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罪与罚：黑色作为一种被排斥的颜色

在美国，禁毒、控枪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议题。按照通常意义上的理解，禁毒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风气，而控枪则有助于改善治安。但在有色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社区，这两大议题的解读却与大家的惯常认知所不同。

相较于白人，黑人更可能被美国警察盘查，更可能成为枪击的受害者。但是有色族裔美国人团体也提出，如果控枪严格实现，美国黑人将因此失去保卫自己的武器，在白人种族主义者侵犯黑人利益时，后者将失去最后的防卫能力。

新出版的《当代美国的罪与罚》一书中，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耶鲁大学讲席教授詹姆斯·福曼就介绍谈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色族裔团体围绕是否应当推动控枪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辩。

当时的一种看法是，美国控枪也不足以减少黑人所面临的白人持枪的威胁，所以没有枪支，黑人受到的社会排斥甚至直接的恐吓、威胁会变得更为突出。持这种看法的人们对于美国宪法、法律可以有效保护黑人的说法嗤之以鼻。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美国民间尤其是南方地区都多次出现白人暴民武装袭击黑人，滥施私刑的现象。所以，有人主张就控枪，就会有更多人主张坚决保障黑人的持枪权。甚至而言，黑人精英还怀疑一些白人政客突然从反对控枪转向支持控枪，其目的就是为了给黑人挖坑。

而主张控枪的黑人团体则基于大量事实指出，黑人之间的枪支泛滥及其造成的伤害，更为突出。双方之间的对话甚至缺乏最为基本的共识空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多数政治和社会议题中，美国主流社会划分为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两大阵营，前者强调社会福利，通常成为黑人争取权利运动的同盟军，而后者则更强调社会成员的所谓“自立”，反对扩大福利保障，甚至提出要削减社会福利——但在控枪问题上，两大阵营各自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关于禁毒也是如此。黑人街区中的毒品泛滥，在20世纪中期已经成为美国各地社会的最突出毒瘤之一。而美国警方对于黑人的制度性歧视、迫害，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之上。

在很长时期内，美国民间的毒品泛滥都没能引起足够的政治和社会关注。20世纪60年代，禁毒在政策层级上被提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美国赴越南的参战军人有很高比例沾染毒品，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青少年染毒。但禁毒成为更重要的政策议题后，美国警方反倒是借此加紧了对黑人社区以及公共场所中的黑人人员的拦截、搜查，频频以携带毒品为由扣押黑人。黑人精英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该政策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压迫黑人。

但黑人团体中的有识之士其实也很明确地指出，上述现象并不足以产生充分的理由来让黑人团体放弃对禁毒的呼吁。当黑人作为族群，或者一种肤色，在美国社会舆论和文化中被打上了与毒品相关的符号，这对于每一个黑人，无论其社会阶层以及是否真的涉毒有关，都是不公平的——反对禁毒，就会继续固化现有的刻板偏见。

有关禁毒的政策争辩，在美国尤其是美国黑人社区、种族之中一直以比较混乱的方式呈现。强化禁毒，加大对哪怕携带少量毒品的行为的刑事处罚，在执行中被异化为对部分黑人的专属打击政策；但如果不强化，黑人社区和群体又将延续成为毒品泛滥的最主要受害者的命运。

因此，禁毒和控枪与黑人权益保护关联更为紧密的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如何有效控制美国警察滥用执法权威和手段的问题，消除黑人所受到的致命威胁。《当代美国的罪与罚》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很多城市都曾接连出现黑人团体的呼吁，要求增加警察队伍中的黑人比例，以及警队中高级管理人员中的黑人配比。相关的问题还有，实现白人警察与黑人警察一起工作执法——这当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美国警方经常以警员搭配自愿选择为由拒绝民间团体的呼吁。在一些城市增加了黑人警员比例的同时，又专门为此设置了很多非制度性的障碍，来妨碍黑人警官晋升。

当然，并不是说实现了警队中黑人警官比例增长，扩大了美国政府等公共部门雇员中的有色族裔比例，就等于破除了相关的观念、制度和群体障碍。黑人精英群体占据黑人的比例很低，但促成这一少数群体的涌现，就等于增加了美国种族平权的政绩，并非常明显地掩盖了已有的各种问题。极少数的黑人挤入了社会、经济和政界的精英队伍，甚至推动好莱坞的影视作品做到主演演员肤色上的均衡，但这样的“政治正确”对于改变绝大多数黑人，也就是身处社会底层，仍然受困于不平等制度和社会排斥的黑人群体是没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