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的中心：隋唐期两京的都城功能性考量

长安和洛阳到底谁是隋唐两代真正的中心，在当代仍然是一个基于地域自豪感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在隋唐不同君主在位时期，两京地位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静态固定的。例如隋炀帝和武则天时期，由于朝廷机构东迁，洛阳实际上成为都城。一个城市的地位本质是什么，要看它所承担的政治职能，看朝廷机构在何处。随着武周结束，唐廷回迁长安，洛阳再次结束了都城职能。但在安史之乱前，对于唐廷，特别是数次行幸洛阳的玄宗而言，洛阳的地位仍然重要，仍然是在特定时间作为临时政治中心存在的陪都。在地理位置上，长安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枢纽，洛阳作为连接华北和江南的运河枢纽，各自承担的定位都是不同的，而功能的选择也是主导着不同君主对于都城选择的重要因素。妹尾达彦的这本著作中，便从城市功能角度出发，将隋唐都城的转移问题梳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启发我们进一步发散思考其他的东亚都城比较思考，例如平安京到京都的开发变迁（朝廷位置的转移）也可以结合这种问题意识思考。 古都学泰斗史念海在其著作《中国的古都与文化》一书中关于隋唐长安城的谱系认为：隋唐两代相继以长安为都城是西魏、北周的旧绩。北魏孝武帝西奔开创西魏社稷，当时对于都城的建置势难以从容选择。孝武帝本来不甘再受高欢的压迫，可以投奔求其庇护的只有字文泰。字文泰据有关中，距洛阳尚非过远。孝武帝当时所设想的只是投奔宇文泰，并非建都长安城。史认为长安城能够又复作为都城是历史偶然性导致的结果，并非历史规律性的演变。西魏-北周-隋-唐皇朝的更迭都采取禅让形式，因而都城也都沿袭旧规，无所改易。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就不能不有所振作。远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之时，随着迁来的代北鲜卑人一并改籍为河南人，使其不再有故土之思。这时随孝武帝西迁的许多著籍河南的鲜卑人，也一并改籍为京兆郡望。不仅诸胡族有此改变，连仕宦于关中的山东土族，同样皆以关内诸州为本望，关中就是这些人的桑梓所在，受益阶层对于都城位置就不再有异议。

隋时营建洛阳为东都是炀帝决定的。炀帝营建东都，其起因是汉王谅的造反。但汉王谅的乱事很快就已告荡平，不足作为兴工的理由。炀帝所颁的诏书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可见隋朝自始建起，杨广等人对于安抚东夏从未释怀。史念海认为，这与隋炀帝拉拢河北、山东、江南士族对抗关陇集团不无关系。隋炀帝自营建东都后再未返回长安，可以说洛阳虽为陪都，实际上就是都城。唐高宗恢复东都之后，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正如他所说的东西二宅一样。虽常巡幸洛阳，长安作为都城似未有所减色，至武则天时，以东都为神都，久居洛阳，重要朝廷机构也随之前去，选举贡士亦在洛阳举行，可见洛阳已经代替长安作为都城，直到武后殁后，唐廷返回长安方告一段落。 史的学生、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他认为，隋唐两京的地位比重变换还与隋唐王朝的宗教与外交政策变换密切相关。两京的比重，从隋至唐玄宗在百年间反复转换，而两京的行政比重的转换，也是与隋唐的宗教、外交政策的转变相对应的。长安代表着王朝的道教空间，洛阳代表着王朝的佛教空间。他的《长安都市规划》中还指出，长安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城市，这是长安不同于洛阳的地方。隋唐长安城的都市规划融入了当时的种种传统思想。如《周礼》中的古代理想的都城范式、王朝礼仪中的礼制理念、选择符合王者之地为都的《易经》思想、在地上再现镜中之宇宙的天文思想等。隋唐长安城将这些中国传统思想都柔和地镶嵌其中，就是为了显示其作为正统王朝之都的资格，隋唐长安城基本上是为新王朝权力正统化而建造的一座规划都市。而隋洛阳城在城市史上首次出现了与大运河直接相连的城市结构。隋洛阳以后的都城都建在与大运河直接连接之地，这是中国史上水路都城的开始。该都城结构是在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从内陆的陆路转变为沿海的海路过程中形成的。可认为社会经济的变动也促进了王权本质的变化。妹尾氏以整个古典中国的宏观视角出发，认为隋唐洛阳城是北朝化都市长安与南朝化都市建康的融合，这确实是基于日本的东洋学问题意识展开的，明显带有宫崎市定的“东西交通”与“南北复合”的思路。

武周时期，武则天将洛阳城称为“神都”，武周正统化的尝试在改造洛阳、建立基于佛教的神都的各项事业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弥勒转世的佛教逻辑，与充满佛教色彩的都城洛阳（少林寺、龙门奉先寺、白马寺构建起的空间）本身之存在，戏剧式地增强了武则天政权的正统性。作为长安主要宫殿的太极殿为基于父系的儒教政治哲学之视觉性表征，因此作为女性的武则天在长安的太极殿难以掌控政治，这一点也许是武则天定都洛阳的理由之一。而武则天在洛阳的居住倾向，在中枢返回到长安后亦被唐朝皇帝们继承。洛阳城内广泛分布着官宦人家的居住地，说明即使在武则天后的中宗、玄宗时代洛阳在政治上一直为重要都市。这种城市宗教功能的变化，若是以日本的都市史研究来说，也是一种“寺社权门都市”的产生，武周时期的政治中心洛阳确实是为了营造充满合法性的“神圣空间”而转移的。

开元年间，玄宗曾五次从长安行幸到洛阳，修建整备武周时期未整备的皇城内的诸官厅，并于天宝二年建造了外郭城。安史之乱后，洛阳的地位大大降低，没有哪个皇帝会像玄宗一样再去行幸东都了。而经济上的原因还在于漕运改革后洛阳的经济地位日渐低落，关中的经济地位则因江淮物资之能够大量到达而逐渐提高。直到唐末长安的危机使得唐廷在朱温的影响下东迁至洛阳，此时唐王朝的寿命也进入了倒计时。但即便到了以开封为运河枢纽的北宋时期，洛阳仍然具备西京的政治地位，这是因为洛阳此时已经从“中心”过渡到了“边疆”。在“粮仓地带”向东南迁移的时期，党项与契丹也构成了西北与东北两大直接的军事威胁。由于开封成为北宋的中心国都，使位于其西部的洛阳即使在北宋时期还残存了一定的作为西京以统筹西北防务的政治功能。同样，继承自魏博军的北京大名府也是用于防备契丹的北部政治、军事中心。 长安、洛阳这两座古都对于实行复都制的隋唐两代而言，各自作为京师的地位自不必言说，而政治中枢性却是变动的。隋炀帝与武则天两位君主在位时期，权力的中枢转移到了洛阳，这是基于二人现实的利益考量。长安与洛阳的地位无法以静态的视角来审视，而需要从功能入手思考。长安与洛阳的政治地位是随着君主的特定需求变换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妹尾通过回溯都城变迁史总结出的唐宋都城变迁论——“开封独特的位置，表明其是中国国都由长安向北京转变的过渡时期的都城”则有些“倒放电影”的偏颇。长安是继承自西魏、北周以来的政治中心，洛阳则是继承自魏晋十六国、北魏原有的方便连接南北的政治、经济中心职能，开封能成为都城更多是因为历史因素（同样发展自节镇）、远离边疆与连通东、西的交通条件。而北京之所以能发展为首都，与北族王朝的政治核心区及朱棣的政治核心区密不可分，都城的选址无疑是最优先考虑政治职能。在日本，中世权门都市京都的诞生同样与城市职能的转移有关（鸭川两岸成为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