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董伯韬：自是书中疏凿手——评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

本文原刊《文艺报》2010年1月4日

【作者简介】

董伯韬，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译者，文学与文化研究者，出版人。“述往”书系及“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策划人，“北极光”诗系主编。译著有《身为作者》《战争的见证》《地狱与良伴》《劳伦斯诗集》《作家笔记》《玛雅：美丽的语言》等十余种；著有《济慈诗精读》（将出）及英译唐诗集《悠远唐音》，另有论文与书评见诸报章。

董伯韬：自是书中疏凿手——评陈尚君《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

陈尚君先生的有关论述已先后结集为《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和《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下文简称《论考》）行世。 与前两部论文集侧重诗文考订、补遗，着眼文学基本文献建构不同，在《论考》中，陈先生更多地思考、论述了汉唐文史研究的规范和准则。虽然不同意“回到乾嘉”的说法，以至于不主张国学像乾嘉时期那样成为学术主流，但陈先生仍将乾嘉学派无证不立、孤证不信等原则视为值得治国学者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在题为“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的发端辞中，谈及传统考据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得以存在并茁放新意的缘由和动力，他说：“所谓考证，是通过文献的对读、比较、排比、推衍、演绎等手段，求得文本或事理真相的一种文献处理技能……凡治国学者，无论其学风取向如何，都应该掌握这一文献处理的基本技能。” 在作者看来，考据不仅仅如吴宓所说是“求真之学”，也不仅仅像胡适所说是以“一人之功力可供无穷人之用”的“为人之学”，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是通向以客观、科学为鹄的现代学术的津梁。而在谈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不同时，他说：“传统学人重视诵读、褒贬、义理，文献阅读要求比较狭窄，现代学人更多地关注古人生存发展和社会变动的一切细节，更多地强调利用最原始、直接的文献来研究学术课题。”而“现代史学不限于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更重要的是探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和社会各层面的制度变化，力图探索当时的原生态面貌。”这些论列都谈言微中，非博学深思者不能为。 在该论文集里，陈先生用大量篇幅将自己廿年来在学术领域里摸索出来的心得，在研究过程中面临过的问题和苦思求得的解决策略，都诚实无隐地袒露给读者。在《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作者综合学界已有共识，确立了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八条准绳：(一)搜辑全备；(二)注明出处；(三)讲求用书及版本；(四)录文准确，备录异文；(五)甄别真伪互见之作；(六)限定收录范围；(七)作者小传及作品考按；(八)编次有序。以上八端，是断代全书编修中必然遇到的重大问题，作者的提醒因而具有了普遍价值。此外，文集中像《全唐文补编前言》《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旧五代史重辑的缘由和方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校订释例》等一系列文章则不啻于完备的操作指南。为后学者提供了辑佚与校订方面的工作范例。 先生还以自己丰富的学养与敏锐的识见提点学科研究中可资拓展的学术空间。其荦荦大者如在《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元以前的断代全书的编修，不要太久当可大多完成。这一求全求备的文献研究方式，今后应更多地转入各代著作的系统研究整理工作中。传世的文献研究方式，今后应更多地转入各代著作的系统研究整理工作中。传世的历代公私书目，加上清代以来编修的各种补史艺文志，历代著作总况已粗具端倪。希望有学者出来，依仿章宗源、姚振宗两家《隋书经籍志考证》和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体例，做断代全部著作的系统考察，对各书的著述始末、内容体例、著录流传及存佚情况都能弄清楚。存者应指出完残状态及传本优劣，并逐渐整理成定本；佚者应指示遗文存留情况，并尽可能地整理成编。”这对后学的启导作用不言而喻。 在书中，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时，尚君先生屡屡提及钱大昕、王国维、陈寅恪、岑仲勉、陈垣及本师朱东润等前辈学人对自己的影响与启迪。这种对自身学术谱系的体认，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陈先生所秉承与推重的治学风格：博大、精细。 布封说“风格即人”，但现实中却并非每个学人都独具风格。毋宁说，在时下的学术工业宰制下，更多的学人只是分享着一种公共的无主名的学术话语。而这种没有风格的治学，为陈先生所不取。在陈先生看来，风格的成就，并不在于摇曳生姿的文笔，而在于文笔背后的见地与想像力。他强调研究者应有高远的学术旨趣与学术追求。认为这种风格背后的精神境界能够使研究者在复杂的文献解读中融入对生活的透辟体悟，而不拘泥于书面的表述；能够让研究者懂得：“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水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