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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
2023-12-09 16: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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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作者简介：童岭，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六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学，古代东亚史与域外汉籍等，著有《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译有《唐代传奇小说论》《中古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史》等。196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的陵墓玄宫石碣在南京太平门富贵山南麓被发现，石碣上用隶书镌刻着二十六字铭文：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巳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
石碣的高清拓本，可以在南京大学博物馆2023年10月开设的“帝陵迷踪——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特展”上看到。这位东晋的末代皇帝，在人生的三十四至三十六岁间，战战兢兢地做了两年的傀儡，公元420年第六个月份，将帝位禅让给刘裕，一年之后的秋天被刺客杀死，是年十一月以晋帝之礼葬于钟山之南。于是，南朝史似乎就这样贴着“篡位”与“偏安”的标签开始了，众多的中国通史都不约而同戴上了有色眼镜——但南朝真的是这样吗？且不说现代的学术研究，至少到了南宋史学家眼中，因为南宋与南朝存在境况相似之处，因此南宋史学家认为六朝除了东吴之外，都是“中国正统”所在。《景定建康志》卷十五云：“孙权据吴会以鼎峙。晋元渡江，实为王畿。宋齐梁陈因以有国。其间从事河洛，规取中原，几致混一。累朝衣冠礼乐，号为中国正统。”——也就是说，南朝从宋武帝刘裕到陈武帝陈霸先，他们继承了东晋的法统，丝毫没有自我矮化为一个地方政权，自始至终都是追溯到“汉”人王朝的正统系谱。这一点，在南朝史开端的刘裕及其从龙之士身上，反映尤为明显。1917年法国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所摄初宁陵石兽
岁寒蓊郁孤松秀，晚节芬芳丛菊清。
归去无心理荒径，草中恐有寄奴名。
此诗中将阻碍陶渊明等文士的“荒径”之草，比附成“刘寄奴草”。此外，云南地区曾经在北伐前献给刘裕一块珍贵的虎魄（琥珀）枕，刘裕听说虎魄可以医金创，就立刻将之粉碎，分赠出征将士。刘裕自己也是节俭美德的象征，使得从西晋以来奢靡的生活风俗再次得到扭正。晚年的刘裕，最喜欢的一个“奢侈”活动也就是傍晚穿着木屐，仅仅带十馀随从出建康城的神虎门散步而已。到了武帝孙子孝武帝刘骏，准备将刘裕旧房子推倒重起玉烛宝殿时，发现刘裕床头是泥灰刷的土台，墙上挂着农民用的葛灯。关于刘裕与贵族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举出尚书殷仲文劝他整备朝廷的音乐一事，刘裕回答自己没有时间，而且“性所不解”。殷仲文用贵族清谈的语言再次说道：“好之自解。”刘裕则斩钉截铁地说，正因为“解”音乐之后，必然喜好，所以我根本不愿意去听音乐。《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云：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
总之，作为“英雄”武将以及作为统治者的两个方面，刘裕都是整个南朝最成功的皇帝，在他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后世圣主李世民的轮廓。故而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刘裕是汉以后、唐以前中国最值得表赞的明君，良有以也。称帝仅两年的刘裕，不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以一个军人的视角颁布了临终诏书，我们择要摘抄如下：一、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三千（防止再度出现开府权臣）。
二、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备不祥人者（防止重臣被暗杀）。
三、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保证了中央军的战斗力以及皇帝的控制权）。
四、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防止女主政治的出现）。
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北府兵安排）。
六、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西府兵安排）。
上述第五和第六则是关于北府与西府军事的安排，但第四则付予顾命大臣过大的权力，也直接酿成了宋武帝与宋文帝之间血腥权力交替。具体来说，刘裕长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宋武帝生前一度青睐曾坐镇长安的另一位爱子刘义真，谢晦主动替武帝考察义真。义真见到这位陈郡谢氏的大贵族，生恐不能给他留下好印象，于是大谈玄学，谢晦几乎没有任何回答，回来报告宋武帝：“德轻于才，非人主也。”由是义真被派为外官。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六月，没有死于赫连勃勃的鸣镝之下的刘义真，却被父亲留下的大臣赐死。宋王朝第一代皇帝身后，权力传承的极度不稳定，反映出一方面确如裴子野《宋略》所谓“宋之教诲”——皇室教育出了大问题，第二任皇帝宋少帝刘义符和刘义真并不是贵族们想象的皇帝应该有的样子；另一方面这几位顾命大臣在权力不稳定的时代使用了极端血腥之招，也为南朝后世的废黜小天子开了一个坏头。特进范泰曾经劝说宋少帝，一方面要学“高宗谅阴”，一方面要远离小人。所谓“高宗谅阴”，据陈鸿森先生《汉唐经学研究》研究，此乃《尚书》中记载少君面对顾命大臣应“强抑不语”以待时机之意。但是在公元424年五月，少帝被徐羡之、傅亮等废为营阳王，一个月后被杀。同年八月，百官备法驾至江陵迎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入京。刘义隆被奉立，是为宋文帝。他虽然气度不及其父刘裕，但是一个深沉有谋的人，为了给兄弟报仇，刘义隆在建康诛杀了徐羡之、傅亮，又令檀道济率兵西上，攻杀了另一个顾命大臣谢晦。宋武帝留下的务实派北府系统文官被打倒，王谢贵族再一次重回权力中心，这也是宋文帝元嘉之世郁郁乎文哉的一个重要原因。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注意到，文帝的诏书很多都是“溢于私情的文辞”。我认为这一观察甚至比文学史家都仔细。试举文帝与刘义恭的手书云：“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又如与刘义宣书云：“通怀期物，不恣群下。”而他另一封《追复庐陵王义真诏》中写道：前庐陵王灵柩在远，国封堕替，感惟拱恸，情若贯割。王体自至极，地戚属尊，岂可令情礼永沦，终始无寄。可追复先封，特遣奉迎，并孙修华谢妃一时俱还，言增摧哽。
文中“情若贯割”“言增摧哽”等语言，与王羲之《丧乱帖》“痛贯心肝”“临纸感哽”非常相似，不仅使用了六朝贵族的典型语言，而且充满了对于死于非命的二哥刘义真的真挚感情，可谓与其父临终诏书的武人性格已经截然不同了。这样贵族化的皇帝加上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等风流贵族的辅佐，“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地方制度上，又将地方长官的三年任期延长为六年任期，州牧可以更好地从事本地的风教，故而《宋书》称文帝之时“盖宋世之极盛也”。据葛剑雄教授统计，刘宋王朝在宋文帝元嘉二七十年（450）之前，也就是拓跋焘鲜卑铁骑反扑到江边的前几年，人口达到顶峰，在一千八百万至两千万之间。而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在一千五百万至一千七百万万之间。元嘉时期，稳定的生产使商品价格回稳，史称“物价转贱”。农业、手工业在元嘉时代达到了晋室南渡之后第一个高峰，也是南朝第一个小康盛世。因此在元嘉七年（430），为满足交易量的激增，宋文帝开始铸造“四铢钱”，但市场上同时还流通着汉魏“五铢钱”以及东吴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古币。传统史书对宋文帝的文治评价极高，《宋书·良吏传》有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又云：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就连对六朝分裂时代无甚好感的司马光也说：“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他心目中魏晋南北朝贵族政治的典范，就是宋文帝。宋文帝及其贵族阶层在文化领域的建树，也影响南朝至深至远。譬如裴松之，就是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今天如果没有史料极其丰富的《三国志注》（钱大昕统计注引古籍近一百五十种），仅仅凭借陈寿《三国志》本文，根本无法还原那个惊艳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三国群英时代。《南史·徐文伯传》记载宋文帝曾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具体指的是钱塘杜道鞠的弹棋，范悦的五言诗，褚欣远的模书（仿写前人书法），褚胤的围棋，徐道度的疗疾。可见宋文帝精于魏晋以来盛行的人物品题。《南史》“五绝”中的徐道度生了传主徐文伯，徐文伯的孙子徐之才由南入北，以高明的医术治疗过北齐好几位皇帝。田中芳树虚构了徐之才的女儿徐月琴，成为小说《兰陵王》的女主角。宋武帝出于部伍之中，不暇文饰，宋王朝初期可谓一“军事政权”。但宋文帝绝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与推崇者，史称宋文帝自己也“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这段话，《宋书》的主语是“世祖”，即宋孝武帝刘骏；《南史》的主语是“文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均以为《宋书》是而《南史》非，然而跳出考据从文理上看，宋文帝、宋孝武帝父子以及此后的刘宋帝室，均称得上“好文章”。而在宋齐之际，“文章”二字又可以专指当时贵族文人间最盛行的“五言诗”（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宋文帝承平近三十年，论六朝文学者，因“四馆”之设（时在元嘉十五年，儒、玄、文、史），无不对此一时期文学真正的独立意义大加表彰。具体考察，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这可以视为刘宋王朝的国学。这是文学第一次与经学（儒学）在中央制度层面平起平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自2018年开始，举办了“刘宋的文本世界：跨学科的探索”等系列刘宋时代的多角度文学研究工作坊，这也是立足于“南朝文学”又不囿于“南朝文学”的交叉学科新方法。莫砺锋先生在2021年5月15日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的年会致辞说道：中国最早的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馆”始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南京，成为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的刘宋皇朝最高学术机构。
一个军人皇帝的儿子，无形中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划时代的壮举，实在令人兴趣盎然！故而胡小石说宋文帝四馆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同等重要。概而言之，刘宋开国的两位皇帝宋武帝与宋文帝，他们在内外政策等诸多方面“终结”了东晋的进程，“定型”了整个南朝史今后的走势，因此他们是后世重审南朝史所无法回避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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