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后，切尔诺贝利的教训依然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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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硬核读书会，作者沙青青，编辑谭山山，校对邹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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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然地认为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在未来不会重演，就如同百年前坚信“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人一样愚蠢和狂妄。
1986年4月26日凌晨，时任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副部长阿列克谢·马库欣向克里姆林宫发去了一份紧急报告。内容如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在进行例行维护时，反应堆顶部发生爆炸。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报告，爆炸导致反应堆厂房的屋顶和墙壁镶板部分倒塌，屋顶的几个面板和反应堆的辅助系统单元受损并造成了屋顶起火。
凌晨3点30分，火被扑灭了。
工作人员正在采取措施冷却反应堆的活跃区。苏联卫生部的3名主要负责人认为，没有必要采取特别措施，包括将人口从城市疏散。
9名工作人员和25名消防人员住院治疗。
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并调查事故原因。
依照这份紧急报告的内容，尽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半夜突发意外并导致火灾，但一切似乎都还在掌控之中。在26日下午，当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比纳带领一众官员、专家从莫斯科搭机赶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在地普里皮亚季时，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马约列茨甚至乐观地觉得，几天后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就能恢复如常。
而来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核能专家弗拉基米尔·马林在出发前则庆幸地表示：“很神奇，这次事故居然没造成污染！那是个很大的反应堆。”
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然而，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
4月26日凌晨1点23分46秒，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进行夜间测试作业时，四号核反应堆功率在短时间内激增至最大设计负荷的约10倍，导致蒸汽爆炸，将厂房屋顶彻底炸开，反应堆堆芯立即直接暴露于大气中，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微粒和气态残骸。尽管爆炸引发的外部明火在26日早晨就被扑灭，但四号核反应堆内部的火势和链式反应依旧处于失控状态，厂房屋顶的辐射照射强度为2万伦琴，反应堆内则高达3万伦琴。
当谢尔比纳在晚上8点左右抵达时，他看到了一幅骇人的景象。随行的首席专家、库尔恰托夫原子研究所副所长勒加索夫记得：“在距普里皮亚季城还有8—10公里的地方，我们注意到核电站上方笼罩着一片深红色，准确说是猩红色的光芒，这样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
这是裸露在外的核反应堆向空中喷射辐射元素的场面。之后的数日、数月乃至数年里，为了封堵这个猩红色的“伤疤”，有超过30万名附近居民被迫撤离。而仅在乌克兰，就有约5%的国土面积、近3.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次事故中被污染。
事故究竟造成了多大的人员伤亡，很难准确估算，4000—90000人之间的各种统计数字都存在。至于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当地民众造成的健康隐患，更是一个庞大到难以直视的“黑数”。用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6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上的发言来说，就是“再来一两起这样的事故，我们就会面对比全面核战争更糟糕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切尔诺贝利所发生的一切，无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哈佛大学乌克兰史、东欧思想史、国际关系史权威专家沙希利·浦洛基在他屡获殊荣的著作《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中，通过近年来陆续公开的档案、当事人回忆等大量一手资料，用极为鲜活生动的语言，为读者详细描述这场空前事故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对国家、社会以及对每一位当事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上至克里姆林宫最高决策层的讨论，下至普通市民、消防员、军人面临危险时的生死抉择，浦洛基都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在书中，他希望通过对各类当事者行为的描述及其动机的探究，来洞悉这场悲剧之所以会发生的历史逻辑。
历史学家不是法官
从技术角度来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的爆炸，一方面是现场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导致了失误，另一方面则是RBMK型反应堆存在设计缺陷。浦洛基认为，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发生有这两方面的情况同时存在。
在之后进行的事故调查中，这场悲剧的全部责任先是被推给了事发时的核电站工作人员，以免苏联核工业本身乃至国家的声誉受损。之后，随着相关事故调查报告及其他资料的解密、披露，反应堆存在设计缺陷的事实才被公开。对此，浦洛基教授并无意在自己书中来判断，这两方面谁才是真正的肇事者、谁又是无辜的。真正的历史学家从不扮演法官的角色，而只是抽丝剥茧地去推测、重建事件的成因与过程。
毋庸讳言，任何重大事故，除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可抗力、人员的技术失误与设计缺陷外，都可以挖掘其背后更具广泛意义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因素。在切尔诺贝利的个案中，浦洛基教授对这类水面下“冰山主体”的探究，并非只是为了强调或放大苏联时代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影响。相反，在他看来，冷战时期各国政府处理核事故时往往都有着相近的本能反应。
例如1957年英国温茨凯尔反应堆发生火灾并引发核泄漏后，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便选择掩盖事故起因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对美国方面都三缄其口，理由是担心引发恐慌。而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多年后，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也曾讲过类似的话：“（当时）我能对人们说些什么呢？难道跟他们说‘大伙儿，反应堆爆炸了，辐射值已经爆表了，赶紧自救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任何发生在核工业领域的重大事故都会是全球性灾难，而非仅仅一国一地之事。而事故本身也是各类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这与意识形态、国家模式、社会制度等方面有联系，却并非想当然的简单因果关系。
实际上，除去4月26日当天或出于官僚系统之间的信息不通畅，或出于侥幸心理，以至于对事故现场的严重程度有错误估计外，苏联当局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事故处理投入了难以计数的资源，为遏制反应堆火势、疏散公民和消除污染而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
根据苏军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86年12月的报告，在半年内就有超过22.5万名军人和6.5万台设备参与了清理工作；苏联空军则飞行了18818个架次，运送了25500万人次和超过5.5万吨货物前往事故现场。而在之后数年间，前后共有超过60万人投入这场事故的善后与清理工作之中。数以万计的“事故清理人”冒着剧烈的辐射，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灾难不再扩大蔓延的结局。
全程参与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勒加索夫就将“事故清理人”与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牺牲的红军战士相提并论，他本人在事故现场也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正如浦洛基教授对勒加索夫评价的那样，这是“一场全球性灾难，少说也有上百万人将受到影响，而他丝毫没有犹豫，便决定宁可让自己的生命承受危险，也要拯救他人”。
“可控秩序”的幻觉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就不得不承认熵增才是世间的常态。人类看似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工业文明，都建立在一种小范围的可控秩序之上，而这种所谓“可控秩序”本质上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却又往往让人生出一种习以为常的错误幻觉。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发生事故，核工业同样不例外。想当然地认为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在未来不会重演，就如同百年前坚信“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人一样愚蠢和狂妄。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就再次清楚地表明：即便在切尔诺贝利后，尽管各国核工业安全标准都在不断提高，但仍无法彻底杜绝事故的出现，而后果同样会是致命且遗祸无穷的。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浦洛基教授在完成《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后，还以全球核灾难为主题，撰写了另一部专著《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尖锐地指出：尽管核工业不仅在运行上存在风险，也无法成为应对某些难题（诸如气候变暖）时的终极解决方案，但绝对不能弃核工业的技术发展、国际合作于不顾，因为这只会加速下一次核事故的到来。浦洛基教授的论著，便是在提醒世界各地的读者们理应充分认识到核能的危险性，并在此基础上才能长期谨慎而有节制地利用核能。
现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埋于厚重的石棺之下，似乎为这场悲剧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但在极端气候频发、民粹主义与大国对抗日趋激烈的当代世界，切尔诺贝利的故事仍值得我们带着敬畏之心去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