用100元买一双鞋，虽然穿鞋满足了消费者的身体需要而且推动了鞋业的就业率，但估计任何人也不会因为这双鞋感谢政府——这大约是为什么政府总有扩张自身的内在冲动的原因。Hazlitt曾经说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区别在于，后者只看经济政策的局部效果和直接效果，而前者则计算它的整体和长远效果。”今天，当我们面临经济危机回顾罗斯福新政时，尤其当金融危机已经大大强化了管制思维和左翼思潮时，也许应该重温这句话。追寻历史的智慧，首先应从将神话还原成历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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