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茶炊一样安全”的石墨反应堆，为何在苏联会酿成切尔诺贝利灾难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科学报，作者方在庆，编辑李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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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著作中，沙希利·浦洛基的这本《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独树一帜。它被广泛认为是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著作之一。作为历史学家和东欧史专家，浦洛基将他的专业知识带入了这一主题，为读者提供了这场灾难发生前、发生期间和发生后场景的深刻见解。

本书不仅仅是对灾难的叙述，还深入探讨了该灾难的政治、技术、环境和人文层面，全面探讨了灾难发生的大背景、背后原因及后果。公允地讲，美苏冷战的紧张局势、苏联的能源目标及其特有的集中规划和保密文化、反应堆的固有设计缺陷，以及技术故障和人为失误，都对这场核灾难的出现产生了影响。

浦洛基，出生于苏联高尔基市（现为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首府下诺夫哥罗德），父母是乌克兰人，他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1980年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获得历史和社会科学学位，1982年毕业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1990年在基辅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1996年起，担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历史学教授。2007年以来，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乌克兰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讲席教授，2013年担任哈佛乌克兰研究所所长。

他在哈佛主要教授和主持早期现代和现代东欧历史的课程和研讨会，涉及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等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他曾在2005年至2006年获得美国乌克兰研究协会颁发的最佳著作奖项。因对乌克兰研究的贡献而于2013年获得“安东诺维奇奖”，曾在2015年和2019年两次获得“普希金之家俄罗斯图书奖”。他被认为是东欧和乌克兰历史的主要权威，他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其中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

01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既是一场环境灾难，也是一场人道灾难。它彻底改写了历史，在全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暴露了苏联体制的缺陷，也影响了苏联内部的公众观念和政治变革。苏联政府最初试图淡化事故的严重性，这削弱了公众的信任，并导致对政府行为的更多审视。这场灾难助长了更广泛的不满情绪，对苏联的最终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苏联还深陷当时的冷战局势中不能自拔，为此，苏联制定了与其地位相配的能源目标。但集中规划和官僚主义的弊端，即只关注生产配额、有限的问责制、缺乏透明度和技术上的孤立，都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发生起了关键作用。

冷战是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及其盟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这种竞争和猜疑的气氛影响了苏联的政策和决策，包括与核能有关的政策和决策。苏联一直在努力维持其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种雄心壮志延伸到了能源生产领域。核能被认为是技术实力的象征，苏联领导人热衷于展示其将核能用于民用和军事目的的能力。

苏联是世界上首先成功将核能和平利用，建立起核电站的国家，苏联科学家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核能绝对安全。曾任苏联科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德罗夫就说过，石墨反应堆甚至可以安装在红场上，因为它和茶炊一样安全。

其实，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前，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核电站在1975年就出过一次几乎摧毁了反应堆的严重核事故，但整个过程被压下来，其他核电站人员无法得知相关细节，后来相同的错误得以重演。

苏联体制的特点是集中规划，决策由政府最高层作出，并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执行。这种结构往往导致反应能力缺乏灵活性，不同行政级别之间的沟通有限，信息受到严格控制，不利的消息或问题往往被淡化或压制。这种保密文化阻碍了关键信息的传播，妨碍了有效决策。

苏联经济按照政府制订的生产计划运行。这些计划非常强调达到生产配额，但往往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中，达到电力生产配额的压力可能促成了进行危险的安全测试的决策。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苏联与国际科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孤立限制了苏联在核安全等领域获得外部专业知识和最佳的实践机会。因此，苏联工程师和科学家可能无法获得宝贵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本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而缺乏透明的问责机制意味着错误和失败往往被掩盖或归咎于外部因素。由于承认错误可能会带来政治后果，因此这种缺乏透明问责制的情况延伸到了技术灾难中。官僚主义障碍和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使苏联难以对正在发生的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后，苏联政府最初对国内外都保持沉默。在爆炸发生后的最初几日，官方很明显地对事故装聋作哑、秘而不宣，甚至不顾民众安全，照例在基辅举行盛大的五一节游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核电站并且可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国家。官方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把失败都归咎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

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在第一份向国民公开的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讲话中，一大半内容在抨击西方政府。戈尔巴乔夫不仅对外隐瞒信息，还向自己的国民说谎。这一点与他倡导的开放和改革形象完全相反。

所有这些因素为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发生创造了环境，也将与核能相关的风险扩大，阻碍了预防或减轻灾难的努力。

这场灾难暴露了苏联的核工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缺陷。

02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使用的RBMK型反应堆是苏联核能项目的高峰。因为使用轻水作冷却剂、石墨作慢化剂，所以可以使用富集度较低的铀燃料（富集度在2%~3%的铀-235），因而大大降低了建设和维护的难度，也就降低了成本，同时还能提供很高的功率。但这种压力管式石墨慢化反应堆的设计存在固有的安全隐患，比如在控制棒尖端附着了石墨，由此导致其空泡系数偏高，并在低功率下不稳定。如果操作员违规操作，反应堆将会进入一个极不稳定的危险状态。

1986年4月25日深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四号反应堆计划进行一次安全测试。试验的目的是模拟停堆，确定反应堆的剩余能量是否能够为基本安全系统提供电力，直至备用发电机启动。 安全试验的计划时间很短，核电厂的操作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准备。此外，沟通中断和缺乏明确的程序也造成了操作人员的混乱。一系列的操作失误导致蒸汽爆炸，从而引发火灾和放射性物质释放。爆炸导致反应堆建筑破裂，引发石墨大火，大火燃烧了数天，将放射性微粒释放到大气中，形成了巨大的放射性云，随后放射性物质在周围地区降下。这导致大面积的土地和水源污染，影响了周围国家甚至更远地区的环境。污染对植物、动物和生态系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还将周边的森林“染”成了一片红色。

数千人因事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包括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事故发生后的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许多人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下，出现了辐射病，如癌症、甲状腺疾病等。大量婴儿出生时患有先天性疾病。长期来看，健康影响仍在持续。

事故还导致了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疏散，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禁区”，被永久废弃。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社会走向破裂。

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最初没有充分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安全试验的潜在风险，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未能掌握损失的程度。苏联当局也迟迟没有认识到灾难的严重性，延误了必要的疏散措施和救灾工作的实施。释放到大气中的放射性微粒被邻国的监测系统检测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国际上也因此加强了对核能安全的监管，并引发了对核电站和核安全的广泛讨论。这迫使苏联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认事故。

技术缺陷、准备不足和人为失误共同导致了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和爆炸。这场灾难事件突出表明，在核能等高风险行业，严格的安全协议、有效的沟通和透明的决策至关重要。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暴露了苏联政府沟通和应对机制的缺陷。最初对事故的轻描淡写削弱了公众对政府保护公民和有效管理危机的能力的信任。这种信任度的降低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民众更加强烈地要求政府提高透明度、加强落实问责制和保护环境。

03

浦洛基使用各种原始资料，包括解密的政府文件、目击者证词、官方记录和科学报告，努力进行平衡而细致的叙述，试图从有关技术、治理以及人类进步与环境之间微妙平衡的讨论中让读者对灾难及其影响有细致入微的了解。他考虑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包括核电站工人、工程师、政府官员、应急人员和受灾居民。这种充分的研究确保了他的叙述有理有据、准确无误。

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核反应堆的复杂技术、安全协议以及爆炸背后的物理学原理，让没有技术背景的读者也能掌握基本知识。与此同时，他还深入探讨了相关人员的个人故事，为读者提供了与灾难的情感联系。

他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置于更广泛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社会政治动态，强调了中央计划、保密文化，并展示了技术成就的压力所带来的挑战。这种背景的补充丰富了读者对灾难原因的理解。

浦洛基对导致核灾难发生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强调了有缺陷的反应堆设计、不适当的安全措施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因素，他鼓励读者思考核灾难对技术和政治体系带来的更广泛影响。

他的叙述是客观的，在论述苏联政府应对措施的不足之处的同时，也肯定了应急人员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为他的分析增添了可信度。

今天，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远远无法满足人类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核能都是可再生能源之外的另一选项。在经历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灾难后，我们应该吸取相应的教训，避免再发生重大的核灾难。